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寓言和预言:失衡的巨龙-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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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鉴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性以及危机背景下作出调整的必要性，这些措施还显不足。本文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径是收入结构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多派经济学理论均认为，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很难有实质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看上去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同在于，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现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下降了。政策面应该放开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并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并转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关键一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大型工业企业，且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国有控股银行享有优惠的融资条件，在市场中居于强势垄断地位。金融深化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获得发展资金，还能够减少消费者的资金约束。
结构调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全球都在避免因过早退出而再犯错误。众多研究确认，过早退出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出现多次探底，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当局也存在类似失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断告诫说，主要经济体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经济中的弱点，扼杀刚刚展开的复苏。
关于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议其实并不多。从维护财政平衡的角度主张退出财政刺激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联合国的模型显示，这可能令全球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健，4万亿投资项目将全面展开，财政扩张步伐并未停止。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银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紧缩理由。因为实体经济仍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而货币政策最为关心的通胀，尚不构成重大威胁。相对温和的物价环境支持货币政策退出极度宽松的状态，但适度宽松仍然是必要的。新增信贷应该从2009年的高峰回落，但仍将维持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上。信贷增长惯性使得信贷急刹车的可行性不大。
在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全球整体复苏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势头良好。总体而言，“救火式”宏观调控的压力会有所减轻。在政策刺激之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以及企业盈利的持续发展将构成基本面支撑；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宽松将构成流动性支撑；而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和中国的预期或将成为故事性支撑。阿克洛夫和希勒在新著《动物精神》中，把故事列为推动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的第五要素。
资产价格已经出现相当幅度的反弹，但这还不足以排除继续走高的可能性。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宏观管理的主要矛盾已从一般通胀让位于资产泡沫。伯南克曾以看淡资产价格在宏观政策中的地位著名，甚至凭此观点入主美联储。但在楼市和信贷暴跌出现之后，伯南克终于开始认为金融泡沫或许是这10年来货币政策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推动金融深化或将是抑制泡沫化的有效选择。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资产价格走高的风险可能更大。同时，我们也拥有成熟经济体不具备的优势，就是通过金融深化改善有效供给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金融深度不足是资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滞后于实体经济，加之中国又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相对企业融资需求和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言，金融部门的有效供给显得相对不足。金融机构和融资渠道的发展受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造成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扬。加强管制当然是抑制资产部门膨胀的手段之一，这看上去也是西方国家管理泡沫的最新动向。但就中国国情来看，更为可选的策略是更大幅度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以满足社会公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需求和企业融资的需求。推进金融深化并不违背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显示，传统的金融业务和场内金融市场并不是金融泡沫的主要滋生场所，中国在两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深化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中国有一个迷，就是金融发展滞后，但经济增长很好。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相联系的。中国是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需要太强的市场配置金融的功能。这可能会进一步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没有发达的金融部门，经济也能发展得很好。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并不是金融越发达，经济增长就越好。实际上，1987年以来，中国信贷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率是负相关系。这与一般金融发展的理论相左。
然而，这反映的只是表现。当我们把国有企业贷款的部分扣除以后，金融发展指标就会显示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的进程中，金融深化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政府手段配置金融资源显得越来越不灵活，很难辨别投资机会和未来收益。
宏观政策应该考虑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各种价格。从这个角度说，货币环境应该进行更灵活的调整，这些调整力度应该超过管理一般通胀预期的需要。当资产越来越多地在金融部门流动，这时虽然实体经济没有出现明显过热，但如果资产价格出现上涨，显然也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
此外，对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调整利率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传统的货币政策还缺乏针对性。为防范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减轻其破灭所带来的冲击，可以更多地利用监督和监管来限制过度冒险，并确保未来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破裂，金融体系能够复原。
在从危机走向复苏的进程中，保增长的压力已经不大。鉴于通胀形势还不严峻，政策着力点显然应该更多地放在结构调整上。在笔者看来，金融深化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一点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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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热”的“冷”思考
招考公务员的口子一经放开，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公务员报考热，很快便被冠为“天下第一考”。2009年全国共万人报考，比2008年激增13万，考试的录取率仅为。2008年考生总数64万，亦是创下历史新高，比前一年增加12％，录取比例约达46∶1，而2007年的录取比例约为42∶1，如此蓬勃之势令人咋舌。
我自己的经历是： 从大学毕业开始就赶上公务员大规模招考，同学们趋之若鹜；硕士读完，报考国家公务员成了许多同窗的首选；而在博士群体中，公务员依然是炙手可热的就业门路。对于现在的高校学生来说，报考公务员已经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潮流”，而来自家长和亲朋的热情同样高涨。
