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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部分

黄仁宇文集-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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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以来,西班牙有所谓“卡尔派”(Carlists)者,最初不过坚持王位由男性继承(拥戴王子DonCarlos而反对公主Isabella,所以有此名号),可是这正统的作风及组织延续而至20世纪,卡尔派成为思想上及行动上之极端保守集团,甚至认为铁道电讯全属淫技,而主张恢复历史上之宗教裁判。站在左派的则有无政府主义的工联派(Anarchosyndicalists,由无政府'anarchy'及工联(syndicate二字拼成),他们径自组织工人,在内战前夕有会员150万人,他们既不参加政府,也对所有的政府组织,不论其为前进或保守,一律反对(他们唯一参加投票是在1936年即内战前夕),并且他们痛恨天主教,不时焚烧教堂、刺杀传教士。而更有社会主义者也组织工人,策动罢工。所谓共产党员,反而人数较少,不极端张扬,只是受托洛茨基的影响。西班牙的教会则一向与大地主和军官勾结。此外还有加泰隆尼亚(Catalonia,东北角,工业比较发达),及巴斯克(Basques北部,乃人种语言的称呼)等等独立运动的组织。整个看来即是离心的力量强,缺乏统一互助的基础。

  以上的阵容本来已经具备了1936年至1939年内战的条件。而当时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及北非殖民地一般不稳定的情形,局面更难维持。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AlfonsoXIII)曾于1923年暂时停止宪法,令黎越拉(PrimodeRivera)专政七年,结果既不孚人望,且陷于全世界经济恐慌之窘局中,于1930年被迫辞职,国王亦于翌日出走,局势愈难收拾。加泰隆尼亚宣告独立,北部煤矿工人大罢工,勘乱时死3000人。左派人士则要清算教会,而最后左派各政党团体组织“人民阵线”(PopularFront),显然受苏联鼓励,于是佛朗哥(FransciscoFranco)以兵变而展开内战,他的部队称为共和军,得到希特勒及墨索里尼援助,两国派正规部队参战,德国并借此试验新武器。政府军获得苏联接济,远逊于法西斯集团之外援,但有不少国际左派及共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与。拥护佛朗哥者为天主教会、地主、工业家、卡尔派、军官、保皇党,和西班牙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Falange)。内中以中产阶级及下层中产阶级为主体,自此佛朗哥的运动也称长枪党运动。自他夺取政权至1975年去世,佛朗哥为西班牙之独裁者37年。

  长枪党运动,最初显系法西斯性质。党之标帜为一束箭,以牛轭套之。党的活动带有宗教式排场,佛朗哥除着军服外,亦着长枪制服。他夺得政权后,发还教会财产,提倡传统道德,钳制新闻与舆论,禁断其他政党,都不在话下。1939年,西班牙之监狱囚禁27万人。佛朗哥的政敌称他屠杀政治犯20万人,此数字可能高度的夸张,但是较正确的计算亦称内战结束后6年有28000人被处死。

  法西斯并非无条件的接受资本主义,佛朗哥之言词,可能带宣传性质,可是他在内战期间即已发表他的运动目的并非庇荫资本主义,而系保卫西班牙的经济利益。他曾自称:“我们出自中产及下层阶级。”他甚至提出让贫农获得土地不算完全解决问题,还要以金钱支持,使他们充分有能力经营,所以他主张宽泛的贷款,分散庞大的农产,造成中产农户。

  事实上长枪党运动尊重私人财产所有权,除了过去左翼团体及工会之财产外,很少有没收征发之情事。但是它使全国的雇主与劳工都配属于国家主办的工联之下,各行业在各地区组织有分联。控制方式着重人事上的拘束,凡大小负责任之职位概由上至下指派,于是整个生产与支配全受官僚组织节制,罢工闭厂全不可能。工资亦有一定的标准,若干社会主义性格的劳工福利亦在全国通行。生产与投资不复由私人企业家各自作主。长枪党最盛时有党员近百万,从旁有鼓动监视和宣传的功效。

  佛朗哥之运动,着重经济组织与经济纪律,他企望使西班牙自给自足,但是他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来改组社会。他个人独裁的成分强,但他的体制不能算是极权主义,因为虽系法西斯,它仍容许若干多元社会(pluralsociety)的成分,如1942年恢复西班牙传统里的议会(cortes)。一方面也是他运气好,刚一得到军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西班牙虽没有卷入战事(但西班牙的志愿军称“蓝色师团”曾参加德军攻苏),而整个世界都在军事行动之中。而且内外都预期西班牙随时有参战可能的当儿,他的严格管制也就可视为当然。

  西班牙经济之自给自足,始终没有做到。但是经过佛朗哥统治,已经成了一个有结构的组织,而尤以大战结束后,乘着欧洲的复兴,1948年至1958年之间有长足的进展,可以作为今日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分工合作的基础。佛朗哥事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抵御希特勒的压力,没有参加轴心国的战事。这是否因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决心,已无关宏旨,事实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战后才能和西方民主国合作,终于1953年以军事基地换得美援,从此进入西方民主国家的阵容。

