黄仁宇文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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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诛”。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２８岁，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１０００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是不着实际。况且又４００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
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７世纪这初第二帝国这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反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19、武则天
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攻击她，则明知所谓“杀子屠兄弑君鸩母”半系牵强虚构。并且她在不同名义之下主持中国的政局半个世纪，其影响之所及与历代帝王最有流风余韵的相比，并无逊色。所以事实决不会如此简单，可以由我们以“好”“坏”概括之。而我所讲授的，则又是中国史的纲要，也要与今人有关，因此更难。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获隋末从唐高祖发难，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门，并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半为皇帝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后，她就发付感业寺为尼，在这里她邂逅了高宗李治。兹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公元６５５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已在３０岁左右。
她自与高宗见面之后即有控制他的力量，无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后宫其他妃嫔，后４子则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玄宗有子３０人，宪宗有子２０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
高宗于６８３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两月，她又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皇太后称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更“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１５年。到７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才与世长辞，官方称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说她实际年龄为八十三。中宗复辟后５年据说为他的韦后所弑，但是韦氏想照样以女主临朝称制的计划则为李旦之部属所推翻。李旦于公元７０９年复位，是为睿宗。只是如此一来，李显与李旦，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唐朝其他１５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了。
武则天还有二处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处设铜轨接受密告。又任来俊臣为御史中丞（临察院副院长），他和他的特务人员拷讯的工具，惨极人寰，等于逼人自诬而就死地，经来审问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则天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少皇凯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爱薛怀义，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自谓履恩即系鬃发与趾泽间的情爱。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还有一位右补阙朱敬则的疏则更是唐突，引用外间传闻对武后的批评更为猥亵，她则批答：“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百缎。
有了这些不仁不正的行径，武则天仍被德宗朝贤相陆贽称誉。明朝以“非正规”态度评史的李贽和清朝以正规而又客观态度评史的赵翼，都对武则天留有好评。
仅从短距离侧视界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也象王莽，即系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更换其外观及名称。洛阳实际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权独揽之后又将之从“东都”改称“神都”。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旗帜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则施以浅紫色的账幔，八品以下官员过去服青者此时服碧。如果这时候有人骤到洛阳，很可能被这金碧辉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因为鸾台凤阁把一个大帝国的政府错认为一个动物园。
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旧唐书》云“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依赖武则天判断书牍，又让她“垂帘听政”，在皇帝宝座之后得悉召对臣下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间施行，除此之外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与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后在位５年间每年年号不同，为从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后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门，只因气喘不能上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成宣读大赦仪式。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例。李治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