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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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的，因为要谈到社会上有些中伤的造谣阴谋，也许可供处世者避免陷害的参考。
也许诸君里面有许多人还记得，在马占山将军为抗敌救国血战嫩江的时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论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外，并承国内外读者的跃踊输将，争先恐后地把捐款交给本刊汇齐汇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账的算账，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从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这次捐款数量达十二万元，我们不但有细账，有收据，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后来因人数太多，纸张所贴不资，特在《征信录》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并且由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查账，认为无误，给予证明书公布。这在经手公款的人，手续上可说是应有尽有的了。但是后来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谣言，说我出国视察的费用是从捐款里括下来的！我前年回国后，听到这个消息，特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请律师（陈霆锐律师）再为登报宣布。但是仍有人以故作怀疑的口吻，抹煞这铁一般的事实！这样不顾事实的行为，显然是存心要毁坏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但是终于因为我有铁据足以证明这是毁谤诬蔑，他们徒然“心劳日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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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社会的信用（2）
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诬蔑是不足畏的。
32立场和主张（1）
黑暗势力的陷害方法，除在经济方面尽其造谣的能事外，还有一个最简便的策略，那便是随便替你戴上帽子！这不是夏天的草帽，也不是冬季的呢帽，却是一顶可以陷你入罪的什么派什么党的帽子！其实戴帽子也不一定是丢脸的事情，有害尽苍生的党，有确能为大众谋幸福的党；前者的帽子是怪可耻的，后者的帽子却是很光荣的。但是这不过就一般说，讲到我个人的实际情形，一向并未曾想到这个帽子问题；再直截了当地说一句，我向来并未加入任何党派，我现在还是这样。我说这句话，并不含有褒贬任何党派的意味，只是说出一件关于我个人的事实。但是同时却不是说我没有立场，也不是说我没有主张。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我心目中没有任何党派，这并不是轻视任何党派，只是何党何派不是我所注意的；只须所行的政策在事实上果能不违背中国大众的需求和公意，我都肯拥护；否则我都反对。我自己向来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因为我这样看法：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了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
我虽有明确的立场和主张：但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看法，所以向来未曾加入任何党派。现在呢？现在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万分急迫的时候，除少数汉奸外，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在挣扎着避免沦入亡国奴的惨劫。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提倡民族统一阵线来抢救我们的国家，要全国团结御侮，一致对外，我更无须加入任何党派，只须尽我的全力促进民族统一阵线的实现，因为这是抗敌救亡的惟一有效的途径。民族统一阵线或称联合阵线，或称民族阵线，名词上的差异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彻底了解这阵线的意义和它对于抗敌救亡的关系。所谓民族统一阵线是：全国人民，无论什么阶级，无论什么职业，无论什么党派，无论有什么信仰的人们，都须在抗敌救亡这个大目标下，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在这个民族阵线之下，全国的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都须集中于抗敌救亡。为保障民族阵线的最后胜利，凡是可以增加全国力量的种种方面，都须千方百计地联合起来；凡是可以减少或分散全国力量的种种方面，都须千方百计地消灭或抑制下去。无论任何个体和个人，任何集体和集团，纵然在已往有过什么深仇宿怨，到了国家民族危亡之祸迫在眉睫的时候，都应该把这深仇宿怨抛弃不顾，联合彼此的力量来抢救这个垂危濒亡的国家民族。
