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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官规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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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拉拢(12)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诗中称张九龄是“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的“大君子”。王维这次授官是靠拢张九龄的结果,献诗中这样的语句,当然很容易看出这是王维“曲私”之求的感激阿谀之辞。
  凭着依附张九龄的力量,王维很快又升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最后升到相当于副宰相的给事中,距宰相之位只有半步之遥了,可这时天下已经大乱,“安史之乱”爆发了。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和三五近臣,仓皇离京逃往巴蜀。王维追随不及,被安禄山的军队俘获,押往东都洛阳,打入大牢。
  安禄山也知道王维的大名,也挺爱惜人才,就下令放了王维,并劝说王维出来做官。王维不从,但安禄山哪管他从与不从,强行塞给他副宰相(给事中)一职。在强权之下王维胆怯了,被迫接受了伪职。
  历经官场多年后,王维已经看出安禄山政权不过是明日黄花,于是在安禄山政权里当官时,大胆地向李氏王朝表心,写下了一首怀念李唐王朝的诗《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首诗最后传到在灵武即位的新皇帝李亨耳朵里,他叹道:“王维是忠臣。”
  一年以后,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二京,李亨开始清算“安史之乱”中的变节分子。那些任过伪职的人纷纷落网,但王维由于这首诗的缘故,不但没有获罪,反而得以留在朝中担当要职,最后居然升迁为尚书右丞,是个正四品下的大官。
  仕途中的文人,最看重一个“忠”字,所谓“君辱臣死”,为臣的如不能救国家、君主出水火,就应以“死节”表示一种态度。这样的忠臣当时是有的。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兄长颜杲卿,就是在“安史之乱”时不降叛贼而被残忍杀害的,可是王维却立于两种官场中不倒。当然王维那首怀念唐王朝的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幸运的是这诗又被关键人物知道了。
  唐代是产才子的时代。在唐代做才子不容易,从做才子到做官亦非易事。才子们必须取得权贵们的推荐,但权贵也要选择关键的人物,就像现在出国读博士需要有导师的推荐信一样,越是有名气的老师的推荐信就越有效。没有权贵们的荐举和提拔,就没有才子们的平步青云。唐代的才子们并非书呆子,他们为取得最好的推荐,早已练就了十八般技艺,堪称全才。
  兵家里说,擒贼先擒王。在官场上,小人物要紧紧靠近最重要的人物,也只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提携自己并保证自己在官场上的上升之势。王维显然做得非常到位,在官场上当官,道德、学问、能力都要有,但更要有后台。所以,自古即有“朝内有人好做官”之说。凡做官者,寻找强大的后台是在官场生存的要务之一。凡是官员都心知肚明,有了后台自己不仅升官有望,且可放胆为官。
  大官有自己的大山头;中官有自己的中山头;小官有自己的小山头;可谓有官必有山头。何谓山头?即众官员以某官员为中心结成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在上为官者任命下属官员,首先考虑的是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位置,以便自己掌握更多更大的权力。谁是自己的人?在上为官者心中自有标准:谁最会揣摩、意会、实践自己的心事?谁最敢为自己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忠心不二?在下为官者,为了能做更大的官,捞取更大的既得利益,不惜奴颜媚膝、卖身投靠、投其所好,以博一逞;自己的作为是否有损做人的道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博得了上司的青睐、上司的欢心、上司的信任。

套拉拢(13)
●挤进幕府
  中国古代幕府是一种私人性质的组织,可是却能成为一部分小人物的升官之道。特别是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落第的落魄文人,在十年寒窗后屡试不中,又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不得不丢开文人的面子,先屈就于达官贵人的家里混口饭吃,同时又依附达官的权势以获得升官的机会。
  在一般情况下,到大官家做幕僚当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升迁也并不是很快,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就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马周,就是投靠常何门下做幕僚升成大官的。在唐·趙璘《因話錄》有一个记载,说有一个叫李石的,原来是虞承宣的门生,但是他在幕府里面没有过几年,就因为向朝廷奏事被朝廷给相中了,于是,就给他赐了紫服,很快升了官。当他穿紫色衣服的时候,那个虞承宣还穿着绯色的衣服。唐人的官职高低往往是从衣服的颜色来进行判别的。门生已经当了高官,而他的老师还在幕府里呆着。当上大官后的李石也组织了自己的幕府,一个叫崔铉的在他的幕府里面做幕僚,没待多长时间,崔铉就被擢拜翰林,第二年,竟登上了宰相的位置。
  由此可见进入幕府当幕僚能快速升官的虽然不多,但是因为它真实地发生过,所以就对广大的文人士子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就不难看出,古代很多文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参加幕府了。因为入幕以后,为日后入朝做官创造了条件,它无异于在文人面前展示出了一条绝不亚于科举考试的辉煌道路。
  除此之外,文人热衷于入幕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的处所,并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历代考进士的考生都是非常多的,每年有一两千人。但考上的人很少,大多数都名落孙山,那么这些落第的士子怎么办?对这样一些在寒风苦雨中匆匆来去的落第举子来讲,他们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之艰难的。摆在他们前面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回到家乡,继续苦读,以待再考;另一条就是寻找安身之处、效力之所,既借以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又通过实际事务的磨炼增长才干,以图以后进入朝廷。显而易见,后一条路更具有现实性,更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于是借着入幕来解决衣食问题,进而实现自己未竟的愿望和理想,就不能不是唐代众多文人竞相选择的一条路途了。
  唐朝散文大家韩愈就是先由考试不得,后三次进入幕府才走上当官之路的。贞元八年二月,韩愈又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终于以第十三名登科。当年同榜登科的共有三十二人,那一榜被称为“龙虎榜”。这一年,韩愈是二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急欲参政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十月,他参加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初试的时候,他已经和李观、裴度三个人一起被选上了。不料在上报中书省复审的时候,他被博下,被黜落,而由另一个人来取代他。韩愈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入仕,他还是压下了火气,为下一年做准备。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贞元九年,他再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结果仍然是事与愿违。到了贞元十年十月,韩愈第三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结果仍然没有被录取。
