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什么-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很边缘化的角色。在《以血为礼》（Blood Rites：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assion of War）中，芭芭拉·海伦瑞奇（Barbara Ehrenreich）提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需要男人们出去打猎，寻找食物，对于女人和孩子们来说，男人们的地位显然没有从前那么重要了。这一事实让男性的身份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Lionel Tiger）在《男性的衰落》（The Decline of Males）中也回应了这一说法，这本书指出公共政策对男性的歧视让家庭正在回到“哺乳默认模式”——母亲独自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模式。尽管这些观点都有自己的根据，我们还是想对这一“危机”进行细致的勘察，当妻子们被解除了禁锢，男女两性之间必然会重新排序，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危机”的发生机制呢？ 1999年6月的《哈泼时尚》杂志的封面上有一个大大的标题：“谁需要男人？”“多余的”男性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喜剧角色。丹尼斯·米勒（Dennis Miller）这样说：“瞬间润滑油、精子银行，这一切都让男人成了众多选择项中的一种。”看看世界500强公司、大多数的政府机关、军队或者是《福布斯》（Forbes）杂志上的富豪榜吧，男人依然占据了主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说他们是一种“选择”，其实可以当成笑话来听。 再一次，我们又回到了那些令人厌倦的问题：“谁需要男人？”“谁需要一个丈夫？”“谁需要一个男人待在家里？”很显然，女人需要男人，就像男人需要女人。那应该选择什么呢？难道女人真的能够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妇女乐园”里吗？ 我们终于触及到了问题的症结：妻子的意义随着丈夫的意义一起变化，就像女人的意义随着男人的意义一起变化一样。直到19世纪后期，婚姻中的性别角色才开始强调主导…从属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但是这一情况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现实中有一些男人为他们更有成就的妻子提供支持，比如约翰·贝利，这样的事例提醒我们名词性的“妻子”与真实的“妻子”并不一致。仅仅在10年前，男性的妻子还被看作是不合常规、行为古怪的人。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是才华横溢却饱受躁狂抑郁症折磨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情感上的守护神。丹尼斯·撒切尔（Denis Thatcher）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富有奉献精神的伴侣，她是英国第一任女首相，从1979年一直任职到1990年。他们的夫妻关系很是令人寻味。在以首相的丈夫闻名于世之前，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确信理想的政治伴侣应该是“总是在场，从不会离开”。以他的处境来看，这一格言更是加倍的正确：他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即使他是“妻子”这一角色，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还是实际上的“妻子”，这对于她是一种冒险：她的地位可能从主导转为从属。从她的绰号“铁娘子”不难看出，现有文化在面对她所具有的强大权力时有一种命名的尴尬。但是在她的丈夫看来，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并非生硬而强横。他曾经这样赞扬她：“我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之一结婚有40年了。我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爱和忠诚。”
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7）
在90年代，对男性妻子的嘲笑越来越少。事实上，他们开始被看作是做出了一种时髦的选择。安德鲁·蒂伯丽丝（Andrew Tiberis）是《哈泼时尚》杂志的前主编莉兹·蒂伯丽丝（Liz Tiberis）的丈夫，在他妻子去世之前，他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现在他在按她的嘱托支持卵巢癌的研究工作。安迪·斯派德（Andy Spade）是著名的手袋设计师凯特·斯派德（Kate Spade）的丈夫，他辞去了自己在广告行业的工作和妻子一起打理生意。唐娜·卡伦*Donna Karan）的第二任丈夫斯蒂芬和妻子一起创办了公司，并且让他的妻子成了一个名人。西厄瑞·博伊（Thierry Boue）是著名的Bliss Spas的创始人玛西娅·金格瑞（Marcia Kilgore）的丈夫和商业伙伴，在一次访问中他谈起了妻子繁重的工作负担时，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如果我们不在一起工作，我每天只能看到她几个小时”。