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全三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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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曰：“有人问：韩非作《说难》大文，却死于‘说难’，为什么他不能实践他的理论？扬雄说：正因为‘说难’，他才牺牲。那人问：为什么？扬雄说：君子以礼教支配行动，以信义克制自己。意志相合就合作，意志不相合就分开，而根本不忧虑会不会相合！假如企图说服别人而担心合不合对方的心意，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人问：韩非忧虑的正是合不合对方心意，难道不对？扬雄说：说服工作不采取正当手段，才值得忧虑。方案是不是被接受，不值得忧虑。”
司马光曰：“君子爱他的亲人，也爱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勋业伟大，美名照耀宇寰。而韩非向秦王国献策，第一就是要先覆灭他的祖国，目的只在证实他的学问和才能。他的罪恶并不是一死就可了之的，不必怜悯他的遭遇。”
韩非这份卖国上书，十分蹊跷。司马光跟他的编辑群，似乎在故意抹杀真相。据其他史书记载：嬴政拜读韩非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怨自艾说：“我能够跟这个人做朋友，死而无恨。”当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后，嬴政遂对韩王国发动攻击，这次侵略行动，是传奇性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人才。这种情形下，韩非到了咸阳，嬴政当然迫不及待地立刻接见，恐怕连撒尿的时间都无法等待。但该信语气，好像是韩非压根见不到嬴政，才哀哀上告。而且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他顶多呈上他的大作，那就够了，不可能要求会面，以韩非的智慧，不致坚持自暴其短。即令韩非要求会面，也不可能写出那种幼稚言论，提出一连串灭国保证。韩非的大作《韩非子》，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钉锤，完全诉诸理性，字不虚发。而这份卖国上书，却像江湖郎中在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岂不低估了他的对手？《史记》不载这封信，《战国策》不但不载这封信，还指出另一桩公案（被姚贾陷害）。司马光所以如此，只是一桩政治上的小把戏。因为在现实政治上，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是一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而韩非却是法家学派始祖。正好利用这封卖国上书，把法家丑化，使人们产生“法家就是卖国贼”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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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以谋反的威力
纪元前229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向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作灭国性攻击。赵王国大将李牧、司马尚，竭力抵抗，秦军不能前进。秦王国间谍给赵国王（五任）赵迁的宠臣郭开更多的金银珠宝，于是郭开向赵迁警告说：李牧、司马尚即将叛变。赵迁大起恐慌，派赵葱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将领颜聚，接替李牧、司马尚职务。李牧悲愤，拒绝交出兵权，抵抗失败，在逃亡途中被杀，司马尚也被罢黜。
“诬以谋反”的铁帽，法力无边。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自古忠良多枉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王国亡在眉睫，还替敌人诛杀最后一员名将。郭开属于一脸忠贞分子，历史自有定论。而国王赵迁，这位摧毁赵王国的凶手，可真是名符其实婊子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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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的学问
纪元前22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军进入楚王国（首都寿春【安徽省寿县】），大败而回。嬴政亲自去频阳（陕西省富平县）探望王翦，致歉说：“我没有采用将军的建议，果然为秦王国带来羞辱，将军虽然有病，怎么忍心抛下我？”王翦说：“大王一定要用我的话，非60万人不行。”嬴政说：“一切听你的。”王翦率60万大军，向楚王国发动灭国性攻击，嬴政亲自送到霸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水河畔）。王翦向嬴政要求赏赐相当数目的美宅良田，嬴政说：“你只管出发，怎么还怕穷呀！”王翦说：“当大王的将领，功劳再大，也不能晋封侯爵。所以趁着大王还喜爱的时候，请求赏赐，不过为子孙打算罢了。”嬴政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军既出发，到了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又陆续派出五个使节，向嬴政请求继续赏赐。朋友说：“你这种贪得无厌的行为，岂不太过分。”王翦说：“不然，国王（嬴政）性格猜忌，从不信任别人，如今倾空全国的武装部队，交到我手里。我之大量请求赏赐，只不过为了表示眷恋子孙家财，用来保护自己。否则，他可能疑心我胸怀大志。”
在专制体制下，从没有过真正的精诚团结，领袖每天都在担心部下背叛，部下也每天都在担心被领袖怀疑背叛。这种心理状态构成的政治舞台，自然充满吊诡欺诈。因为这种缘故，贪污腐败不能绝迹！领袖希望部属贪污腐败，以转移他对政权的野心；部下也用贪污腐败，表示志仅于此，来保命保家。当然，必须有背叛能力的官员，才能这样。否则，一旦贪污案发，还是要吃官司。其中自有微妙的分际，不投入实际官场，不易明了。
论荆轲（1）
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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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荆轲（2）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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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城主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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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承认国家利益在道义之上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