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德莱奥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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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想要得到它。”布若泽·德斯特告诉我说，“美国人总是想要得到让他们恐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富勒烯会给他们的工业生产带来优势，使他们的经济坚不可摧。事实是，它们会毁掉他们的工业，摧毁他们的经济。有了这些东西，任何人都能造出他想要的东西。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经不住这样的打击的。”
我做信使的时间并不太长。对于社会上众口一辞的观念我总是表现得很反叛，布若泽·德斯特就欣赏我这一点——我成了他的私人助手。我制定交易，做记录。陪德斯特参加和其他谢里夫①大佬的谈判。恰卡离我们更近了，昔日的宿敌需要结成联盟，现在街上的武装分子因为共同的利益而需要组成同盟军。
【①谢里夫：原指乡村警察或郡长，文中意为黑社会老大。】
一天，布若泽·德斯特送给我一件用丝绸包裹的礼物。我打开了它，那是一把枪。
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一个十六岁女孩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礼物吗？这意味着把别人的生或死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会吗，我能吗，用它对准一个鲜活的肉体？不过很快一种强大的力量蔓延到我的全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握了权威。
“别太喜欢它了。”布若泽·德斯特警告说，“武器不能让你安全。这个世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对你，对任何人都一样。”
在回乔古路的路上，我把枪贴近皮肤，它像是团罪恶的烈火在我身体里燃烧。把它放在我们家里是不可能的，但金属加工厂的西蒙为我藏钱已经有一阵了，他会很高兴把枪藏在松动的砖头后面。他想使使那枪，我不答应，我猜在我离开后他还是会试试它的。每天早晨我把枪拿出来，再拿出一些吃午饭和用于贿赂的钱，然后就去工作。
有了口袋里的枪和钱，布若泽·德斯特的警告看起来是那么迂腐、胆小怕事。我年轻、灵活、聪明。只要我喜欢我就能让世界变得安全或危险。但在我十七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所说的事实还是出现了。
那天天很晚了，外面一片漆黑，我从教会成员中心外的马他图下车——父母不再问我那么晚去哪里了，也不问我的钱是从哪来的，这也证明了父母和我有多疏远了。
我立刻就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你如果是在街上混的，感觉就会变得很灵敏。人们在空地上不知所措地乱成一团。什么地方有女人的尖叫。我找到西蒙。
“出了什么事，我妈妈呢？”
“是耕地。他们冲进了耕地。”
我推开那些愚蠢、慌乱的基督徒。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了，玉米高过了我的头，黑黝黝的甘蔗发出轻轻的塞搴声。我在耕地的小径上迷了路。月亮躲在云后，城市的灯火照亮了天空但并没有投射光线。我循着声音走，直到看见了茎秆间的亮光：是火把和黄色的沥青火焰。声音现在靠近了，很嚣闹。是些人，喧哗的人。喧哗的人群总是让我不安。顾不上小心庄稼，我从玉米地里冲出来，撞落了许多成熟的玉米棒。
教会成员中心的妇女站在被践踏的庄稼地边。玉米、土豆、甘蔗、大豆都被踏倒了，拔了出来，剥了下来。
她们面前的是一群贫民窟的人。男人手拿火把和收割工具。女人的康加里盛满了偷来的食物。孩子的篮子和布袋里装满了掉落的豆子和掰碎的玉米。他们毫无羞耻地面对我们。在踏平的铁丝网外，更多的一群人等在市场前；这群鬣狗，如果暴民赢了，他们会冲进来加入抢劫，如果暴民输了，他们就会鬼鬼祟祟地溜回家。他们的数量比女人多。
二十比一。但我很镇定，我手里有枪。
“滚出这里。”我对他们怒吼着，“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
“也不是你们的。”领头的人说，他瘦得像具骷髅，光着脚，穿着一条破牛仔裤和一件破烂的肥料公司的T恤。他左手举着一盏罐头做的油灯，右手拿着弯刀。“它是从恰卡那借来的。恰卡会拿回去的。没人能拥有它。在它全部被夺走以前我们要拿我们能拿的。”
“去向联合国说去。”我叫道。
领头的摇摇头。人群又向前走了几步。妇女们忿懑地嘟哝着，紧紧地抓着锄头。
“联合国？你没听说吗？他们正在减少救济的努力。我们被留给了仁慈的恰卡。”
“这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种植它。我们需要它。离开我们的土地！”
“你是谁？”领头的讥笑着说。人群举着镰刀继续前进。
笑声激起了我身体里的黑暗面——这点布若泽·德斯特早就看出来了。它使我变得像战士一样好斗。愤怒和力量充斥着我的大脑，我拔出了枪，把它举过头顶。砰、砰、砰，枪声刺破暗夜。其后是比枪声更加让人震惊的寂静。
