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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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稀世老鸟杨锦麟（1）
刘长乐
《山海经》说：“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闽在海中是传说，西北有山是事实。福建境内山岭耸峙，河谷错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被大山占去，人被挤到了海边上。辽阔无垠的大海就这样成了闽人的土地，闽人的故乡。
长期与变幻多端的海洋打交道，使闽人身上具有一种双脚离开陆地的不安定感，一种明知凶险却冒死而为的勇猛，一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一种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的原动力。
作为闽人的杨锦麟，就是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下长大成人。
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夏夜，福建西南部大山深处，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拖着超过自己体重好几倍的竹子，蹒跚而行。天越来越黑，别人早把竹子扛出山了，只剩下劲小力薄的他，在恐惧、绝望和野兽的低吟声中独自穿行。忽然，前方出现了专门回来接他的知青大哥。大哥扛起楠竹，引着他走出大山。少年心里的感动刻骨铭心，以至于必须用整整一生去回味。
这个少年就是杨锦麟，一个尚未成人的下乡知识青年。
当我听杨锦麟讲起这个故事时，一阵眼窝发烫。我们这代人，刚懂事时“饿”了一家伙，中小学时“乱”了一家伙，尚未成人“下”了一家伙。时机与时运似乎总在与我们作对。杨锦麟这个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在八年知青岁月中，带着赎罪的虔诚，干农活直累到尿血，落下腰肌劳损，终身无法痊愈。他希望因此能“脱胎换骨”，但等待他的只有苦难和挫败。
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但没当多久，就被揭发出“黑五类”身份，立即被驱逐。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中专名额，杨锦麟得知自己的名字被公社知青办刷了下来，连夜赶了八十里路，想当面向县招生办“申诉”。结果还是被“调包”了，理由是对方根红苗正……
十年炼狱，杨锦麟明白了三个道理：
一、珍惜机会。如果一个人用数年血汗、星夜急走八十里山路的哀求，尚不能争取到上中专的机会，他一定知道“机会”二字意味着什么。
二、勤劳肯干。无论是农民还是渔民，手停意味着口停。冒死出海，才能让自己活得好，活得踏实。
三、自信人生。喜欢你的人不再喜欢你，但是你自己要喜欢自己，对你有信心的人不再有信心，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把自己当成一个皮球，别人越骂你，你的气越足，蹦得越高。
恢复高考的机会被他死死抓住了。1978年闷热的夏天，杨锦麟发奋复习了二十天，用他话说“扇扇子只会浪费时间”，最后连裤裆都捂烂了，真是苦不堪言。考试结束，他竟然没忘了像“白卷英雄”张铁生那样，给自己报考的厦门大学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是四个字：我要读书！
然而，他交的不是白卷。杨锦麟被厦大录取。
杨锦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当上副教授，又娶妻生女，日子过得安稳而优裕。可是，别忘了，福建先民闯荡大海、异地谋生的血脉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和心灵，一个男人的野心在这个时候也在发芽。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十五岁的杨锦麟挈妇将雏，跨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一切归零，重新回到社会底层，过起打工族的日子。做生意、炒股票、合伙办厂……失败了很多次后，他终于承认，人的才能是有限的，老杨还得吃卖文为生这碗饭。他先后在香港《信报》、《明报》、《快报》、《亚洲周刊》、台湾的《中国时报》、《中时周刊》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华文报纸杂志开设专栏。“有半年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靠的只有我这一只笔。”有段时间，杨锦麟一连搬家四次，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省房租。
这种“技术含量”颇高的卖文生涯虽然无奈而苦涩，但也逼得杨锦麟把自己从未意识到的潜力开发出来，他以从未有过的勤奋不停地写作、思考。这是一种精神斗争，智力斗争。他认为，香港提供的资讯空间可遇不可求，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打量两岸三地的最佳视点、最佳维度和最佳方位。
