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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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25、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一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的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有自觉中，完成了一项“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谬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温和，但是对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中作封桩库。他曾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的承认人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牙军”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召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樊盐酒超过以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此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的需要，也是各主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