这不是空论；这是中国在当前危迫时期内的大众在主观方面的急迫要求，也是侵略国的严重压迫和残酷进攻在客观方面所造成的需要。这是现阶段中国前途的大势所趋，我们只须本着这个认识，以国民的立场，各就各的力量，从种种方面促其实现，前途是有绝对胜利的把握的。如有逆着这个大势而自掘坟墓的，必然要自趋灭亡，绝对不能阻碍这个大势的推进。我们所要努力的是在积极方面促进这个伟大运动的实现。
再就具体一些说，民族统一阵线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武力虽非抗敌救亡的惟一工具，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外患如此急迫，中国人如以仅有的武力消耗于内战，即是减少对外的力量，即是间接增强侵略国加速沦亡中国的力量。为增强整个中国抗敌救亡的实力计，停止一切内战是有绝对的必要。第二个条件是要解放民众救国运动。军力必须和民力配合起来，才有动员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的可能。所以关于民众救国的组织和救国言论的自由，必须有切实的开放和保障。
关于民族统一阵线的研究，我在所著的《坦白集》里已有较详的讨论，在这里只提出尤其重要的话，来说一下。这是我就大众的立场，根据大众的利益，断然认为是当前抗敌救亡的最重要的主张。只须能尽我的微薄的力量，推进或促成这个主张的实现，任何个人的艰险，是在所不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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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立场和主张（2）
当然，我们对于国事的主张是要根据当前的现实，我在这里所提出的，只是专就抗敌救亡的现阶段的中国说。
33深夜被捕
我对于国事的立场和主张，已很扼要地谈过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主张，有许多热心救国的朋友们也都有这同样的主张；这不仅是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的主张，我深信这主张也是中国大众的公意的反映。于是我们便以国民的地位，积极推动政府和全国各方面实行这个救亡的国策。我们自问很坦白，很恳挚，除了救国的赤诚外，毫无其他作用，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和六位朋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诸先生——竟于去年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在上海被捕！
在被捕的前两三天，就有朋友传来消息，说将有捕我的事实发生，叫我要特别戒备。我以胸怀坦白，不以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这时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六点钟我赶到功德林参加援绥的会议，到会的很多：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等等，都有人出席。我于十一点钟才离会，到家睡觉的时候已在当夜十二点钟了。我上床后还在想着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论应该做什么题目，所以到了一点钟模样才渐渐睡去。睡得很酣，不料睡到两点半的时候，忽被后门的凶猛的打门声和我妻的惊呼声所惊醒。我在床铺上从睡梦中惊得跳起来，急问什么事。她还来不及回答，后门打得更凶猛，嘈杂的声音大叫其赶快开门。我这时记起前两三天朋友的警告，已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的妻还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把无稽的谣言——我事前认为无稽的谣言——告诉她，免她心里不安。她还跑到后窗口问什么人。下面不肯说，只是大打其门，狂喊开门。她怕是强盗，主张不开。我说这是巡捕房来的，只得开。我一面说，一面赶紧加上一件外衣，从楼上奔下去开门。门开后有五个人一拥而入，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好手枪，作准备开放的姿势。他一进来就向随来的翻译问我是什么人，我告以姓名后，翻译就告诉他。他表示惊异的样子，再问一句：“他是x x x吗？”翻译再问我一句，我说不错，翻译再告诉他。他听后才把手枪放下，语气和态度都较前和缓得多了。我想他想像中的我也许是个穷凶极恶的强盗相，所以那样紧张；后来觉得不像，便改变了他的态度。他叫翻译对我说，要我立刻随他们到巡捕房里去。当时天气很冷，我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睡衣，外面罩上一件宽大的外衣，寒气袭人，已觉微颤，这样随着他们就走，有些忍受不住，因为翻译辗转麻烦，便问那位法国人懂不懂英语，他说懂。我就用英语对他说：“我决不会逃，请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请你上楼看我穿好一同去。”他答应了，几个人一同上了楼。