“怎么？这个孩子有把枪。”那个饥饿的男人说。
“这个孩子也会开枪。你会是第一个死的。”我说。
“也许。”领头的说，“但你只有三发子弹了。我们有三百双手。”
贫民继续前进，妈妈把我拉到一边。
他们在收割我们的玉米和甘蔗，一把把弯刀映射出黄色的火光。他们后面紧跟着妇女和孩子，在捡拾、筛滤、收集漏下的粮食。三百双手像蝗虫一样啃噬了我们的庄稼。
枪突然像杠铃一样沉重起来，迫使我放下了手臂。我记得自己因为挫折和羞愧而哭了。他们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我的决心、我的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盲目的勇敢、自负和虚伪的炫耀。
到了早上，田里一片狼藉，到处散乱着茎、秆和扯碎的叶子。没有一个可以吃的果实留下来。早晨，我等在在乔古路边，竖起大拇指要拦一辆马他图，我背着的运动背包里是我全部的财产。我又要开始做个难民了。那场争执是短暂的，无声的。
“这是什么？”母亲没有碰那支枪，她只是用手指着床上的枪质问我。
父亲对此甚至连看也没看。他弓着背坐在一张又深又旧的扶手椅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膝盖。
“你从哪弄来这种东西？”
我身体里的黑暗力量仍然很强大。在面对一群暴民时它失败了，但用来对付父母是绰绰有余了。
“从一个谢里夫那儿。”我说，“你们知道谢里夫是谁吗？他是个大人物。在他那儿我把恰卡的孢子藏在身体里，再把它们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任何愿意买的人。”
“不许这样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我不能？除了坐在这等待事情发生，你又做了些什么？我来告诉你惟一会发生的事：恰卡会到来，毁灭一切。至少我已经为这个家尽了自己的义务！至少我没让全家都被赶进下水道！至少我们不用去偷别人的食物！”
“污浊的钱！肮脏的钱，罪恶的钱！”
“当初给你钱时你可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们知道……”
“你问过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
母亲无言以对。她再次指了指枪，仿佛它是所有堕落的证明。
“你用过它吗？”
“没有。”我回答，等着她骂我是个说谎者。
“今晚你不是要用它吗？”
“是的。”我说，“我会用的，只要我认为它能起作用。”
“你到底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们什么也没做。”我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放弃了。你和他一样只会呆坐在那里。”父亲始终没说一个字。“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上帝是不会来帮你们的。如果上帝能，他会派来恰卡吗？上帝已经让你们成了乞丐了。”
这时父亲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
“离开这个房子。”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注视着他，“带上你的东西。走吧。现在就离开。你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以后也不要再回到这来。”
因此我带上装了我东西的包，把枪放在裤子里，钱放在鞋子里，走出了家门。
我觉察到了从每个房间，每个帐篷，每个小棚屋里投射来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基督徒也会拥有贫民窟的那种眼神。
布若泽·德斯特把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房间给我住。我猜他也许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上床。
这里气味恶浊，晚上又喧闹不堪，我还经常不得不离开房间给做生意的妓女腾地方，但它毕竟是我的家，我相信自己是自由快乐的。但布若泽·德斯特的话像施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些人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让人遭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安宁。
你什么也没做——我已经控诉了我的父母的什么都不做，但我都做了什么？等恰卡来了我能做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恰卡的边缘到了穆兰加，到了噶尼亚瀑布，到了锡卡，布若泽·德斯特的诅咒依然控制着我。
我看到政府在卡车和汽车的护卫下离开内罗毕前往蒙巴萨。在海尔塞拉西大道的咖啡店——我总是在那给我的信使买早餐咖啡——我看见长长的车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
一群捣乱分子乘着武装巴士在大街上乱窜，像放烟火似的放着曳光弹，直到联合国的重型军用运输车来驱赶他们。
我蹲伏在路边的沟里躲避正在为抢劫油箱而进行的激烈交战。之后我爬起来去了莫伊电信塔的观察站，看见战斗的浓烟在郊区燃起，在远处映衬着火光的薄雾边缘，在南面和北面，除了斑驳的暗褐色地面和贫民区飞扬的尘土外，就是恰卡的奇形怪状的颜色。
