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史读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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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点评：
此处仅把老孙头的“政绩工程”拉拉杂杂罗列一堆，而全然不顾朝廷都快被吃垮的事实，这种掐头去尾的忽悠手法在《明史》中屡见不鲜。
其实，孙大人搞成今天这样无法收拾的局面，早在一个人预料之中，他就是被孙大人撵走的那位辽东经略王在晋。早在孙大人上任之初，王在晋就阐述了自己对战局独到的见解（或者叫预言），其中最为精辟的一段阐述被收录于《明熹宗实录》卷26中：
在晋又题：“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2＇
《明熹宗实录》卷26收录的是天启二年九月归档的卷宗，孙承宗也正是这个月来到山海关接手王在晋辽东经略工作的，然而孙阁老未来几年工作的尴尬，却尽在王经略临走时的预言之中。
王在晋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大意是力量不够不能轻言出战（有针对性），第二层则是在说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轻言出战的后果（有预见性）。王在晋认为，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轻易言战备战，那是自找麻烦，因为挑起争斗却又无法完结，会遗留下不能了结的局面，而这种无法结束的过程，必然会造成难以为续的消耗（孙大人之症结也）。
可以说王在晋以一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准确的预言了孙阁老瞎折腾而导致的不可收拾之局面。
之前，孙阁老曾经送给王在晋一顶“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而在孙大人搞得不可收拾以后，王同学很幽默回赠给孙阁老一顶“太能沉雄博大”的帽子，并且还附赠了一条“疾不知医”的飘带，曰：
“是其所不满于经臣（王）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而枢辅（孙）任事竟坏于博大，经臣正其对症之药也。疾不知医，枢辅将无自误乎。”＇3＇
王在晋说，您孙枢辅不是嫌我算不上“沉雄博大”吗？可您老坏事就坏在太能“沉雄博大”了，您的大手笔一出，朝廷都差点让您给吃垮了，呵呵……像我这种不能沉雄博大的人，不正好能弥补您老的缺陷吗？
以孙、王二人连番掐架来看，孙承宗这类应试教育的产品，跟常在军旅的王在晋一比，那简直就是童子军叫板老江湖，而王同学总结的“疾不知医”也正是孙老师的非常贴切的写照，因此孙阁老在辽东经过折腾一番之后终以“柳河之败”惨淡收场其实并不算是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挺身入局之举，纯属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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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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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鹤鸣不是辽东经略
明末，
天启二年
辽东师溃以后京城一片慌乱，张鹤鸣身为兵部尚书，自然轻松不了，某日张大人心一横，提交了申请，要求亲自去前线视师，朝廷批复下来以后，他准备了些日子，便动身出发了。
本来，人家张大人主动申请去辽东，然后收拾行李便动身，是一个很连贯且普通的动作，但对于张尚书的申请以及后续动作，御用文人和两位大能都很有看法，他分别们对张大人申请到辽东的职务、态度，以及他抵任之前的作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阎会长曰：“张鹤鸣心里害怕，逗留十七日，始抵达山海关。抵关数月，无所作为，以病为由，辞职归里。天启又升宣府巡抚解经邦威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1＇
阎会长明确了张大人是因为害怕，所以在抵任之前，故意逗留了十七天。而对于张大人到辽东的职务，阎会长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他叙述中“张鹤鸣辞职归里，天启又升解经邦”的顺序给人的感觉是，张尚书病假回籍了，之后才轮到朝廷点解经邦去经略辽东，这样的说辞自然是把张大人也当成辽东经略了。
说到这位解经邦，倒是很有些特别，因为他的推辞非常坚决，一而再，再而三的交辞职信，所以最终被朝廷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在解巡抚打包袱回家以后，朝廷才不得不以会推的方式选了王在晋为经略，而王同学登场以后又引出了孙老师。
就“辽东经略”这个职务而言，从解巡抚，到王同学，再到孙老师，这一条线路各家的认识都比较一致，并无争议，而依照阎会长“张鹤鸣辞职归里，天启又升解经邦”的叙述来理解，这张大人也该进入“辽东经略”之列，而落入此深坑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张、解、王、孙。具体来说，就是张尚书病退了，朝廷又点解巡抚，而解巡抚被开除了，才会推王同学，王同学最后又被孙老师给撵走了。
不过，如果先后进入坑是“张、解、王、孙”这个顺序，那就无法解释张尚书在王经略上任以后，居然还在山海关喊了两嗓子。张大人的这两嗓子，一次是在议八里铺重城之时吆喝的＇2＇；二次是在他回京复命之前，力挺王经略时所喊的＇3＇。张尚书这两次有记录的吆喝说明，在解巡抚打包袱回家、王经略上任以后，他老人家都还在山海关活动，并没有如阎会长所述，张大人早就病退回家了。所以，阎会长的说辞与史实不符，解读有误。
由于，阎会长的说辞跟史实有上述冲突，因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张尚书的职务是否跟解经邦、王在晋、孙承宗是重叠的，都是经略辽东？当年明月认为，张鹤鸣是接替熊廷弼的，而解经邦是顶替张大人的，张大人、解巡抚走了以后，就轮到了王在晋，这个过程有如接力赛，而“辽东经略”这个深坑就是接力棒。
当年明月：“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鼓励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张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752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4＇