即使是那些处于主导地位的丈夫，比如比尔·克林顿有时候看上去也很像是一个支持性的伴侣。2000年在他的妻子竞选美国参议员时，他也到处活动。 虽然目前选择留在家里抚养孩子的男性数量很少，但家庭妇男业已被当成了一种潮流。许多人是因为临时性的事业承担起了主妇的责任，还有的则是利用在家里的时间从事一些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作。然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夫妇决定让丈夫牺牲职业前景在家里待几年或者是一直到孩子长大，为的是让妻子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事业。然而羞辱依然存在。待在家里不像个男人，2003年9月的《加拿大国家邮报》上登载了的一篇文章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女律师说如果她也当律师的丈夫是诚实的，他会承认他比她更适合待在家里。他没有做出这种选择说明人们还是习惯性的认为家庭是女人的活动领域，而不是男人的。 用男性妻子来取代女性妻子仅仅是把系统性的妻子问题转移一个性别，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居家男人和居家女人一样都会有一种被边缘化了的感觉。2002年10月《财富》杂志封面文章的标题是“得到奖励的丈夫”，对新出现的居家男人做了细致的探究。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这份商业杂志在描述离开职场回到家庭的妻子们时，用的标题是“再见老板女士，你好足球妈妈”。两相对比，不难看到一种很明显的双重标准，这真是令人沮丧。当一个女人离开工作去做家庭妇女，好像她是因为无法应付工作与家庭的矛盾才出此下策。当一个男人做这样的选择时，他被当作一个英雄受到欢迎。“得到奖励的丈夫”一文的副标题就传递出了这种信息：“要糖果吗？你在开玩笑吗？当他们的妻子出去工作了，居家丈夫专心照顾孩子。他们应该为交换位置得到奖励。” 正如杂志上所解释的，那些“得到奖励的妻子”整天忙活的是“午饭、聚会、消费、别让丈夫吃‘伟哥’”，而这些“得到奖励的丈夫”却有许多具体的事情需要处理：“开车带孩子出去，训练足球队，付账单，修洗衣机，还要准备晚饭。”杂志上的文章还说：“他通过辞职、早退休或者是做兼职的方式把自己的事业抛到了一边，为的是他妻子的事业能蒸蒸日上，他们的家庭能欣欣向荣。在一个工作着的伟大的女人后面，总是会有一个伟大的居家男人。” 这篇文章也很清楚地表明只有很少几个照顾家庭的男人和居家女人的处境一样，在两难选择中难以取舍，注定是取胜无望。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些机会主义者：“如果他们有保姆帮忙——我们采访的很多男人都有；大多数没有——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些不速之客，或者说是哪个休闲俱乐部里的成员，保姆的帮助甚至能让他们去做一些兼职工作。”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说家庭妇女们感到“隔绝、缺乏智力上的激励、得不到正确的评价”，她的说法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夸张，但这些男人据说也有这些感觉。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不再在外工作赚钱养家多少有点可耻。弗兰克·菲奥里纳是惠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卡丽·菲奥里纳的丈夫，他从自己的职位上退休这样他们夫妇就能专心发展他妻子的事业。他拒绝对《财富》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发表评论。“把他说成是一个居家丈夫对他是不公平的”，卡丽·菲奥里纳则对杂志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情况在发生变化。5年前，当杂志想报道“得到奖励的丈夫”这一潮流的时候，找不到足够的当事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男人们因为自己的妻子养家口而感到的羞辱依然存在，但是有迹象表明这种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一些男人甚至拿这个话题开玩笑。 如果妻性鸿沟需要填平，把男性带到妻子的队伍里来就至为关键。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队伍建设都很必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于那些需要某种社会交互作用的居家丈夫/妻子来说，这种建设尤其重要。我们总是认为居家丈夫们更容易融入社会中去，比如居家父亲（Stay at Home Dad））这个组织（其乖僻的缩写名SAHD实在是需要更新了），他们召开大会，建立了一个网站，还编写时事通讯。 对潜在于婚姻内部的性别动力进行的最激进的重新定义是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荷兰、比利时和加拿大的两个省份授予同性夫妇平等的婚姻权。麻萨诸塞州的高级法院也刚刚批准了同性婚姻。同性夫妻也获得了其他许多法律权限。当同性恋者结婚的时候，婚姻制度将不再仅仅被用于男性…女性领域。但是当同性恋者获得结婚权时，在现代婚姻中对夫妻角色起到指示作用的性别歧视注定被曲解得更加严重。
第九部分妻子的意义（8）
