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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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许多青年里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类的影响，于是我的婚姻问题也随着发生过一次的波澜。
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里混着，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那时我虽在学校时代，五四运动的前奏还未开幕，对于这件事只有着糊里糊涂的态度。后来经过“五四”的洗礼后，对这件事才提出抗议。
我的未婚妻叶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诗礼之家”的“闺女”，吟诗读礼，工于针黹，但却未进过学校。这虽不是没有教育的女子，但在当时的心理，没有进过学校已经是第一个不满意的事实，况且从来未见过面，未谈过话，全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约，那又是第二个不满意的事实。但是经我提出抗议之后，完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毫不相干的两方家长固然大不答应，就是我的未婚妻也秉着“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情愿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是这件事便成了僵局。但是因为我的求学费用，全由我自己设法维持，家里在经济上无从加我以制裁，无法干涉我的行动。在两方不相下的形势里面，这件事便搁了起来。直到我离开学校加入职业界以后，这件事还是搁着。但是我每想到有个女子为着我而终身不嫁，于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只是个时代的牺牲者，我再坚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牺牲而已，因此虽坚持了几年，终于自动地收回了我的抗议。
我任事两三年后，还清了求学时的债务，多下了几百块钱，便完全为着自己的结婚，用得精光。我所堪以自慰的是我的婚事的费用完全由自己担任，没有给任何方面以丝毫的牵累。家属不必说，就是亲友们，我也不收一文的礼。婚礼用的是茶点，这原也很平常，不过想起当时的“维新”心理，却也有可笑处。行礼的时候新郎要演说，那随他去演说好了，又要勉强新娘也须演说；这在她却是个难题，但是因为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这几句话的临时敷衍，却在事前给她以好几天的心事。这也罢了，又要勉强岳父也须演说。这在男子原不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可是因为我的岳父是百分百的老实人，生平就未曾演说过，他自问实在没有在数百人面前开口说话的勇气，但是也因为要迁就我，也只得勉强说几句话。他在行礼前的几天，就每天手上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十个字的短无可短的演说词，在房里踱着方步朗诵着，好像小学生似的“实习”了好几天。可是在行礼那天，他立起来的时候，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勉强说了三两句答谢的话就坐了下来！我现在谈起当时的这段情形，不但丝毫不敢怪我的岳父，而且很怪我自己。他老人家为着他的自命“维新”的女婿的苛求，简直是“鞠躬尽瘁”地迁就我。我现在想来，真不得不谢谢他的盛情厚意，至少是推他爱女的心理而宽容了我。我现在想来，当时不该把这样的难题给他和他的女儿做。
结婚后，我的妻待我非常的厚。她的天性本来非常笃厚，尤其是对于她的母亲。我们结婚不到两年，她便以伤寒症去世了。她死了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感到她的待我的厚，每一想起她，就泪如泉涌地痛哭着。她死后的那几个月，我简直是发了狂，独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处，在灵前对她哭诉！我生平不知道什么叫做鬼，但是在那时候——在情感那样激动的时候——并无暇加以理解，竟那样发疯似的常常跑到她的灵前哭着诉着。我知道她活的时候是异常重视我的，但是经我屡次的哭诉，固然得不到什么回答，即在夜里也没有给我什么梦。——老实说，我在那时候，实在希望她能在梦里来和我谈谈，告诉我她的近况！这种发疯的情形，实在是被她待我过厚所感动而出于无法自禁的。我在那个时候的生活，简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动中，几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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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年的练习（1）
民国十六年，张竹平先生接办《时事新报》，他自己担任董事长，拉我去担任秘书主任。当时张先生对于《时事新报》抱着很大的希望，拉的人很不少，总经理由潘公弼先生担任，总主笔由陈布雷先生担任。张先生仅主持大计，我和潘先生都全日在馆办公，我们两人在一间办公室里。潘先生当时在新闻界已有了十几年的经验，我和他相处一年，在学习方面得到不少的益处。我以前曾经谈过在申报馆里“练习”了三星期，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
时事新报馆的事情既需要全天的工夫，于是我决定把英文教员的职务完全辞掉。《生活》周刊办了一年多之后，已渐渐发达起来，在事实上全个半天都用在这个刊物上面。到了这个时候，因为时事新报馆需要全天，我便和职教社商量，把在职教社的半天工夫移到夜里来，于是我开始天天做夜工。
白天在时事新报馆做的事情，给我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因为我的工作几乎包括全报馆的内容。我的职责是秘书主任，除编辑部的通信稿外，全馆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办公桌上。关于全馆各部的来信，都先经我阅看，除应由总经理办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办外，其余的文件便都由我注明办法，分送给各部去办，各部根据情形，分别起草复信的底稿后，仍汇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由我核定后缮发。其中遇着要和总经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后决定办法。这样一来，我和全馆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说这个职责给我以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经验的丰富。他对于新闻业的种种方面都很熟悉，因为他都经历过的。他在编辑方面，由校对到总编辑和总主笔，都干过；在营业方面，他也干过种种职务。因为他对于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解决各部分问题的时候都有独到的见解。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时期内。
