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中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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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在亲征之时对臣下言道：“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雠，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的决心显而易见。
公元645年，唐太宗亲自率军冲破高句丽的层层防线准备攻打平壤，但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受到有力抵抗，加上寒冬天气以及薛延陀入侵唐朝，唐军被迫返回。
消灭薛延陀之后，太宗皇帝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公元649年再一次征讨高句丽，直到太宗去世前，唐朝一直在组建海军以备大举*高句丽。尽管终其一生太宗也未将高句丽征服，但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在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割据的土地，为此后唐朝统一中国版图打下了基础。
大唐高宗皇帝即位之后，由于西北局势一时吃紧，也没有立即大规模征讨高句丽。
日本此后出兵朝鲜半岛，不仅仅与百济有关，也有高句丽因素。日本大和朝廷害怕，一旦高句丽被顺利平定，中国在东北亚的优势地位将更加稳固，自身的比较劣势也就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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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唐远征军开赴百济战区（1）
公元7世纪初的朝鲜半岛，一方面，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朝鲜半岛之后，它的战略目的就是要挤压甚至打败百济、新罗。这就使得百济、新罗在相互攻伐的同时，还要对抗高句丽的扩张。
同时期的中国是大一统局面下的隋、唐两朝，并且两朝都东征高句丽试图重新统一辽东故土。
而日本想在朝鲜半岛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这样一来，不仅扩大了大和朝廷的领土范围，而且可以改变依赖半岛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的现实，达到直接与中国进行联系和交往的目的。
中国隋唐之际的日本，在谋求与中华帝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的同时，也显示了岛国扩张领土的野心。
史载：
公元391年，大和国军渡海攻打新罗；
公元399年，百济、大和联合攻新罗“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
公元404年，“倭不轨，侵入带方界”。
而百济与新罗因领土纠纷素有世仇。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斡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这样说道：“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
对于太宗皇帝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佯称顺从，实际上并未停止对新罗继续用兵。
就在大唐太宗用兵高句丽前后，百济再一次入侵新罗。
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有“海东曾子”之称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联合高句丽再次进攻新罗，夺其城四十余座。后来又夺取了新罗战略要地棠项城，从此阻绝了新罗向唐朝进贡的陆上通道。
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
但此时的唐太宗正进行西北战事，面对新罗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严厉警告。
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百济又乘机攻占新罗十几座城池，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直到大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向唐朝派遣使节觐见，再次表示臣服。而唐朝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已不再信任。
