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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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段感情。”35岁的黛比（Debi），自己拥有一家设计公司，也被人说成是假装正经。她“对性有一种旧式的看法”，她的一个朋友这样认为。　　“挑剔，挑剔，挑剔：新一代单身女性的困境”发表在2000年9月的《谈话》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美国女人依然想拥有婚姻，但是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克瑞斯汀·怀特宁（Kristin　Whiting）试图给出答案。”32岁的怀特宁是ABC的一名新闻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她被描绘为一个对承诺充满恐惧的人。这篇文章指出，根据统计学，她将会被看成“失常”，因为通常女人会在25岁时结婚。　　怀特宁在评价男人时标准很高。她不想嫁给一个令人厌烦的投资银行家。他不能太过乏味。她母亲说自己无法理解女儿，在她那一代人的观念里，相信的是“如果你在19岁的时候还没嫁出去，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尽管怀特宁很独立，但她还是想有一个男人来照顾她。“我想被人邀请出去吃晚饭，这不是为了经济，而是因为这是原则。”　　不管对于她的婚姻状况有多少说法，克瑞斯汀·怀特宁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她喜欢她的家人，她还有许多朋友。事实上，尽管这篇文章在追问为什么怀特宁还没有成家，它还是表明婚姻有时还不如单身：“对于单身生活来说，有些时刻会感受到深深的孤独，性的匮乏也是一个缺陷。但是这与在死亡的婚姻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孤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尤其是这桩婚姻把你和另外一个人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需要你去做出那种牺牲的时候。”　　的确，当成功的单身女性选择放弃她们的单身状态，或者是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她们很难不心生疑窦。2002年，单身女性的两个偶像坎迪斯·布什奈尔和朱莉亚·罗伯茨同时在7月4日这一天走向了婚姻的殿堂。43岁的布什奈尔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10岁的芭蕾舞演员，他们相识才不过两个月。罗伯茨也嫁给了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甚至懒得使用双关语，直接引用了参加布什奈尔婚礼的一位嘉宾的话说这是“独立日的结束”。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单身女性所处的两难困境。　　即使是塑造出布里奇特·琼斯的女性本人也很难不把感情与制度混淆在一起。2003年，45岁的海伦·菲尔丁宣布她怀孕了，并决定结婚。但是，正如她对《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所说的那样，她可能永远都不举行婚礼，因为这“太过美好难以应付”。她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这一代女人和50年代的旧式家庭主妇有相通之处。但是在那个时候她们完全是另外一种女人，她们有能力过上好的生活，有她们自己的朋友和收入。实际上，当你单身的时候，你不见得会真孤独。当你结了婚却只能一个人待着时，会更加孤独。”

第七部分不做妻子（14）
确实是这样。作为一个身价百万的作家，这个女人创造出了一个当代神话，她很清楚怎样去避免许多女人对婚姻所怀有的反感：缔结婚约但总是处于对婚礼的等待中。这实在是一个天才才有的想法。你会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希望之中。然而你却不会困惑，或者是隐隐的失望——这些常常和妻子的角色如影随形。但是菲尔丁对妻子可能感受到的孤独的评论还有着另外的涵义，而这些却很少被触及——所有关于女性“拯救”和被照顾的话题都和妻子有关，似乎和单身女性没有什么关联，而这些婚姻之外的女性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可能更为艰难。　　像海伦·菲尔丁一样，在媒体的覆盖之下，不做妻子的女性成功地突破了那些把她们模式化的陈腔滥调，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多彩生活，这和她们具有多少消费能力实在没有太大关联。与此同时，妻子们也在面临着挑战。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且会持续下去。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1）