不过，以史实来看，二位大能的理解恐怕是有些问题。
首先，《明熹宗实录》上记载张鹤鸣是“自请视师”＇5＇，是主动申请，态度很端正，并非如当年明月所言，张大人是被天启用“太子太保”的头衔给鼓励去的，这个空衔值不了几个钱，史实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视师，上悦之。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剑”。
其次，王经略上任以后，张尚书依然还在山海关公干，而且直到天启二年七月，张大人才回京复命，这说明张大人的公差并不是辽东经略，否则他人还在辽东公干，朝廷怎么会又点解经邦，又会推王在晋的？而且，发言的时候，张大人的胸牌上写得很清楚，叫“视师尚书”＇6＇，而不是“辽东经略”。
再次，当年明月那个排座次的说法很有问题，他认为辽东经略一空缺，这兵部尚书就是第一人选，而王在晋是代理部长（署部事），所以张尚书跑路以后，轮也轮到王同学了。如果有这样一个座次，那解巡抚排进来就显得很怪异了，他是巡抚，人在宣府，并不在兵部，可是他为什么要排在张尚书和王同学之间呢？
第四，张尚书去山海关视师以后，王同学并不是兵部的代理部长，此时执掌兵部的是孙老师。张大人申请去山海关＇7＇视师是一月，二月启程，而孙老师二月就到兵部来了，身份是执掌兵部的内阁大学士＇8＇，王同学是三月被任命为经略的＇9＇，如果真要轮什么座次，那张尚书跑路以后，首当其冲的也应是孙老师，而非王同学。
最后，由于阎会长、当年明月都在张大人去辽东的职务上解读有误，因此就一误再误的认为，解经邦被开除公职是在张大人病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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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2＇【《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张鹤鸣为视师复命内云：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4＇【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5＇【《明熹宗实录》卷十八“癸亥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视师，上悦之。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剑，并加升随行副将王国梁为总兵，赞画何栋如为太仆寺少卿，乃发帑金三十万两，解至山海关应用。”】
＇6＇【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臣在山海关查山海数路，至南海口勘验极确，其增加城墙、挑浚城壕、建筑楼台，引海水至北角山，皆极紧要事。见今□修，臣前疏已详悉入告。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
＇7＇【《明熹宗实录》卷十八“癸亥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视师，上悦之。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剑，并加升随行副将王国梁为总兵，赞画何栋如为太仆寺少卿，乃发帑金三十万两，解至山海关应用。”】
＇8＇【《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命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9＇【《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升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坐车三小时，爬行十七天
在澄清了张大人身份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神秘的“十七天”。
阎会长、当年明月以及《明史》在叙述张大人离京赴任这个过程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情节，那就是张大人抵任前，有一个“十七天”的神秘期，御用文人和二位大能分别对这十七天进行了解读，核心是围绕张大人为什么在抵任前有这段神秘期，并且长达十七天。
《明史》上对这十七天的解释是说张大人出发以前很害怕，所以逗留了十七天之久，曰：“鹤鸣惮行，逗遛十七日”。阎会长的说辞跟《明史》依然是高度一致的，这又一次体现了阎会长对《明史》的敬畏之情，他的说法很雷同，曰：“张鹤鸣心里害怕，逗留十七日，始抵达山海关。”不过，当年明月对那十七天的叙述却有很大的不同，非常的有戏路，当年明月精彩演绎如下：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励，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1＇，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张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2＇
点评：
当年明月对张大人的评价宽泛到了讨论其有没有种、装没装蒜的地步，轻蔑、贬低至极，而且还把解经邦的地位提到张大人之上，大意是胆可以很小，可人不能虚伪，解经邦不去就直说了，而你张大人却装蒜，所以你这伪君子还及不上真小人……
看到这里我等草根不得不站出来，为张尚书说几句公道话。张大人好歹也是辽东兵败以后，第一位来自京城的大员，并且还是主动申请来的，来了以后一直视师到七月，当时山海关已经在王经略的领导下很有起色了，六月孙阁老巡阅之后给的评价都是“可及秋防”，所以张大人在七月复命，怎么也不能算成是没种的逃跑、虚伪的装蒜吧？
其实，这些所谓谁接替谁，有没有种，装没装蒜，宝剑是在上方还是下方，还不是当年明月最有戏路的创意，他最富戏剧色彩的演绎当属“坐车三小时，爬行十七天”，这一把创意可算是把张大人逼上绝路了，只可惜创意虽好，但毕竟只是创意，而不是史实。
从《明史》到阎会长，再到当年明月，关于那十七天的说辞，都大同小异，放在以前，我等草根也不会认为其中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由于到现在《明史》的劣迹暴露得实在太多，所以我等草根还是去查证了一下相关资料，结果还真的又发现了问题，其实张大人是被冤枉了，他耽误那十七天实在情有可原，而更重要的是就这个天数来看，反而说明了张大人没怎么耽误。
在《明熹宗实录》里张大人“自请视师”的那份申请书归档日期是“一月癸亥”。在他递交申请以后，朝廷给了批复，批文里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批准铸造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