唐高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与其父太宗相提并论，但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在发给百济国王的诏书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姿态，他要求百济国王立即停止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并把原新罗国土归还该国：“如百济国王决意对新罗继续采取军事攻势，朕将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内的联合部队，经由辽地深入百济。对于事件后果百济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后悔！”（“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百济王廷上下对大唐的国家实力和战略意志评估发生了严重差错，他们认为高宗时代的唐朝虽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级阶段建设，处于国力上升阶段，但仍没有摆脱被动处境，认定这个庞大帝国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仍会继续韬光养晦隐忍下去。并且百济继续用传统眼光衡量本国处境，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唐朝一直没有平定的高句丽割据政权，而于海路而言，两国隔海相望，今天的黄海对于公元7世纪的人类来说是一道难以从容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百济王廷没有认真对待唐朝的警告，依然故我。
公元655年，即大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济与高句丽再次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大唐远征军开赴百济战区（2）
新罗局势再次紧张，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权告急。
唐朝这次放弃单纯的口头警告措施，立即做出实质性应对。高宗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
唐军兵力不多，以致高句丽低估唐朝战争决心，“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在这场战斗中，骄傲轻敌的高句丽军队被唐军“大破之，杀获千余人”。
但对于唐朝来说，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意图，新罗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高句丽军队对唐军的轻视，基于它认识到唐朝战略重点还在西北方向。
公元660年，即大唐高宗显庆五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缓和下来。这年正月初二，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召见。
3月，百济继续以高句丽为屏障，多次发动对新罗的压倒性战事。新罗国王金春秋无计可施，只得通过多种渠道再次向唐朝中央政府派来求救信使。
3月12日，唐高宗决定集结重兵一举改变长年不稳的东北局势，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公，统兵十三万，以来征。兼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其国兵与之合势。苏定方引军自城山济海，至国西德物岛。新罗王遣将军金庾信，领精兵五万以赴之。”
由于在此前数十年，唐朝的战略重心一直未能转移至东北亚地区，而新罗凭一国之力，应对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三国压力，苦撑局面，大多数时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已沦丧大片国土。在公元660年的这次战争中，唐朝派出十三万大军援助之时，战场前沿已在百济、新罗两国间犬牙交错。大唐高宗认为有将百济、新罗整合为一个统一战区的必要。
在这次军事安排中，新罗国王金春秋负责集结、整合本地武装，在军阶上稍低“行军大总管”苏定方，是为“行军总管”，苏定方与金春秋实为百济战区总司令与副总司令。
此前，在高句丽与百济混战时代，由于高句丽对百济形成巨大军事压力，百济首都步步南迁，先从慰城迁都熊津城，后继续南迁至泗沘城。泗沘、熊津两城变为百济国的东、西二都。泗沘这座“最后的都城”依山而建，地势险峻，下临白江滔滔天险，城内约有人口“万家”。
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5月，新罗王金春秋亲自率兵出京城（今韩国庆州），6月到达今天的仁川以东数十公里的地方，一待唐军自山东半岛发兵登陆朝鲜半岛，战机成熟，两军将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一举挫败百济。
苏定方率部在6月下旬，到今天的仁川附近，与新罗太子金法敏约定：唐朝中央军由海路，新罗地方军由陆路，于7月10日在百济南部会合，围攻百济王都泗沘城。
面对十八万唐罗联兵，慌乱之中的百济王廷组织力量在白江口处和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击。
唐军方面，苏定方部分属两支部队，顺利击溃前来阻击的百济先头阻击部队，直扑泗沘，并于距泗沘城数十里的地方与百济国主力部队展开角逐，唐军大破敌阵。由于新罗军一度受阻，唐罗军队会师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天，苏定方大怒。但这一历史小细节并没有影响整个战争进程，唐罗联军集合之后，开始部署阵地合围泗沘。
第二天，即7月13日，曾经从新罗手中夺取洛东江以西大片领土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弃都乘夜遁走，逃奔至另一重要城市熊津城。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机自封为王。