念一遍刊登在报纸上的这则广告吧！你将会如何回应呢？　　工作机会：成为一桩有将近60％赢利机会的投机生意的合伙人。你将充当一个辅助性的角色。报考者必须富有魅力、性格开朗、有亲和力还要有组织能力。要履行的职责包括管家、娱乐、旅行、参加商业活动，还要有能力在最短时间内做一份私人计划。工资、假期、病假和退休金都由合伙人决定，并且和这桩投机生意的收益密切相关。这个工作需要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和事业上的追求，还要做好随时被解雇的准备——当你被你的合伙人解雇的时候，事先不会接到任何通知，甚至你已经为他服务了30年之久也无济于事。这种关系的断绝由合伙人或者是法庭决定。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将被优先考虑。　　事实上，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已经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且还将会继续做下去，正是这样一种形势促使我走进了位于纽约的婚姻平等协会（The　Institute　for　Equality　in　Marriage）。当我经过那个门时，首先看见的是从70年代就风行于世的《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最起码这是一个很不和谐的画面。毕竟《花花公子》建议丈夫们抛弃他们的妻子，放弃他们的婚姻责任。在这样一个以促进婚姻里的经济平等为目的的非赢利机构的墙上出现这些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个细节实在是很具讽刺意义。　　婚姻平等协会由洛纳·乔根森·温特（Lorna　Jorgenson　Wendt）在1998年创立，她用1997年离婚时得到的2000万美元赡养费当作启动资金。在她的婚姻解体以前，温特是一个典型的上层阶级妻子，为她事业成功的丈夫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相信他们是地位平等的伴侣。经过了一场痛苦的法律纷争后，她改变了看法。离婚后，她得到的财产远远不到他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这场变故让她猛然醒悟，开始为争取婚姻中的夫妻平等而行动起来。在她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婚姻生活中，她曾经一直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现在她知道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在理论上成立的原则必须采取行动。　　温特已经年逾50，但是依然像少女般神采奕奕，但这并未掩盖她坚定的意志。她有一头金色的短发。她穿着很有品位，黑色的衬衣、长袜与丝质的豹纹上衣和黄金质地的珠宝很是协调。她的黑色皮包是普兰达（Prada）的。有资料说她每个月的服装费用高达1万美元。　　温特似乎与《第一任妻子俱乐部》里面描写的那些愤怒的、一心想复仇的妻子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然而，在她自己看来，她是一个上层社会的诺玛·蕾（Norma　Rae），为了提高成千上万的居家妻子的工作价值而斗争不息，尽管那些妻子们每个月花在服装上的费用没有她那么多。　　她从来都没有料到自己有一天会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当洛纳·乔根森在1965年与加里·温特（Gary　Wendt）结婚的时候，她以为这段婚姻将永远都不会改变。他们是众人眼中的天作之合。她从小在一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家庭里长大。她的父亲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她的母亲一共生育了6个孩子，是她的榜样。“我想做最好的妻子”，她说。为了加里能够在哈佛商学院攻读MBA，他们搬到了剑桥。她为了养家，出去教授音乐。晚上，她为他打印论文。过了一些年，当加里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她在家收拾房间，驾驶汽车，招待他的职员。在第一个女儿出生的8天后，她丈夫打电话回来说有12个人来吃晚饭。她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他对她说：“正好凑巧了。”　　她丈夫步步升迁，最终成为通用电气金融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Services）的总经理，在这个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因为家务琐事令他烦心，比方说让他打电话找工人来修水管或者是让他照看生病的孩子。她的责任包括消除任何一种有可能让她的丈夫感到苦恼的压力。她经常陪他参加商业旅行，总是亲自就公司的一些具体事务做一些事先的工作。“尽管没有人付我薪水，我其实象征着这个公司”，她说：“加里地位显赫，处理着与生意有关的事情，但是我更具亲和力。他总是记不住人名。我能做到。我们各自有不同的任务。”　　在洛纳·温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居家妻子是一笔商业财富。她的谈话让我想起1954年上映的喜剧《女人的世界》（Woman’s　World），这部片子由佛瑞德·麦克默里（Fred　McMurray）和劳伦·巴考尔（Lauren　Bacall）主演。情节很简单：一个正在为公司寻找总经理人选的人，决定通过观察哪位候选人的妻子最适合担任经理妻子的角色来做最后的决定。为此，他邀请三位入围人选带着他们的妻子到纽约度周末。“如果一个妻子太过坦率，不能和公司的利益结为一体，她将会阻碍丈夫的升迁”，温特说：“如果你的丈夫位置很高，你在家里能说的事情在公共场合不见得能说。”　　她看到丈夫同事的妻子专心发展自己的事业，成为“希拉里式的妻子”——这是1994年《华尔街日报》在提到注重事业的女性时用的一个充满了嘲弄色彩的名词。“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进入职业领域”，她说：“这就意味着她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参加丈夫公司的活动，人们会说‘啊，他再不会升得那么快了’。或者他们会说‘她不在乎丈夫的升迁，因为她自己已经有了工作。啊，这将会伤害他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2）