我看到报纸宣布2013年，7月18日，两个恰卡的边缘将相遇，内罗毕将不复存在。哪里是安全的？冥冥之中我似乎听见德斯特的声音。你打算做什么？
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最后时刻还算是容易的。一口气吐出再没有吸进。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变凉继而凝结。最后的意识在大脑中渐渐淡去。但如果是在死亡刚开始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吗，比如，当身体进入最终的衰竭？当第一个细胞变黑成了癌？当我们把自己的DNA传给人类新的一代，我们自己的基因变成多余？当我们出生时？一个公务员告诉过我，在他们填好你的出生证明时，他们也准备了你的死亡证明。
内罗毕的死亡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通过间谍卫星和摄像飞船看到了它死亡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城市，要确定它终结开始的时间更加不容易。有人说是从联合国撤出内罗毕，整座城市不设防开始。有人说是在恩巴卡西的电力工厂关闭，输送到海岸的燃料和电力被切断时。有人说是在第一个孵化塔出现在西地的大街上时；电视新闻的画面上六角形的恰卡苔藓缓慢淹没了“欢迎到内罗毕”的路牌。对我而言，它是从我和布若泽·德斯特在楼上俱乐部后面的房间睡觉开始。
我告诉他我是处女。
“我总是把你当成一个基督教孩子。”他说。虽然我的童贞使他兴奋，但他从没有试图强迫或无礼地侵犯我。
当时我很紧张，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只是假装很享受它。事实是我根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干吗要做这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罪犯，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城市联系起来。
虽然他很温柔体贴，但我们再没有睡在一起。
内罗毕的最后几个月是艰难的时光。有时候日子是那么难熬，我们只能靠回忆一些美好的、光明的事情来度过。我试着诚实坦然地面对最后的时间。
现在我十八岁，自我离开乔古路已经有一年了，我再没看见我的父母和小蛋。我承认自己很骄傲，抱怨父母，也腮陡害怕，但没有一天我不惦记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亏欠他们的内疚。
第九章
恰卡自两面进攻：一个从南面推进；一个从北面突袭穿过曾经富饶的西部郊区和格罗夫花园区。肯尼亚军队在那防御，向被称之为“长城”的植物壁垒发射迫击炮，用炮轰来攻击孵化塔。但这就像是在向大海扔石头一样毫无效果。
在南边，联合国把国际机场以各种价格开放。在他们之间，街头的武装分子像街上的野狗似的互相厮打。同盟形成又在同一天瓦解。邻居反目为仇，兄弟互相残杀。内罗毕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散布着子弹壳和烧毁的武装巴士残骸。坐落在莫伊大街上的橱窗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没有一家商店能在洗劫中幸免于难。在所有这些之间还有一千二百万居民和民防队。
我们也结成了自己的联盟——民防队。我们和莫穆比达成默契，他们刚和哈兰血腥地结束了协议；哈兰是谢里夫巨头之一，他们和黑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黑狮想在恰卡走后成为新秩序的主宰。愚蠢、自负的索卡小子已经在一夜之间被炬目东狮分队一扫而光。改装的小巴士和足球队队服根本打不过俄国产的装甲运兵车和光散射战斗服。德斯特的联合也是不稳定的：民防队很有钱也很有影响，但没什么力量。除了我们那上个世纪中叶研制出的AK一47步枪和酷酷的街头制服——在最后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一套制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连索卡小子也能打败我们。我们是罪犯，不是斗士。
北边的里穆鲁、提贾尼、基亚布。南边的阿锡河、马塔西亚、恩巴卡西。这里恰卡吞了一所房子，那里恰卡吞了一所学校、半个教堂、四分之一的街道。每天50米。不会更快，也不会更慢。
当东非保卫军的司令部宣布恰卡的边界到了恩加拉，我开始转移。我穿着德斯特女郎的制服——聚氯乙烯材料做的斑马条纹的长外衣，它正好遮住了我的热裤。
我乘了辆出租车去美国大使馆。司机从河边绕道而行。
“‘滑翔机’落在了里穆鲁路上。”司机解释说。
“滑翔机”的样子吓了我一跳，它们像是从孵化塔上飞出的一些巨大的塑料蝙蝠，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伸展翅膀越过城市上空撒下恰卡的孢子。在我看来那些就是黑暗的死亡之翼——我的脑海里还保留着很多旧约全书里的想像。
军队打掉了附在塔上的一些，直升机在空中又打掉了几个，但仍有不少已经把孢子撒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