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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部分

资治通鉴全译-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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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崐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互有石堤,激水使还,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21'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当以时定,请与群臣杂议。”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曰:“《礼》,天子七庙。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荀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览其议,制曰:“太仆舜、中垒校尉歆议可。”

  '21'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何武后母在蜀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丹见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书言:“古者谅暗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溷浊之应也。

  '22'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 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若是,其不久长矣。”丹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从弟子迁在左右,尤倾邪,上恶之,免官,遣归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复留迁。丞相光与大司空丹奏言:“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请归迁故郡,以销奸党。”卒不得遣,复为侍中。其逼于傅太后,崐皆此类也。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23'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垂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见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书奏,天子还汤,卒于长安。

  '23'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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