  十年求官,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最后只得到一个进士的虚名而未捞得一官半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韩愈仍然没有对求官之路心灰意懒。从正月到三月连续给当时的宰相写了三封信,请求宰相援引。可能是宰相太忙,或者像他一样给宰相写的信多如雪花,亦或这时的韩愈还不够谦虚,还不懂为官的圆滑之道,语言不足以打动宰相大人,结果韩愈向大人物求官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遭受到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之后,韩愈带着一颗布满伤痕的心离开长安回到家乡,过着“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唐·韩愈《县斋有怀》)的生活。早上吃饭,肚子吃不饱,冬天穿的衣服刚刚把自己的躯体给遮蔽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套拉拢(14)
于是,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高傲的文化人终于提出了要依附王公贵人的观点。韩愈自己写到:“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
  文人,特别又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理想高远的志士,终于醒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去依附于王公大人,谄媚于王公大人,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只要观念改变了行动就变得理直气壮。于是韩愈很快就向王公大人们靠拢了。这种靠拢方式就是上面说到的入幕府,说白了就是做“食客”。
  韩愈的第一任幕府主人是汴州刺史董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三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东都留守。东都留守的职责是总理洛阳军民、钱谷、守卫等事务,相当于东都军政的一把手。
  韩愈的运气来了——经人推荐,他结识了董晋。董晋欣赏韩愈的才气,有意提携他。这年七月,宣武军(驻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死,董晋调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到汴州上任,带上了韩愈,提拔他做了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负责刑狱司法工作。这一年,韩愈29岁。至此,满腹经纶的韩愈总算当上了官,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没过多久,韩愈的幕主董晋逝世了,韩愈就扶着他的灵柩,送到他的家乡去。幕府发生兵变,这时候韩愈的家小还在幕府中,所以他非常焦急。等了几天,看到兵变逐渐停息,他就悄悄地跑回去,把自己的家小接出去,离开了汴州。
  有了第一次入幕府当这种不在编的官员经验后,韩愈很快就又谋求到他的第二任幕主。他进入了徐州张建封的幕府做了节度推官。在张建封的幕府里面,由于张建封对他的幕僚要求非常地严,韩愈远不如在汴州的时候那样从容,那样闲暇。所以他常常和张建封为了管理得过于严格而发生争论。他曾经给张建封写过一封信,说是你让我们大清早、天不明就要入幕,晚上到了日落我才能回去,这不是待贤之道,我受不了。在几次争论之后,韩愈就决计要离开了。离开后,韩愈觉得以自己积累下的能力远不止做个边远地区的门客,就赶赴京城再次向朝廷求官,这次韩愈得到一个“四门博士”的头衔,但这并不是一个官,相当现在的一个大学里的副科老师,是一个闲职。但这多少还是让韩愈进入了中央朝廷官员的编制。为了能实现报负,也让自己手中有些实权,韩愈第三次开始巴结和谄媚王公大人。这次巴结的是京兆尹李实,也就是京城的市长。
  这次攀得高,韩愈自然也下了不少功夫。京兆尹是京城最高的行政长官,位置特殊,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唐德宗宠信李实,让这厮当了京兆尹。大家建议韩愈奉承李实,是想让李实在皇上面前为韩愈说个好话,以求得官。
  韩愈首先就为这个李实写了篇歌功颂德的美文《上李尚书书》,信中韩愈大胆恭维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未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我来京城十五年了,见到的公卿大臣很多,但还未见过像您这样爱国如家的呢!又说:“我非常仰慕您,即便我早出生千百年,也会敬慕李大人!能在这个时代遇到您,真是太幸运了!谁不想追随您,为您效犬马之劳呢?”
  这马屁拍到家了!很肉麻。李实读了信,非常高兴,立即向皇上推荐韩愈。36岁的韩愈马上就由四门博士晋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纠察百官,正八品下,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韩愈的谄媚之功完全没有白费。
  官场自古就是一个人人想吃的大蛋糕,想进入的人很多,进入的途径却很少。从一开始的游说跑官到后来上征下举,这些路子不仅窄,而且严格。就算到了后来,国家实行公平的科举考试给想为官的人拓开一条更宽的路,但能挤上这条路,进入官场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在国家规定的考试及第后,还有一个试用期和一系列的考试。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常常那些文采了得、中了进士的人仍然会望官兴叹。于是小人物想当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见机行事,先靠拢王公大人们,依附于他们再长官,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幕僚也是官场上 “官”系网的一条通路。清朝时,一个地方长官到任时,就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组工作团队,办理政务的有自己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重要政务、办理具体事务的有私人招募或由人推荐来的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签押”、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长官左右的“跟班”、外出接洽的“执帖”等,统称为“长随”或“长班”。本地政府机关现成的由书吏、衙役组成的班子再也不能发挥正常的公共职能,都必须听命于“内衙”的指挥。
  清末官僚曾国藩幕府的盛况,让当时的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国藩幕府,集天下优秀之士83人,薛福成本人尚未列入。后世学者统计则超过薛福成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出名的小人物,后来却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里面就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
  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小人物通过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如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更为突出的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反用文士将兵,异军突起,运用他们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发挥了比武将更大的作用。随着曾国藩的不断提升,这些幕僚可谓是“鸡犬升天”,许多人到最后被保举为封疆大吏,他们多数是由曾国藩大力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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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多人不怪(1)
封建时代,“礼”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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