依我在当时所观察，潘先生处理事务有一个特长，那就是他用坚决的态度解决职务上的当前的各问题，一点都不着急，一点没有疾言厉色。任何同事进来和他商量什么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争辩，他总是对事对人根据他的见解作坚决的应付，很从容不迫地作坚决的应付，无论如何，总是始终和和气气的，从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我是个性急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学不到他。我也明白，应付事情，或应付人，只须根据所决定的办法作沉着的应付就是了，只须能把事情或人应付得了，何必要发脾气？发脾气只是一种无补于事的耗费，徒然恼了自己，难堪了别人！原来没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无用；已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不必。但是这种涵养的功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竹平先生应付事务的精明详密，我在申报馆“练习”三星期的时候，已领过他的教了。在时事新报馆的一年间，更有充分的时间来领略他的精明详密。可是他对于我是不得不失望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拆了他的烂污，也不是我对于秘书主任没有尽职，却是因为他对于我的希望没有达到。他似乎很有意要把我造成一个英文广告员。这英文广告员的本领是要能往各洋行大板游说，接洽；已登的人家肯增加广告费，未登的人家肯来登。我因为不愿就辜负他的一番厚望，也曾经努力过几次，其中也有几家成功过，但是我每次一看见那像理人不理人的搭足臭架子的洋鬼子的臭脸，就引起了我的一万分的精神上的苦痛。我宁愿饿死，不愿和这类东西敷衍，因此竟无法引起我的自动的兴趣来。要我勉强做一个英文广告员，比要我勉强做一个工程师还要难过十万倍，虽则这两种职业的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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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一年的练习（2）
不久因为《生活》周刊的突飞猛进，需要我的全部分的时间，便自动地辞了时事新报馆的职务，由此也和英文广告员的苦痛永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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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聚精会神的工作
现在请再回转来谈谈《生活》周刊。
关于《生活》周刊，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也略为谈到，也许诸君已知道大概了。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并不觉得这周刊有什么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后来会发生那样密切的关系。在事实上当时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创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教社因为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只得把它接受下来。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此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
除了“唱独脚戏”的材料外，职教社的几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帮忙，在这个初期里，毕云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关于国外的通讯，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国方面有李公朴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两三年间的情形。
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
28一个小小的过街楼
从上次所谈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周刊的创办并没有什么大宗的开办费。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 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我还记得当时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排了三张办公桌就已觉得满满的，那就是我们的编辑部，也就是我们的总务部，也就是我们的发行部，也就是我们的广告部，也就是我们的会议厅！我们没有大宗的经费，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们有的是几个“患难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们有的是突飞猛进的多数读者的同情和赞助！《生活》周刊就在这种“心血”、“努力”、“同情”和“赞助”所造成的摇篮里长大起来的。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但同时念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的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的好友丛中工作着！我们在办公的时候，也往往就是会议的时候；各人有什么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讨论，就议决，就实行！孙先生是偏重于主持会计的事情，虽则他对发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于营业和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