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谈社会:公民心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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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民作为个人，企业作为法人，也有自己的责任，比如“货真价实”或者“借债还钱”。但是拜托了，这叫“民事责任”，是公民与公民、企业与企业，或者公民与企业之间的事。这样的“民责”，自有法院打理，你县委、县政府瞎掺和什么呀！
这些浅显的道理，是一说就能明白的。问题是，这项所谓“改革”已箭在弦上。就这么缩回去，于心不甘，否决也难。再说这想法，也不是一点合理因素都没有。所以，睢宁当局如果一定要坚持，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得换一个思路，甚至得做个“变性手术”。
怎么做？变“给公民信用评级打分”为“给官方信用评级打分”。因为第一，只有“官责”，没有“民责”。第二，正人必先正己。上级正则下级清，官风廉则民风洁。只要睢宁官场干干净净，自然就能形成“守法、守信、向善、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这不就是他们要搞“评级打分”的初衷吗？
何况正如睢宁县委宣传部给《南方都市报》的公函中所说，任何一项改革都有从探索、成熟到推广的过程。既然如此，那就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得有个“试验田”。谁当这“试验田”最合适？当然是县领导，即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为什么？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这风险不能摊派给老百姓，也不能“官民共享”，又没有“实验动物”可用，只好“请君入瓮”。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理所当然。而且，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第一，涉及的人不多，危害不大。第二，自己设计的方案，改起来也快。第三，领导“身先士卒”，冲在“改革第一线”，虽败犹荣啊！
所以，睢宁的改革，第一步应该是“给领导评级打分”。这也就是睢宁县委宣传部所说的“探索阶段”。至于具体方式，可以参考成都市新都区的办法，我在《成都方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有详细介绍。但基本原则，一定是“民评官”，不是“官评官”，更不是“官评民”。即便“官评官”，也得是“下级评上级”。比如各局、委、办负责人跟公民代表一起，给县领导评级打分。
这样做他两三年，没有问题，就可以循序渐进，依次进入第二步、第三步，即“给官员评级打分”（扩大到各局、委、办负责人）和“给一般公务员评级打分”。试验到这会儿，也就差不多了。不成功拉倒。如果成功，就可以从“成熟阶段”进入“推广阶段”。
向谁推广？行业。也就是说，向各行各业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建议他们参照这个办法，来实现行业自律。我一向认为，行业自律是治理“道德沙尘暴”的一个关键，可惜这里不能细说。不过，这事政府不能强迫，不能干预，更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代替，只能建议和示范，还得在自己试验成功之后。否则，就不叫“自律”了。道德一旦不是“自律”，必定变成“伪善”；政府一旦介入行业，“市场”就会变成“官场”。这是断然不可的。所以，即便各行各业愿意学习这个办法，也不能由政府来评级打分，只能由消费者和同行来评来打，还得行业自己邀请。但真能到这一步，也就算是成功。
至于普通老百姓的道德问题，就不劳当局操心了。管好你们自己，才是正经。就算民众看着你们这办法好，愿意“见贤思齐”，在“官员自正”和“行业自律”之后，也来一个“公民自治”，那也是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的。像睢宁当局现在这样，事先并不征得同意，也无任何授权，就擅自公布公民个人信息，还要评级打分，则谬莫大焉。如不打住，其结果必定是“满街伪君子，遍地真小人，处处妖蛾子，时时沙尘暴”。谓予不信，看看当年“斗私批修”、“游街示众”是什么后果，就能明白。
刊载于2010年3月31日《南方都市报》A31版，责任编辑任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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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1）
满腔热血，一脑袋浆糊
〇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是常识教育。
实话实说，读完江苏省睢宁县主要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哭笑不得。这位县委书记和他的征信办主任，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们坦诚，他们敬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对自己施政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想法也毫无掩饰。这倒是很像徐州人的性格，有情有义，直来直去。很可贵，也很难得。
然而恕我直言，他们那些理念，却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大多数，只能叫做“似是而非”。比如他们说，应该在道德与法之间加一个“垫片”，让它们“无缝对接”。这个“垫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这话初听起来，确实“既形象又生动”，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创意”。但正如盛大林先生所言，道德与法之间，原本就是“无缝”的。法律管不着的，必然归道德来管，根本就不存在“对接”的问题，又哪里需要什么“垫片”？就算要有，用行政手段来做，你不觉得这“垫片”大了一点，也太生硬了吗？
这样的“创造性理念”还有不少，比如“既要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这事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已经说了，世界上只有“官责”，没有“民责”，因为“政权民授”而“民权法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公民的权利却不是政府授予的。所以，官有责而民有权。人民有权问责政府，政府却只能服务人民。如果“官问民责”，岂非“主仆颠倒”？
还有那个“让官员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很成问题。毛主席是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那是对付敌人的。难道睢宁的官员，是“日本鬼子”？当然我相信，书记同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抓住这只言片语就无限上纲，搞“文字狱”。不过我还是想问，这句话“玩笑话”的背后，难道就真没有“群众运动”和“人民专政”的思维定势？
看来，睢宁当局，可谓“满腔热血，一脑袋浆糊”。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是常识教育。比如未经同意和授权，不得擅自公布公民个人信息，就是常识。睢宁县委书记不无委屈地说，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其实，问题哪里只是“艺术不艺术”，恐怕已经是“侵权不侵权”，甚至“违宪不违宪”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再委屈，怕也是没用的。
道德沙尘暴，应该谁来管
〇 公权力无限扩张的结果，是比“道德沙尘暴”更恐怖的“权力沙尘暴”。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睢宁县领导寄予最大的同情。
同情来自对现实的关注。一个不能不让人忧虑的事实是：“道德沙尘暴”已经越刮越凶了。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国民都会有切肤之痛。因为即便你没有喝过毒奶粉，也难免要吃到地沟油的。于是，一种呼声就会越来越强烈：这事该有人管管了！
这并没有错，问题是谁来管？