杨锦麟的勤奋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一则真实的笑话是：一天晚上，老杨入住内地一家高级酒店，不知是喝多了还是别的原因，稀里糊涂把卫生间的门锁死了。第二天早起，想方便一下，发现进不了门，急忙呼叫服务生。趁着服务生取钥匙的档儿，老杨打开电脑写文章，以此分散内急的注意力。等钥匙取来时，他已写了一千字。方便之后，老杨仰天长“笑”：我这一泡尿值一千块钱呀，哈哈哈！
认识杨锦麟是在电视屏幕上。那是邓小平先生去世当天，杨锦麟到香港中天电视做嘉宾。他面对镜头的沉着老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也应邀来凤凰客串过《时事开讲》等节目，我们成了朋友。
2003年，凤凰计划开办一档全新的读报节目，每天把海内外华文纸质媒体讯息精华以“评说”的方式介绍给观众，满足生活节奏快、没时间读报纸的电视观众对于报纸资讯全方位、多视角的信息需求。我为这个节目起了个名字：《有报天天读》。“天天读”带点“文革”色彩，“毛主席语录天天读”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名词记忆。
我以为，节目关键是“读报人”的水准。他应该有丰富的平面媒体经验，必须对两岸三地问题做过深入研究，要有出色的新闻解读能力和一流口才，还得懂电视、能上镜、长着一张“TV face”。我想到了杨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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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稀世老鸟杨锦麟（2）
用杨锦麟自己的话说，他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但是，我相信他、佩服他，我认为他一定能行！
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有报天天读》火了。内地各种“克隆”节目纷纷出台，但往往形似神缺，东施效颦。杨锦麟这只稀世老鸟哪那么容易找到第二只？以正统的播音标准论，杨锦麟浓重的闽南口音简直不可饶恕，无论说国语、粤语还是英语，其实全是一个“闽南调”！
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口音、这样的年纪，还能红，还能火，凭什么？两个字：经历。杨锦麟读报读的是什么？新闻？故事？笑料？忧国之心？都是，也都不是。老杨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五十多年来在底层苦过、在上层混过、在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
这经历使他对自己的人生磨难记忆犹新，对民族国家的苦难理解深刻。中国从穷到乱，从乱到治，从封闭到开放、多元……时代的大变迁，他亲历其中，更在一旁思考、反省。大爱思过，大爱坦荡。
所以，读报背后，是其集数十年功力于一身的真学问、真智慧、真见地。杨锦麟懂得中国，懂得人生。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与大多数国人同喜同悲，心灵相通。更可贵的是他跃然屏幕的率真个性，言人所不敢言，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的爱国情怀，如此，赢得电视观众的真喜爱、真钦佩也就不足为怪。
2005年10月，凤凰卫视的节目会上，杨锦麟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人。他的获奖感言是六个字：“活着干，死了算。”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报天天读》开播之初，杨锦麟每天不到五点就起床上班，注意力高度集中，导致三个月没有过夫妻生活。后来，节目“火”了，杨锦麟得便宜卖乖，把这事当成个人奋斗的事例宣扬了出去。同事们开他的玩笑：你讲这事啥意思？是不是想让老板给你评个因公致残呀？玩笑归玩笑，但他那股奋力争先的精神让人感动——凤凰的名评论员、名主持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是媒体捧出来的。
杨锦麟这一生阴错阳差。别人毕业了，他去上学；别人立业了，他去闯世界；别人退休了，他突然成名了。他说，五十知天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人的一生把握自己的运程和机会非常重要，取得一点成功后，更应该惜福、感恩。
杨锦麟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凡人怎么成了一个名人，一个报人怎么成了一个电视人，而光环之下、屏幕背后的生活又是多么单调寂寞。虽然，杨锦麟狡黠而乐天，但是，他的生活总体上是孤独的。哪一个读书读报读出点名堂的人，不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呢？好在杨锦麟是闽人，是与海为伴的人，对于孤独和奋争，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是为序。
老杨有话说（1）
杨锦麟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
文/杨锦麟（初一七班）
赴港谋生多年，忙于生计，甚少机会返回家乡探亲访友。我所敬重的大哥庄振典兄，遍寻我的下落多年，去年潘世墨学长路过香港，承蒙陈成秀学长、王少华学姐作东，使得多年来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有再续前缘的际遇。