绝大多数的已婚夫妇并没有世界前500强公司那样的财富也没有管理着一个时尚王国。《福布斯》杂志里没有他们的声音。在大多数婚姻里面，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有一些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有一些是因为现实需要。在那些夫妻中只有一个人赚钱的家庭里——根据人口统计资料，这样的家庭占主流而且数目还在上升——一个人的收入要承担所有的花销。根深蒂固的妻子模式给这些人——而不是那些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受到特别恩典的男男女女——带来了生活中最难克服的障碍。 解决方式不是不存在。但是，为了找到解决方式，我们首先需要把目光拉回到二战时期，那时候政府和企业们恳求妻子们走出家庭开始工作，并对她们的这些行为大力赞扬。因为意识到女人们不再扮演传统的角色，美国的公司为她们提供一些支持，主要形式是为8个月到6岁之间的孩子建立全天候的托管中心。英国政府为有职业的妻子们提供白天照顾孩子、家庭帮助、准备饭菜，还一周给她们一个下午的假期用来购物。为了鼓励女人们成为劳动力，加拿大政府提供照看孩子的中心和税收激励政策。 必须要好好弄明白“玻璃天花板”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绝对不是一个难以费解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体现了对那些在家庭之外辛苦工作的妻子和母亲的偏见。华盛顿的美国大学工作法律计划的主管琼·C·威廉姆斯（Joan CWillians）在2003年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地写到这一点。在她看来，许多女人之所以从来都没有接近过玻璃天花板是因为她们“因为做母亲，很早就停了下来”。我们最后抵达的是对女人职业的理解——还有男人——他们放弃工作花很长时间去照顾孩子必须被视为“非线性”的，对于通常的词典来说这是一个异质的概念。在那些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公司里，会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高级职位，这一事实一点都不令人费解。在过去的10年里，德勤会计公司（Deloitte & Touche）选择弹性工作方式的职员数目增长了一倍还多。在这一时期，女性合伙人和主管从97人增加到了567人。但是男人也一样从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中受益良多。比如自从德勤公司开始为做了父亲的人提供假期，有将近一半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它。 诸如此类的例子经常被人列举，但这些终究不是主流，这从《职业女性》（Working Woman）评出的“最适合母亲工作的100家公司”就可以看出，这张表上列出的公司在提供婴儿照看、学前辅导、暑假和弹性工作制方面比较占有优势。到现在为止，《财富》杂志还没有放弃他们对“得到奖品的妻子”的品位，尚未开始关注“最适合父亲工作的100家公司”，但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计划肯定正在被悄悄酝酿着。《财富》杂志对居家男人的报道并非没有任何教育意义。它再一次揭示居家丈夫所做的家务没有家庭妇女那么多。家务活依然是女性的工作，妻子的工作。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有一天女人会因为持家有方得到特别的奖励。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广告里的女性拿着拖把辛苦地劳动吧！这一形象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也被纳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圈：当女人们被当作广告的目标影响客户接受询问的时候，她们说自己不会买那些以做家务的男人作为广告形象的产品，因为这不反映现实。这种形象之所以不能反映现实，是因为大众媒体中惯常的叙事模式中男人是不做家务杂事的（当他们做的时候，要么是很勉强，要么是根本就不会）。 情况同样在发生着变化。女人开始就谁做家务进行谈判。娜瑞·斯达克（Nori Starck）是设计师菲利普·斯达克（Philippe Starck）的妻子，2003年10月接受了《时尚》杂志采访时承认，在他们刚结婚的那些年里，他们曾经就谁负责家庭方面的事务争论不休。他们各自都有一份发展势头很不错的工作，谁都不想放弃。她说：“他向我提出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无法决定谁是家里的那个女人。最后，我放弃了，说‘好吧，我结婚就是为了当一个妻子’”。 家庭里的妻子延伸到职场，婚姻生活中的主导和从属关系在职业和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投射。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演讲中对年轻的职业女性表示，有一个幻影在对她的写作起到威胁作用。她把这个幻影称作“完全无私的家庭天使”，这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考文特瑞·帕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中描绘的一种理想化的维多利亚式女性气质。这是他献给他的妻子艾米莉的一首诗。伍尔夫说，如果女人们真想在工作中有所建树，这样一种顺从的个性“必须被杀死”。后来，在一篇名为“家里的天使”的文章里，伍尔夫写到：“如果我不杀死她，她就会杀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