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尚在城内，他害怕扶余泰对自己下毒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率先缒城向唐军投降。四围重兵压城，扶余文思的投诚行为瞬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又有百济方面多名军政要员出城请降。
唐罗联军总司令苏定方不仅是一名盛世悍将，且足智多谋，他通过凌厉有效的政治攻势，成功策动城内士兵，城中尚未有唐军一兵一卒，城头却出现了一面随风飘扬的大唐旗帜。
以扶余泰为核心的城内顽抗力量的意志被彻底瓦解，泗沘城门洞开，扶余泰被迫率领百官请降，泗沘城陷落。首都失陷，百济在名义上已经亡国。
7月18日，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部队自熊津城请降，之后百济各地的军政首脑顺应国王意志，纷纷向唐朝臣服，并主动向进驻泗沘的唐军送粮送款。
百济大局已定。
在百济王族出降之时，受其蹂躏多年的新罗军长吐一口百年怨气。新罗太子金法敏更是报了背负二十年的国耻家仇，他责令百济太子扶余隆跪于自己的战马之前，并且厉声唾骂：“向者汝父枉杀我妹，埋之狱中，使我二十年间，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
作为亡国太子的扶余隆，“伏地无言”。
自3月10日高宗皇帝下发远征百济诏书，至8月12日平定捷报抵大唐京城，前后共计五个月时间，割据海东近五百年的朝鲜古国百济在须弥间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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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洛阳城里的日本人
在苏定方奉诏*百济的半年前，即公元659年（唐显庆四年）闰10月，大唐高宗从长安出发抵达东都洛阳。
闰10月29日，以津守吉祥连为首的日本遣唐使团抵达洛阳，大唐高宗在这里接见了他们。这些日本人在海途之中历尽磨难。
公元659年秋天，吉祥连、石布连率领的两艘船只，奉命出使大唐。一行人从日本难波三津浦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漂流到朝鲜半岛南部海域的小岛上。第二天黎明时分，两船先后尾随出海。第三天，夕阳西下，看似平静的海面突起狂风，石布连的船漂到一个小岛上，岛上的土著人趁势掳掠，大使以下多人遇害，仅有五人趁隙乘土著人的船只得以逃脱，一路奔命来到大唐境内的括州。政府官员负责将他们送到了洛阳。
两船失散之后，吉祥连的船只在一天半夜才行到大唐越州会稽县须岸山，但是又遇到强劲的东北风，因而不能靠岸。辗转七天之后，才得以在浙江余姚下锚。他们把所乘的大船留在余姚。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各地驿站的协助下也来到东都洛阳。
当时高宗皇帝在东都洛阳对日本一行人进行了接见。日本使者特别以两名虾夷人示唐天子。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接受中国“中央王朝”的意识形态，“虾夷”这样的称呼很明显是来源于中国“蛮夷”的说法。虾夷人全身纹身，男人须长四尺，并且当场进行了射箭表演，且射无不中；另将一张白鹿皮、三张弓、八十支箭进献给高宗。高宗对他们的奇特装束很感兴趣，特别对他们的情况作了询问。
高宗问道：“虾夷在什么地方？”
使人答道：“在我国东北方。”
“虾夷人有几种？”
“分为三种，最偏远者，我们称其为‘都加留’，再近一些的，称其为‘粗虾夷’，最近的叫‘熟虾夷’。今天陛下见到的属‘熟虾夷’，他们每年都会入贡敝国朝廷。”
“虾夷人种植粮食吗？”
“没有，他们靠吃肉存活。”
“虾夷人建造屋舍吗？”
“也没有。他们深居山林，以树洞岩穴为家。”
除此之外；日本国内问题并没有引起高宗皇帝过多的关注。
短暂的初次召见结束后，高宗下令使者暂回舍馆，“尔等远道而来，先在馆舍住下，择日再见。”
高宗皇帝显然也没有更多留意虾夷人。但日本使者带上虾夷人一起觐见高宗，是有他们的政治考虑的。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大和军在阿倍比罗夫将军的率领下，正对该国北部进行征讨。使者是想告诉大唐皇帝，日本也已经是大一统的国家了。
随后，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国使节一起参加了高宗皇帝亲临的冬至宴会。宴后高宗皇帝下发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
“海东之政”表明高宗皇帝已打算接受新罗的请求，对百济进行武力打击。日本遣唐使遂被软禁在西都长安。
就在日本使者在洛阳城逗留的时候，刚*完突厥的大唐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接受了新的军事任务，以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的身份统水陆大军十三万，会同五万新罗兵，共同讨伐百济。
再往前数年，即公元653年，日本曾派出一支使团，这支遣唐使团以包括日本贵族子弟等人在内的留学生或学问僧组成。在那次召见中，唐高宗曾向日本使者下达诏书，要求日本发兵援助受到百济军事压制的新罗。
唐朝政府之所以会向日本发出这样的命令，大概是基于唐朝判断高向玄理、南渊清安以及僧旻在内的一批在隋朝有过生活经历的人在大和朝廷有一定的影响力，误判了当时的日本政府会执行亲唐政策。
事实上，当时掌握日本最高权力的中大兄王子一直主张与百济结盟，而作为他的重要谋臣之一的中臣镰足很可能在这一点上与他是有分歧的，在这批遣唐使中就有中臣镰足的长子定惠和尚。
僧旻在公元659年去世，高向玄理则于此前的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