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有多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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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男人之前，我曾经盯着瞎子三福追问过几次。每一次问时，他都要我上山爬树，给采些松树上的结晶体。
三福告诉我，这种结晶体就是松香。
三福能拉一手动人的胡琴。没有干部和党员的时候，他还会替人算命。眼睛白得像乒乓球的瞎子，常说我二十岁以前一定可以进城做大事。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喜欢三福，究竟是因为爱听他的胡琴，还是爱听他的恭维，但我从未细想过他为什么要对所有的孩子说类似的话。关于城市的模样，三福有时候会说，九十九个垸子连成一片就成了城市。有时候他又说，城市是将世界上最好的垸子拼在一起。三福还让我给刚从城里来的一个“右派分子”弄过这样的松香。“右派分子”也会拉琴，他拉的琴与三福的胡琴不一样，很像半只葫芦。“右派分子”将它叫做小提琴。他没有像三福那样用松脂作松香。“右派分子”经常收到城市里寄来的钱，他用这些钱到镇上买回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真正的松香。“右派分子”在三福的隔壁住了三年，他们之间很少说话。别人都认为“右派分子”瞧不起瞎子，三福却说他们是在用琴声交谈。“右派分子”在冬天也要到深山里砍柴，我与他在古松下碰过面。他的柴担比我的柴担小，但他没有在一个少年面前害羞。他说他的才能不是力气而是智慧。“右派分子”经常手里捧着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个人站在家门口出神。遇上心情好，他也会将这些城里人用的东西给我们看，并讲给我们听。乡村的人都对“右派分子”夹在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中的电车车票感到好奇。“右派分子”从位于汉口六渡桥的家里，到武昌水果湖单位上班时，每天都要买这样的电车车票。“右派分子”说，城里的人，都有一大堆这样的车票。还说城市离不开他，要不了多久就会请他回去。三年后，“右派分子”真的被人请了回去。
三福在“右派分子”离开乡村的前两天同其干了一架。起因是“右派分子”发现三福一个人悄悄地摸进他的屋子，并将一样东西塞进荷包里。“右派分子”于是堵在门口高声叫捉贼。三福不许“右派分子”说自己是贼，循声上前揪住“右派分子”，要撕他的嘴。“右派分子”不晓得老家流传的秘诀：同瞎子打架，千万别让他揪住。一旦被瞎子揪住，要么是他将别人打死，要么别人将他打死，除此之外他是不会松手的。眼看着“右派分子”要吃亏，生产队长赶来了。生产队长威胁说不再让三福“吃五保”了，三福这才松手。生产队长也认为三福拿了“右派分子”的钱或者粮票，三福执意说没拿，但又不肯让别人搜身。三福说不让人搜身时，一双瘦得只剩下几根青筋的手，像吃了朱砂的公鸡的爪子一样颤动着。生产队长不敢拢身，就要“右派分子”自己上去搜。“右派分子”也不敢。最后仍是生产队长想出办法，让人将像五百瓦电灯泡的赤脚医生叫来。赤脚医生往三福的面前一站，三福就变得乖巧无比，任凭一双白白胖胖的手，从荷包里搜出那张我们曾经见过的，从汉口六渡桥到武昌水果湖的一路电车车票。“右派分子”百思不得其解地问，自己屋里什么东西不好，干吗要偷早就作废的电车车票？到这一步时，生气的是生产队长，他大声地警告，不许“右派分子”再说偷呀贼的，不然就要扣发他的基本口粮。生产队长还说，既然这张电车车票已经无用了，那就送给三福。当着大家的面，生产队长让赤脚医生再次伸手将电车车票放回那只荷包里。 。 想看书来
地理属于情感（6）
上高中时，瞎子三福也走了。三福是自己将自己勒死的。死之前，三福胡琴上的里弦突然断了。三福随后忧郁地说过几次，他连琴弦都配不上一对，活得真没意思。我对他说，如果我在二十岁时真能进城做事，我要给他买一把最好的胡琴，并请他到最好的剧场去演奏。三福说只要能到城里去，哪怕在街头拉上几曲，也能心满意足。我又说，如果二十岁时进不了城，我就要将他仅剩的一根琴弦扯断。三福听了直笑。后来他突然问，不晓得天堂里有没有城市？还没等到我回答，他又说，其实城市就是天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三福从胡琴上卸下那根仅存的里弦，勒在自己黑瘦的脖子上。三福死后，那张电车车票还放在上衣荷包里。电车车票上有一个用红铅笔胡乱画出来的8字。“右派分子”说过，红字是车上售票员画的，8是售票员号码。车票划过红就不能再用了。大人们埋葬三福时，将那张电车车票好生地放在他的衣袋里，并且不无羡慕地嘱咐死去的三福将电车车票揣好，若是弄丢了，只站在城市门口，就太可惜了。
