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的最后决斗:金融战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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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美市场的依赖程度。但与此同时，东亚地区许多经济体规模相对较小，市场需求有限，因此其经济结构仍呈保持外向型特征。这就要求该地区必需协调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在保持单一经济体外向发展的同时，降低各经济体之间在结构上的雷同程度，扩大地区分工领域，从而降低区域经济的一致性和依赖性。遗憾的是，在东亚地区，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再者，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来，泰国及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渐次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时期，这一时期对资本的需求呈跳跃性增长，大量的资本需求超出泰国等国的国内筹资能力，因而必须以优惠条件从国际金融市场筹资。然而，由于产业转移链条断点的存在，也由于泰国（等国）高企的利率的刺激，过多的投机性的短期资本流入，而且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这就为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打下了伏笔。
20世纪是美国的迅速成长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金融的发展史。在金融力量的推动下，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金融占国民生产总值20％以上，跟金融相关联度却高达50％至60％。而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所实行的一系列金融政策是失败的，因而导致这一地区经济慢慢衰退，最后被美国有机可趁。现在，中国金融市场大幅度对外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一方面给我们带来机遇，但更多的是一个挑战。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许多大国和强国，特别是有上百年历史经验的大鳄鱼，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慎重和足够的警觉性。
广场协议覆辙中国绝不能重蹈（1）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放开，中国的金融市场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上的巨额热钱一直关注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时刻准备着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中国的金融体系以“深刻的教训”。当中美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即将于2007年12月在北京举行时，11月19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网站上正式发布一年一度的对华审议报告，称应通过立法把中国的货币政策定为“非法出口补贴”，并敦促白宫向世贸组织提起针对中国的申诉。
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曾播出了主题为“金融大战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节目。节目回顾了历史上国与国之间金融战争的主要战例，并着重回顾分析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成因、过程、严重后果和教训。另外，节目还着重提到了我国当前的金融安全和金融风险的化解问题。这个节目最后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第二国防。
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年代，我们疏忽不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市场经济时代，美国梦想进一步主宰全球。一旦某个地区或国家经济有所起色，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投机资本就会暗地策划金融战争，结果往往是导致被袭国家和地区多年积累的财富被席卷一空。其中受到金融劫掠最严重的，就要数当年经济成就几乎颠覆美国霸主地位的日本了。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的经济一度迅猛发展。但是后来，日本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成为了一个威胁，美国便坐不住了。被金融战争劫掠后，日元急速贬值，国民财富一空。此后，日本经济十几年来一蹶不振。还有一个沉痛的例子便是当年如日中天的亚洲四小龙等东南亚国家，数十年辛辛苦苦取得的经济成就在短短数月间毁于一旦，积累的社会财富被劫去大半，许多市民不仅破产，而且成为负资产者。
金融大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会让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人间蒸发，也会让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瞬间坍塌。鉴于此，我们应该时刻谨记引发日本经济噩梦的“广场协议”。美国强制要求日元升值，究竟能产生什么样巨大的威力，竟能导致天文数字般的日本国民财富迅速蒸发。对于“广场协议”的评价，摩根？斯坦利的金融分析师史蒂芬？吉恩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那是日本最大的失策。这个协议让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汇率从260：1升至130：1。”
广场协议是由在纽约的广场宾馆签署而得名，这份沉重的协议使得日元对美元汇率到1995年一路上涨到了80：1，并导致了经济过热。当日本央行试图阻止日元继续升值和平抑物价时，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后果：侵蚀性的利率下降，接着是股市、地产、投资等领域泡沫的泛起。1989年，政府上调利率，以应付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但是，短期利率的倍增，却进一步把日本推进了经济持续衰退和金融危机的旋涡中。史蒂芬？吉恩认为，“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根本就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以下先看看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广场协议覆辙中国绝不能重蹈（2）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米切尔？布鲁梅萨（Michael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增强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布鲁梅萨的讲话导致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这个结果是美国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英国财政部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目的在于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PlazaAcomord）。“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急剧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务部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就可以了”。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达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兑美元升值一倍，日本对外贸易大幅度减少，贸易逆差一步步扩大。因此，业内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20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