他们里面有两个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来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位法国人和翻译；还有两个是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上楼后我问那个法国人有什么凭证没有，他拿出一张巡捕房的职员证给我看。我一面穿衣，一面同那法国人和翻译谈话。谈话之后，他们的态度更和善了，表示这只是照公安局的嘱咐办理，在他们却是觉得很抱歉的。那法国人再三叫我多穿上几件衣服。公安局来的那两位仁兄在我小书房里东翻西看，做他们的搜查工作。我那书房虽小，堆满了不少的书报，他们手忙脚乱地拿了一些信件、印刷品和我由美国带回的几十本小册子。这两位仁兄里面有一位面团团的大块头，样子倒很和善，对我表示歉意，说这是公事，没有办法，并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在弄口亲眼看见你从外面回家，在弄口走下黄包车后，很快地走进来。我想你还不过睡了两小时吧！”原来那天夜里，他早就在我住宅弄口探察，看我回家之后，才通知巡捕房派人同来拘捕的。我问他是不是只拘捕我一个人，他说有好几个。我想一定有好几个参加救国运动的朋友们同时遭难了。我心里尤其悬念着沈钧儒先生，因为沈先生六十三岁了，我怕他经不住这种苦头。我除穿上平常的西装外，里面加穿了羊毛绒的里衣裤，外面罩上一件大衣，和四位不速之客走出后门。临走时我安慰了我的妻几句话，并轻声叫她于我走后赶紧用电话告知几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后，公安局的人另外去了，巡捕房的两个人用着备好的汽车，陪着我乘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去。到时已在深夜的三点钟了。我刚下车，由他们押着走上巡捕房门口的石阶的时候，望见已有几个人押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离我有十几步路，我才知道史律师也被捕了。
34到捕房（1）
我于十一月廿二日的深夜被押解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在捕房门口下了汽车以后，那个法国人和翻译在我左右拥着走上石阶。这时那翻译不但在旁拥着我，而且用一只手挟着我的手臂。我向来没有做过犯人，这是破题儿第一遭，心里想这明明是怕我逃走的样子，突然发生着奇异的感觉。刚走上石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挟持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她身上穿着西式的妇女旅行装，上身穿的好像男子西装的上身外衣，下面穿的是好像水手穿的广大裤脚管的裤子，外面罩一件女大衣，全身衣服都是黑色的。我看她的态度很从容，偶然回过脸来，脸上还现着微笑。我们相距约有十步左右。我本想走快几步凑上去问她沈钧儒先生是不是也已被捕，因为我心里时刻担忧着他老先生的安全。可是在我左右挟着我的人看见前面有史女士在走，反而停住我不许走，等了一下，史女士已走远了，才许我再举步继续向前走去。我心里又想，这大概是因为犯人需要彼此隔离的。
我被拥至二层楼上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到后即由那个法国人问话，并由那个同来的翻译在旁担任译述。他先问我的姓名、年岁和职业，加入了什么政治团体。我承认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但是从来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他问救国会的宗旨，我说是主张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并问他：“假使你们法国也被别国侵略，你立于国民的地位，要不要起来主张抵抗这侵略？”他点头微笑。谈到这里，他很客气地说，捕房捕我，不过是应中国公安局的要求。我说我要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说中国公安局告我是共产党！我说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一边问，一边就笔录下来。大概问了半点钟。他坐在办公桌的后面问，翻译坐在办公桌旁边译，我就坐在办公桌的前面，刚和他相对。问后那个法国人走了，那个翻译对我说：“对不住，今天夜里要请你住住监狱，明天上午八点钟才送法院。”我默然。他接着说：“不过你们是上等人，我们可以把你送到上等人的监狱里去，不致和那些龌龊的苦力混在一起。”我仍然没有什么话说，只有随他到楼下去。
他带我到楼下的另一间办公室，也许是巡长室吧，里面有个柜台，柜台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法国人（也许是巡长），还有个穿便服的法国人跑出跑进。离柜台略远处有个栏杆，这栏杆里面大概是预备犯人立的地方。他们就叫我立在这栏杆里面。房门口有安南巡捕守着。我在那里大概立了一小时左右，有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押着史律师进来。他们叫她站在柜台和栏杆之间，我们仍不许谈话，只能远远地点头微笑而已。再等一会儿，有一个安南巡捕和一个好像“茶房”模样的中国人进来。这中国人问我犯什么罪，我说犯“救国罪”，他也莫名其妙，土头土脑地走了。这个安南巡捕就开始向我身上搜查，用两只手在我衣服上摸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