  不为意识形态包围,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长处。长枪党成立时,本有极浓厚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势之发展使佛朗哥看穿无法实现开拓殖民地之美梦,他即主动放弃海外属地,不像荷兰与葡萄牙不识时宜。60年代各种罢工示威运动蜂起,他也决心在1966年将政权的硬度减轻,例如开后言论自由,以议会1/4的席次交由直接选举,使已婚妇女有选举权,法律上承认信教自由,停止长枪党控制工会。最后则指定卡洛斯(JuanCarlos)为储君及他本人之继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长枪党运动,自是才全面结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历史阶段。以一个法西斯的首脑,能在第二次大战后继续存在,已属不易,而且佛朗哥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然则赞赏独裁者非本书之宗旨。况且佛朗哥的政权在经济管制期间产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现贪污狼藉的情事。虽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学生,甚至教会,仍在批判、反对他的政权。佛朗哥放在口头上的救济贫农政策很少兑现。长枪党执政初十年很少有规划农村之事,以后经济情形好转,才逐渐施惠于农民。其重点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国家投资于灌溉及筑林、开拓荒地,放宽信用贷款、维持最低工资。虽有些贫农分得一些田地,但为数不多。而最有效的农村政策,并非将大地产分割为小块,而是组织贫农,将分割得至小此来彼往不便经营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农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当的增进。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农业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欧普遍的经济繁荣),农作物价格提升,同时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及国外,减少内地压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们更觉得有将历史视界放宽放大的必要。在现今国际场合中,西班牙实为小国(面积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国1/15,人口在1936年为2500万,在1975年为3500万,亦不过中国一省)。加以内战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工矿及商业基础,土地上增进开发的程度则有限。所以整个的改组与其从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门着手,完全放弃私人财产权一切重来(这也是当日人民阵线的计划,内战期间他们已在没收地产组织集体农场),不如从中层强制干预生产关系,来得迅速有效。只是两者都束缚人身自由,也都有残酷暴虐的趋向,很难使人事前判断谁是谁非,如是才有内战之展开。

  内战期间双方战死及伤重而死和在敌后被屠杀者27万人。又经过大变动,战后因各种原因陆续殒身超过寻常死亡率者,与前数合计可能共达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为不巨且深。如果这样的牺牲在历史上不是全无意义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改造期间难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内战一样,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纵横交流。所幸长枪党法西斯体制只为过渡期间的恶毒工具,从未被历史安排作为长远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车制造工业与化学工业不强,而以旅游为各种企业的最大宗,以全国40%的就业人员从事于服务性质之工作。也因为西班牙之历史与古迹及气候暨地理环境,才有此机缘。这一方面表示现今世界经济已超速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人类集体适应于经济趋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诚有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综合看来,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的基本法则只有一个,此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丹麦以割让国土而达此目的,西班牙则被法西斯体制统治40年而达此目的。重建一个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国,不可能解决西班牙内在的问题(从以后法国在北非的经验看来,恐怕只会增加问题)。而只有使农产品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都市经济对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进入一个小康局面。世事之发展如是,我们只有更注重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而不以意识形态看资本主义。具体的叙述与抽象的分析

  本书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责。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日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的建议,即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亦较资本主义为佳(前者即见于亚当·斯密笔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词又都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资本主义之重点在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牵涉到全社会)。

  同时,将“资本”这一因素仔细琢磨考察,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theoryofvalue)延伸到剥削论(theoryofexploitation)。这个办法将千变万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横解剖,左右逢源。这种办法固然有它启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经济研究的线索,不过过于接近哲学,不足为历史家的凭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为历史题材,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习惯、嫁妆及媒妁之出现都有事实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图而另创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经证实的事项交与这抽象的观念去权衡,则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识形态,已和历史研究相去至远。

  这本书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动辄包括数十年,也属于“大历史”的畸范。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图阐释白己的态度.现在不妨重述一遍:

  图上实线部分,代表人类之历史,它不过是自创世以来,和下接未来世界当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Kant)所谓“现象”(phenomena),两方之虚线部分则符合康氏所谓“超现象”(noumena)(康德之区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后排列次序。所以我们不能说以上之引证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词。然则在历史学眼光看来,时间亦可以算作一种原因作用,所以称“符合”,不算完全顶冒)。向外之长箭头代表人类之理想,经常有脱离现状的趋势,实际上这种向外扩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牵制,图上以较短之箭头表示之。结果人类采取的路线不外这两种力量凑合而成的总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脱离历史与地理之赋予,纵有突破性的进步,仍只在这弧线范围之内。实线前后的两段虚线,既属“超现象”,我们无法证实,也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断。人类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写历史,避免落入一个目的论(teleology)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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