吉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借口消除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并且威胁强化贸易壁垒来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以贸易加权计算，人民币每升值10％，出口就减少16。6％。按2004年的数据为基准，人民币每升值10％就会带来1000亿美元的出口萎缩。”换句话说，人民币的剧烈升值会对中国对外出口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看起来，中国正在遭受着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的待遇，而且，人民币持续升值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今天中国的情况和日本1985年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今天的中国也不是当日任人宰割的日本。一方面，人民币和日元都被低估，但相比之下，日元被低估地更为厉害。吉恩强调，按照购买力平价，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低估了20％，而研究指出人民币不过被低估了5％到10％。当然，另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吉恩认为，日本的教训给中国的官员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有了这前车之鉴，中国会避免致命的货币升值。我们知道，一旦重新踏上日本走过的这条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这样一个拥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市场，其后果足以严重到让中国失去稳定！“至少”，吉恩说，“中国应该避免被另一个广场协议所束缚。”比照日本，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是放宽外汇管制和实行更为自主的货币政策。
广场协议覆辙中国绝不能重蹈（3）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汇储备达到让美国感到不安的时候，美国的一贯措施是，以强权施压，迫使这个国家货币升值、升值、再升值，同时让本国金融投机机构伺机进入该国的股市、楼市等硬通货领域，疯狂地制造泡沫，同时抬高粮油期货价格，造成民众粮油等基本生活品通货膨胀，让股价、房价、粮油价格等冲破民众的心理承受极限，继而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造成高层官员意见分歧，引发政局动荡。一直让这些金融杀手赚到的钱足足可以把这个国家的本币和外汇储备全部架空之时，他们就会突然反手做空，一边欣赏掠夺来的胜利果实，一边看着彼国经济顷刻沦陷和政局动乱，继而插手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
这就说明了广场协议为什么会产生，这就说明了亚洲为什么会发生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
美国当然不会就此收手，因为它的竞争对手一直在不断涌现。而现在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便成为了它的眼中钉。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形式一直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和它的“世界第一”的权威。美国要继续做世界的霸主，就不会允许他国分羹。在中国这样的发展形式下，美国一直以各种借口对中国的经济进行干扰。不管是前段时间大家激烈讨论的中国人权问题，还是长期以来对中国统一台湾的干扰，或是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压制，都显示了这个霸国要打压一切竞争势力的决心。
现在，美国又使出了它惯用的一招：强迫人民币升值。这是它企图削弱中国经济实力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对此做出了许多应对措施，如实行国家外汇管制、汇率控制、打压房地产、控制股市、保持巨额外汇储备等。人民币正在努力顶住升值压力，政府正在着力减少经济泡末。但是，民怨正在不断积聚，资本家还在不断制造泡末，中美之战还将继续……
中国不是当年的日本，不是让美国玩弄于鼓掌的傀儡。但是金融之战分秒必争，瞬息万变，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随时准备应对强势金融势力的冲击。广场协议之覆辙，我们不可重蹈！
打赢金融战争必须以史为鉴（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金融战争带给我们的是惨烈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只有认真分析和领悟了一个金融体系的兴衰史，我们才能争对自身做好每一步规划，才能在下次危机来临之时沉稳应对。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007年8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3次学习会上，胡锦涛同志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2007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4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又指出，要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构建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体制机制，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的能力。即使在金融界，面对沉痛的历史教训，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一场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特别是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谁占领了金融战争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是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二是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说过：“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站在旁边看到了这场危机给国家、给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险的场面，因而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也使得我国在不断地反省，如果自己遇到金融危机有没有承受能力？1998年以来的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我国政府也确实在不断地反思金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业的竞争，在国际的资源配置方面谁能够有更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