我从松树上抠出那实在不能叫做松香的松脂，放在掌心里慢慢地碾磨。乡村之事，一想起来，眼眶里就全是泪水。
有几分钟我像瞎子三福一样什么也看不清。那些将叶子丢光了的白杨、旱柳和法国梧桐不声不响地立在风中，做出一副互不招惹的样子。
松涛紧一阵缓一阵。
从松林深处传来恋人们的声音。他们也会说松涛。他们要松涛为爱情作证。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不合时宜地老在什么地方徘徊，总会在人的世界里引起别人的警觉。那两个人觉得我打扰了他们，一股窥视的目光老在我的身上绕来绕去。我不得不回头用自己的目光堵着他们的目光，直到他们离开松林。
放在以往，这样的心情，我非得仰天长啸才能排解。日子也不用退回太多，三五年就行。如今我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我的胸膛开始变得像一只酿酒的坛子，世事放进越久，回味起来越醇。或者说像一棵松树，活到岁月最深时，方才悟得人生的各种滋味。一个人不是时常能与历史与现状的契合点遭遇。一旦这样的幸运降临，任何形式的欢呼与呐喊反而都有矫情之嫌。
在我准备在松涛里呆到天黑时，那对恋人悄悄地转了回来。这一次，他们一直走到离我不能再近的地方。被爱情燃烧着的女性总是如此美丽，那个女孩用满是柔情的语言说，她认识我，她在电视里面见过我，她从精巧的坤包里取出笔和纸要我签名。我用她的纸和笔写了一句与城市有关的话，并落了款。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自己最后写的几个字是：题于东湖松树林。美丽的女孩实际上也不在乎我的题词与签名。她甚至没看清我写的是什么就匆匆地抬头，说她周围的女孩都喜欢我的小说，都在等着读我的新作。她眼里放射着一种比爱还要迷人的光泽，仿佛身后不存在另一个男人。男人被自己的女人逼得非说话不可。他说他只听说过写诗的人自杀，写小说的人应该比诗人实在。他还说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日子应该过得不错。听得出来，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怀疑我有轻生倾向。当我发现在女孩美丽的温情后面同样存在着与男友相同的揣测，心里立即冒出一种近乎恶毒的念头。我准备告诉他们，在这座城市里自己拥有不少物质上的优越。这些念头最终没有形成语言。我只说自己不喜欢吊死鬼的样子，如果死亡不可避免，我会选择一种可以保持住自己形象的方法。
地理属于情感（7）
这是我在这座城市里不多的几次幽默之一。其余时间，我总是认真地想用自己的举止与行为来影响城市。
所以我活得很累。
所以我需要每天早晚从居所里出来，到树林里走一走。
我没能在松林里呆到天黑。这一点，在不经意间与乡村经历形成一致。
山里的树，一到晚上就变成了黑森林，就是在黑暗与光明面前生活得毫无区别的瞎子三福，也不敢去黑森林。那个美丽的女孩不知是在对谁说：天好黑哟，走吧！我就跟着他们离开了湖畔松林。女孩说她要晓得我的住所在哪里，日后她在同事朋友面前炫耀时，可以用我窗口的灯光作证。我蓄意将他们领到院子里生长着几十棵高大乔木的住所外。在将自己的窗户指给他们看时，窗口有种鲜艳在冲着外面灿烂地绽放！身旁的女孩小声嘀咕起来，她看见那份灿烂是一束鲜花。男人当即附和，说的确是鲜花！并说如此美丽的窗口后面一定有个更加美丽的女人！我再次为他们的目光短浅感到深深遗憾。鲜花在我的窗口绽放，一定是因为我的妻子。我深爱的我的吃着轮船运来的粮食、喝着水龙头里自来的水长大的妻子，她是我在上帝那里为自己定做的生命的另一半。一个夜夜都在梦见乡村的浪漫男人，一旦非常清醒地爱上一个为城市而生的女孩，同时也被那女孩所爱，他的人生就会变得完美丰富。虽然他们对我心爱的女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尊敬，我还是要指出他们的欠缺。他们应该看得见我的窗外有一株高大的香樟，并且另有众多的稍小一些的香樟紧紧烘托着我们的房子。
同松树一样，香樟属于原野。年轻的城市承受不起它们一不经意就活上数百载的福禄。香樟长在高楼下绝不是城市的骄傲，相反它应该是乡村的奇迹。也就是说城市不管往前走了多远，总也丢不下乡村给予的血脉。香樟生长在乡村时只是一道风景，在城市里则成了一种纪念。窗外的香樟已在泥土与天空中生存了两百年。万里长江每年夏天都要汇集七万个秒立方的流量，汹涌奔来武汉。在年复一年洪水的摧残下，这座千年名城能幸存多少两百年前的物什？洪水是个来去两匆匆的野物，它席卷了所有无根的东西，有根的大树责无旁贷地成了城市的中流砥柱。