在一些人看来，当然得由管得住的人来。像我这样只会写写文章的，屁用都没有。不要说我，就算孔夫子活转过来，也没用！为什么？因为没有实实在在的制约力量，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哪里刹得住车？那么，当今之世，谁最有力量？政府。这是目前中国最强有力的。难怪睢宁县委书记会很有底气地说：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2）
然而书记同志也许没有想到，政府出手治理“道德沙尘暴”，可能会奏效于一时，甚至会迅速奏效（我从不怀疑中国政府的能力）。但从长远看，却是不折不扣的“饮鸩止渴”。
道理也很简单：道德不是法。因此，道德一定是在“法外”的。也因此，如果政府来管道德，必定“法外施法”、“法外行政”。这就必定导致政府“捞过界”，也必定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无限扩张以后，又怎么样呢？道德沙尘暴，就会变成“权力沙尘暴”。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免会受到伤害，因为政府的权力已经不受限制了。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治理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沙尘暴”，我们采取“权宜之计”，先让政府的权力“有限扩张”。等到道德环境治理好了，再让它缩回去，不行吗？
抱歉，不行。第一，什么叫“有限”？边界又在哪里？第二，请神容易送神难。权力既然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它还缩得回去吗？更重要的是，第三，政府的权力一旦越界，就必定在治理道德环境的同时破坏这环境。因为道德的堕落，恰恰源于权力的泛滥。没有“真天子”，就没有“土皇帝”；没有“宫中龙”，就没有“地头蛇”。黑恶势力也好，硬闯红灯也好，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特权思想。只不过，是“山寨版”的。
所以，道德这事，政府管不得。
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了。因为如果政府都没有权力管，公民作为个人，又哪有这个权力呢？公民能够做的，是管好自己。别人的事，他顶多只能批评，其实是没法管的。孔夫子，不是连他自己的两个学生宰予和冉有，都没能管了吗？当真要管，就只能把每个公民都变成政府或警察，满街侦缉队，人人派出所，一夜回到“文革”中。这，能行吗？
睢宁之套，即中国之套
〇 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该社会来管。
能管道德的，只有社会，也应该是社会。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为只有组成社会，人类才能生存。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个人安全，人类发明了道德。道德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也是社会关系的维系纽带。所以，即便将来国家消亡了，法律没有了，道德也仍将存在。何况，社会恰恰是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该社会来管。社会管道德，名正言顺，理所当然。
何况我们也有这个传统，这就是“乡民自治”或“乡绅自治”。可惜，这个传统中断了。为什么会中断？因为基础不复存在。所谓“基础”，就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以及“宗法社会的社会基础”。这两个基础都没了，哪里还能搞乡民自治或乡绅自治？
当然，这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还可以按照现代社会的做法，实行“公民自律”和“社会自治”，仍然是“社会管道德”。只不过，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社会管道德，是要有基础的。要么，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要么，是市场经济、市民社会。
然而，1949年以后，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由单位管着，组织管着。遇到“第三者插足”，两口子吵架闹离婚，也要找书记。结果，党委管思想，政府管道德，变得很有“群众基础”。乡民自治，乡绅自治，自然“无可奈何花落去”。公民自律，社会自治，则更是少有人说，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机构和制度。睢宁县委书记说“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国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话糙理不糙”，因为我们确实缺少“市民社会”这个中间层次。
现在麻烦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了，社会管不着，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这当然不是睢宁一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睢宁不过是中国的缩影。所以，睢宁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困惑；帮睢宁解套，就是帮中国解套。
怎么解？只能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市民社会来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公买公卖”。这就是“公平原则”。讲公平，首先得平等。这就是“平等原则”。既平等，又公平，生意就做得下去。而且，要想长期做下去，你就一要“守约”，二要“守信”。两个都不守，没人跟你玩。这就又产生了“契约原则”和“诚信原则”。体现“契约原则”的，就是法律；体现“诚信原则”的，就是道德。显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就是“解套之手”。当然，所谓“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得是货真价实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要建设的，就是市民社会了。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必须有耐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政府要做的，一是保护，二是服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市民社会就更是脆弱，很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在这方面，睢宁能不能带个头呢？
是所望焉。
本文部分内容刊载于2010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29版，责任编辑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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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何时不再让人心酸
〇 所谓“望子成人”，就是说，做一个善良、真实、健康、快乐的人。
睡前有读点什么的习惯，但昨晚所读，却让我几乎一夜难眠。
昨晚读的，是今年（2009年）4月1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第15期）。该刊第6页有一篇短文，题目叫《令人心酸的理想》。作者曾颖，是一位记者。文章说，有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开班会谈理想，其中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去当城管。为什么要当城管呢？因为如果遇到妈妈摆菜摊，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听完这话，我和文章的作者曾颖一样，都“忍不住心里一阵发酸”。而且，我不但心酸，还肃然起敬。是的，我对这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充满敬意。
我认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之一。
首先她善良。她产生“当城管”的念头或者理想，完全是出于她对妈妈的爱。因为就在不久前，她妈妈卖菜的时候，为了躲避追赶，一头撞在了电线杆上。她爱她的妈妈，心疼妈妈的担惊受怕和含辛茹苦，但是她没有办法。大约她也知道，对于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