这次应邀回厦大母校，在南强学术讲座上为厦大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涉及香港问题的学术讲座，厦大母校居然将我视为厦大人的骄傲，这种称誉让我至今仍如坐针毡，坐立不安。
世墨兄热心联系之下，也有机会和振典兄再度相遇，当晚，在同属于初一年段的陈少华同学家中，和李永裕校长、彭一万老师以及郑启伍、吴德丰等校友聚会，是夜大醉方归。
年过半百的我，难于抑制因回想起八年下乡武平艰苦岁月诸多往事的伤感，借着酒意，竟不顾礼仪，大放悲声，所有在座的师长和校友亦陪我神伤黯然。这种失态，是深藏于潜意识的历史记忆的苏醒，也是对岁月坎坷蓦然回首的伤痛。事后，庄振典大哥和郑启伍兄亦嘱我务必为双十校友总会即将出版的《感悟双十》一书撰写一篇文章，以抒发胸中块垒以及长年潜藏在心的喜怒哀乐，或许也可以试作为精神的疗伤止痛和情绪抚慰。
返回香港之后，郑启伍兄再度致函敦促，虽然我并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但这次稿约看来是无法推托的。尤其是仔细拜读了厦门老三届知青合作编撰的《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之后，我对我的同龄人和伙伴们，如此执着追寻逝去的岁月的青春年华，以及如此眷恋那一段无法从人生记忆中抹去的记忆惊叹不已。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很少能够看到像厦门老三届知青这样的群体，是如此执着于坚持用笔和心，用各种可以借助的追忆手段，试图去告诉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父母辈曾经走过的路；但我也注意到一个不为外人察觉的现象，就是我们多数同辈人在告诉后代的同时，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他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最不至于让后代晚辈们于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善意的回避，或者是一种刻意的遗忘，我感到困惑，而且这一段时间里，也一直苦苦思索，但迄今为止我仍然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答案。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学长郭天赐兄也曾希望我能够为老三届知青集体编撰的回忆录撰写一点东西，但我曾加以婉拒，另一位学长王军能据说多次拒绝对过往在武平农村的诸多往事试作任何的“ 蓦然回首”，或许是记忆中的伤痛太多太多，我能够充分理解王军能学长的心情；这次在无法回绝校友总会同学师长的盛情，勉为其难下笔之前，对应该如何感悟双十，实在是徘徊再三，费尽踌躇。
之所以不愿意回顾往事，是因为那一段花季少年的往事，并没有太多的鲜花和阳光，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痛楚，欢笑或许是存在的，但在记忆的深层处早已淡忘和模糊。能够刻骨铭心的，并不是青春期的生机勃勃，也不是初恋幻想和羞涩，那是一个情绪紧绷，思想亢奋，无法分辨是非，更多时候是盲从和愚昧，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下意识的破坏性举措的年代，那是一个彼此仇视，怒目相视，亲者痛仇者快的年代；那还是一个师生伦理道德毁誉一旦，校园里曾经哀声不断，枪声不绝，曾经满目疮痍，教室里几乎找不到完整的黑板和课桌椅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些可敬的老师和同学，在极左路线的极力摧残下，在盲目追随“ 正确路线”下，葬送了宝贵的生命，那样的记忆又将如何感悟，如何回首，如何将真相如实告诉我们的后代呢？
告诉我们的后代，应该告诉他们真实。告诉他我们记忆中任何一块碎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眼泪还是笑声。
母校双十中学的校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以和辛亥革命齐名的双十而享誉于八闽大地，乃至声名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双十中学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困扰。六十年代以来，大陆政治气候骤然而紧，双十中学的校名从双十改为八中，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再拨乱反正恢复原有的双十校名，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唯物主义坎坷，就是那个精神错乱年代的缩影，也是双十八十五年历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作为双十中学老三届最年轻的一届（68届），年纪最小的一个班（初一七班），我们的感悟和记忆显然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1965年夏天进入学校时，李永裕校长已“ 靠边站”，四清工作队是学校当时的“ 大哥大”。1965年暑期的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