认真思考这个热点，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公务员的收入（包括各种显性和隐性收入及福利）过高使然，而这可能会分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对于经济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还意犹未尽。因为，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公务员热的“经济效应”： 更多优秀的人才成为公职人员，对经济增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一种乐观的视角是，大学生热衷于公职能有效地提升公务员的素质，提高政府服务于经济的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在俄罗斯开始转型之际，政府聘请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施莱佛等人作为专家顾问并设计了相关的改革政策。根据他们的观察，转型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在经济增长绩效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源更新得很快，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罕见的兴趣，而转型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官员与转型之前实际上并无二致。
显然，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我们会感到满意。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强调公务员热的负面蕴涵。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时，他们将会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报酬的职业。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并且也适用于中国的现状。
就能力而言，有些人天生具有一些禀赋上的专长，比如“猫王”的歌喉、汤姆·汉克斯的演技或者是刘翔的速度等。这类人才的特点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几乎是给注定的，很难变换。最近有报道说，离开聚光灯之后，曾经的世界摔跤冠军现在只能在洗澡堂里帮别人搓背，其转业成本之高可见一斑。然而，大多数人才并不是拥有某种突出的专长，而是有较高的智力、坚强的毅力、并善于学习和控制自己。这些品质对于绝大多数工作来说都是重要的，并能够帮助他们出类拔萃。因而，这类人可以选择的职业更加宽广。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类人才最终选择何种职业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人李约瑟为中国科技史理论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他问了一个著名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独步世界，为什么后来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有趣而重大的问题激发了很多的研究者的努力。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现为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出答案。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尤其是在宋以后，社会的智力精英都集中钻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了。可问题是，这些“知识”对科技进步几乎没有任何边际贡献。相反，商旅贾人则被贬为钻营小人，创新发明则成了“行而下”的雕虫小技，这些职业长期以来为贤达士大夫所不齿。由此可见，科举造成的人才配置的严重失当应对中华文明的由盛转衰负相当大的责任。
再回到公务员热这个话题。联系到上面这个故事，仔细想来，我们就很难乐观起来。我的看法是，大学生争相从政，可能意味着类似的人才配置的扭曲。
虽然政府提供的服务对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总体来说，政府部门的活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对社会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政府的活动通常不直接增加整个“蛋糕”的规模，而是“社会蛋糕”的消费者。政府的行为模式对一国经济增长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主要不是靠全社会优秀人才向公务部门的集中，而是依靠政治体制的转变。
很容易想象，社会最好的人才选择进入政府部门还是成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对于创造财富的意义是有明显不同的。有证据表明，一个社会中的律师越多，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越低。律师不可谓不聪明，但反而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由于公务员和律师一样都不是想着要生产财富而是想着分配财富，因此我相信，如果政府部门集中了过多的社会优秀人才也不是一个好的迹象。
总结起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可能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这样几个负面影响。首先，如果一定时期人才的规模一定，公务员热意味着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才会相应减少；其次，高收入支撑起来的公务员热需要税率的提升来维持，这将导致生产积极性的降低；再次，人才向政府的转移会减少推动技术进步的智力投入。这几方面是我对公务员热所怀有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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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幸福指数取代国内生产总值能否更幸福？（1）
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有很多问题，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不过，对于用幸福指数取而代之的建议，我是有所保留的。
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并非完美，国内生产总值多少和社会福利高低也不能划等号。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是钱和幸福的关系： 有钱人可能烦恼更多；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不能买到所有东西。大家也都知道，资源、环境成本都没有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里。还有一点大家较少提到，那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反映出收入分配。同样是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是所有人平均占有，也可以是极少部分人占有，而这两种情况显然是存在极大区别的。此外，国内生产总值高低与就业人数多少也不是一回事。创造同样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可以差别很大。
因为存在这些缺陷，国内生产总值是否就应该被弃而不用？我们都知道刀具有时会割伤手指，甚至也被用作凶器，但没有人建议禁止刀具的使用。刀具会产生好的结果，也会产生坏的结果，这取决于使用刀具的意图，以及是否正确使用了刀具。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如此。国内生产总值就是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生产物质财富的多寡，设计它的人并没有奢望它能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资源环境的浪费或者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度。至于现实中人们将用国内生产总值全能化，用它来代表一切，导致各种问题，错误不在国内生产总值本身，错在人们没有正确地使用它，就像没有正确使用刀具伤到自己或别人一样。
现代经济国家，无一例外均非常重视国内生产总值，但这并不必然就会带来与中国类似的问题。我们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是从成熟经济体引进的。1992年以前我们一直是用前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又称东方体系）来核算国民经济，此后才转向西方市场经济体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国内生产总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在全世界范围里，是否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综合指标和一国社会经济中出现多少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有关联的话，那也是采用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核算体系后，社会经济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因为SNA比MPS更合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我们真正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采用同样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中国产生了更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当然不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本身有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