那么多的树，那么大的树，竟被人熟视无睹。
然而，那些花枝，还没招展，就让人兴奋起来。
树木不是为花生长的，这是哲理之一。
花只是树木在不同季节里的不同表现。这是哲理之二。
城市是什么？城市是一个被男人宠爱着的少妇。它的骄横，它的媚嗲，都是男人千姿百态地想象的后果。乡村是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从年轻一直泡到年迈的母亲。
香樟茂盛的样子极像穿着孕妇衣装的女子。红透的花儿像风中的松树树冠那样在窗口动情地摇晃着。那是康乃馨，是所有安心下来居家过日子的女子的最爱。从康乃馨身上感受到无拘无束的神韵，会令人记起原野间那些漫无边际地尽情开放的烂漫山花。一个人埋在地理中的情感越深，对地理的建筑就会越高。时至今日我还在后悔，如果自己再有一次可以用生命来置换的爱情，就应当带着深爱的女孩到荒郊野外，用一双曾经熟练地砍倒柴火的手，当面从荆棘丛中采摘一捧她永远也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再配以几枝松枝。让她抱着这样的花束，我再抱着她。我明白，这样的念头只是追忆似水年华，强调那一年我曾经选择了三枝玫瑰，本来可以登顶高唱大风飞扬，到头来只是快乐地轻轻哼了一支夜曲。
地理属于情感（8）
文学史上曾有外省作家一说。这个词概括了从里尔以外的小城小镇来到巴黎的一群法国年轻作家，和从西伯利亚乘坐肮脏的火车来到莫斯科的一群俄罗斯年轻作家。来到城市的最初几年里，外省作家的感觉老在我心头萦绕。很多次外出后踏夜归来，走在熟识的街道上却浑然没有感觉。看不见松树，听不见松涛，街上的植物只不过是为了观赏，和一个人的人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城市的情感，城市的历史，完全游离于自己的感官之外。一个人在成年以后才开始面对城市，无异于在对自己实行地理上的恐怖主义。地理可以超越，情感也可以超越——那是一个人强拧着自己的脖子做成的。经历城市最初的日子里，新的地理让我注定没有亲情，没有记忆，没有默契。甚至当我孤独地走在高楼的缝隙里，被街头飘来的萨克斯音乐所感动时，都不知道原因。
简单的道理有时候反而不太让人明白。我的运气好，能有机会及时弄清一个真理：人是要回家的。
在理想和梦境的城市里，人也不得不面对乡村小路尽头的老家。
宣布拥有一座城市与一座城市是否肯拥有你绝对是两回事。了解这一点，对所有经历着城市和打算经历城市的人尤为重要。
一九九八年七月的某一天，清晨起来，我就开始写出那首关于神圣、关于爱情、关于西藏的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当我趴在写字台上忘情地写作时，百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雨正在我的头顶上倾泻。那场雨下了三天三夜。在写作长诗之前，我就应该去送儿子到老家县政府设在武汉的办事处，再搭乘长途客车，回老家度暑假。长诗写就后，暴雨还在下着。我将那叠诗稿从头到尾大声朗读了一遍，叫上儿子，出门在街边拦住一辆都快成为船的出租车。我们在六渡桥附近的一条街上下了出租车，顶着雨，低头一蹿，竟先进了紧挨办事处的一家私人药店。因为身上沾着雨水的缘故，我将拎着的包随手放在药店的柜台上。雨太大，当天的生意一直没有开张，药店老板的心情不好，他吼着不许我在他的柜台上放东西。我用城市的方言说，马上就会将东西拿开。我的不太流利的城市方言让老板一下子红了眼，他扑过来，抓起我的包，扔进门外的雨水里。在我愣着不知发生什么时，老板继续吼叫着，用标准的城市方言，讥笑我还没在这个城市里玩熟。我默默地走进雨中，从水里捞起自己的包。回望年久失修的办事处，就像看见了自己的根底。
药店老板的轻蔑不是没有理由！我的确没将这座城市玩熟！那句话泄露的是城市最深的心机。城市在这一方面是不愿意拥有我的。
城市的这种秘密，就像瞎子三福怀里揣着的那张电车车票。
我不得不悲壮地认识到，在城市面前，乡村永远是一种宿命。
我明白，在自己身上还有与城市格格不入的东西。这类东西不会因自己在城市里生存地位的高置、生活质量的良好而发生变化。就算是有一天，肉体化入泥土，它也依然存在。这东西不完全是情感，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有用情感来形容它。
在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