他们的两个女儿长大成人后，温特感到自己的内心很不平衡。她参加了几次拓展训练营组织的野外探险活动，并开始积极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当她丈夫的商业旅行与一场音乐会冲突的时候，她会拒绝陪他一起去。他开始抱怨她。1995年12月，他向她提出了离婚。后来洛纳·温特在提到丈夫的这一要求时说这是结束他们婚姻的“单方面决定”，是“用钱逼她走人”。然而，惯例很难被打破。在他表示自己想结束婚姻后的一个星期，她还是以女主人的身份为他的同事们举办了一场要求穿半正式礼服的圣诞晚会。　　当她的丈夫提出给她800万美元的赡养费时，洛纳·温特勃然大怒。她曾经管理过家庭财政，知道他们的财产接近10000万美元，也就是说她丈夫给她的还不到其中的10％。在她提出的“平等分配”中，至少在理论上她应该得到一半财产。但是温特夫妇生活在康涅狄格州，这里和美国的大多数州一样，由法官决定财产如何分配算作公平。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财产不超过1000万美元，夫妻双方将平均分配。然而法庭没有采用平等分配的原则，而是依据旧式的“他赚的就归他所有”对财产进行了裁决。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偏见正在媒体中慢慢滋长，在报道巨额的离婚案子时，夫妻所拥有的财产经常被说成是“丈夫的财产”。结果就是那些富豪的妻子到最后得到的财产远远不到他们共同财产的一半——经常是10％到20％。例如黛安娜王妃据说从查尔斯王子那里得到了1700万英镑。　　法庭经常会被“多少才算够”这样的说法所影响。换句话说，给妻子800万美元被认为是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这是一大笔钱。在这种情形下，关键问题是丈夫“应该”给妻子多少，不管他们分别做了什么，夫妻双方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实际上，在法庭看来赚钱多的那个人有权多得到一些。　　温特夫妇在1997年离婚。1999年1月，经过一系列艰苦的上诉，洛纳·温特得到了2000万美元，在她看来这个数目与她担任“无经济价值的合伙人”所做的贡献相比依然很不相称。她也试图去和丈夫平均分配在他们婚姻存续期间积累的那些所谓的“软财产”——股票买卖特权、补充养老金等等，这些都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得到的但是离婚后她就得不到了。后来，当她意识到她的角色正在贬值，她开始把自己称为“温特家的CEO”，再一次利用商业术语来支持自己的地位。　　温特的案子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在女人中间。尽管在过去30年间，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妻子们在离婚时依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据一些研究，前妻和孩子们的生活标准在离婚后大约会下降30％。此外，在离婚后重新开始工作的女人大多数都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主要义务，即使监护权由夫妻双方“共有”也是如此。这就使她们承受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像洛纳·温特这样得到的财产远远少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情况被认为是正常的，尽管只就长时间的婚姻在崩解时的财产分配情况而言，已经有了变化。1998年，63岁的维拉·赫顿…戈德曼（Vira　Hladun…Goldmann）创造了历史：她结束了与纽约市的一名银行家33年的婚姻，分得了他们共同拥有的8600万美元中的一半。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她洗衣煮饭，生儿育女，招待朋友，装饰他的办公室，和她的丈夫一起参加商业旅行，甚至为他理发。1996年，她主动提出了离婚。“我们不再有任何相通之处”，她对《华尔街日报》说：“我曾经说过；‘罗伯特，前25年属于你，后25年属于我’。他含糊不清地笑笑，压根就拿我的话不当回事。”　　这是他所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戈德曼说她“像一个楼上的女仆那样被对待”。最后，也许她觉得自己终于有理由离开这个男人了。她在29岁的时候与他相识，和他在一起待了30多年。她后来承认，这场婚姻实际上是实用主义的产物，和感情并无太大关联。“我并不认为我遇到了梦中情人。他只是那一群人中条件最好的一个”，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这样说。她说在他们的婚姻中并没有不忠。他们两个人只是越来越疏远。　　他的律师说作为一个妻子，她并没有对他们的财富做出直接的贡献。甚至她的律师也建议她不见得非得要50％的财产，但是她拒绝了这一提议。曼哈顿高级法院的法官沃特·特鲁比（Walter　Tolub）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判定她得到一半财产，尽管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判决是公正的，说漫长的婚姻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结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