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光复:华文漫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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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基石：中国精英政治的开端（4）
当唐朝之初，太宗确立了“先存百姓”以民为本的理念时，一个国家与社会复兴的核心基准点也就找到了；以“有道”而推天下，益百姓而治国，则确立了一个“哲学王”的理想国君和至善治国的领袖方针，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成为了一个盛世时代的关键动因；而“任人唯贤”，选拔“天下英雄”为治国济世之才，并将他们的姓名写在自己屋内屏风上朝夕省览，可以看到太宗是如何精心构建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群体，这样一来，一个理想国家和兴盛时代的三要素就获得了确立，由是，一个盛唐时代的到来，也就自然而然循乎自然之道了。所以，历史看似偶然，其实为必然，所讲求的，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原理和它的三要素。柏拉图的辩证之法与理念之要，之于今天思想日见浅薄的中国，应是需要推崇和认真研讨的（我们不能仅仅只知道回归儒家学说），而太宗之绩，贞观之治，不得不让我们倾心学习，千古一帝这笔治国富民的国家政治财富，更值得21世纪中国和全球国家领导人都认真吸取。
从秦统一中国而焚书坑儒，到汉高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人才之叹，再到魏武帝“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思贤之忧，延续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精英集体奢靡丧志，唐朝的发端，则以一个国家共同复兴的理想而作为新历史的开启，以一群积极参政的精英而作为国家建设之栋梁，以一国之民的生活富裕而为社会发展的共同基石，故而可以论证，唐朝是中国精英政治的一个非凡历史开端，她的这一成功模式，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后续一千多年连绵不尽的仁人志士之于中华的理想，更将再影响中国与人类未来的两千年！
时代，总是属于精英的。倘若不是如此，我们又是如何会如此热爱竞争和超级选秀呢？物尽天择的根本义理之下，今天的中国，是需要呼唤出一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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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现代与世界要义（1）
一则破产消息
几分钟前，听到了一个关于湘潭供销大厦宣布破产的消息。这个消息听到时，正好是中国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年会在上海金茂凯悦音乐厅举行颁奖典礼晚会的时刻，亦辉此际也在现场，准备采访熊晓鸽，他告诉我软银亚洲总裁薛村禾正在现场充当颁奖嘉宾，而江南春没有接受《软实力》采访就匆匆走了，看来他的确是因为纳斯达克的那些股东们让他忙得够呛。我想，这是中国刚刚接受资本主义熏陶的一个现象吧（我们的确没有对此作好太多的准备）。
这种没有为变化而作好准备的事例在中国层出不穷。2006年底的金融开放、中国房地产投资高热的撤离、过度竞争导致的利润率急剧下滑，当然还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种种从未碰到过的问题等等，都在中国的今天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挑战和很有意思的新课题）。那座湘潭供销大厦，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在十八年开始供职于它的时候，正是它刚刚建成之际，也是全国供销系统向城市商业经济升级转型的当口，当时中国的整体商业还处于半计划状态，因此供销大厦在当时还作为一支新兴商业力量形成了对传统百货业的冲击，曾经红透半边天。从历史上讲，供销大厦是中国商业变革过程中发挥了一定力量的，至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了一条由乡镇泥鳅而进入城市的鲶鱼。我记得当时的竞争对手就是商业局下的百货公司。然而，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护多久，当时我还是这座大厦的团支部书记，带领一批团员和青年经常做一些柜台亲民服务，我在后来离开了，这在当时称为下海。再之后，关于它的消息就越来越少直至空白。尽管它曾经有过这样的辉煌，但是非市场化的体制在最后成为了它的发展掣肘，也成为了权柄与私利的温床，后来它所发生的危机就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都遇到了同样的挑战）。现在忽然听到有关它的消息，仿佛是听到一个极遥远的名字。湘潭，我的故乡，然而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留下了，只留下了少年时一个人在湘江边上独行的回忆，那些柳树和桑树，以及辽远的湘楚天空（这座城市今天仍然是一个成长性很小的城市缺乏经济活动更缺乏理想）。事实上，供销大厦这种由计划经济所产出是一个时代转型期的怪胎，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它早就离开了这个纷乱多变的历史舞台，而今天的破产似乎是某种程序所必须给出的一个指令或名份。有些名份，以历史观来看，是完全多余的啊。
在描述唐朝的兴盛时，我就在思考这么一个盛世朝代之外的问题。我在想，唐朝的盛世，是否也会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湘潭供销大厦的历史呢？在一定的时候兴起并繁荣，又在一定的时候消亡和破产？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论宇宙之元时就使用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宇宙的元动力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团活火对于人类和万物而言，都会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也会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这是宇宙所行使的特权）。湘潭供销大厦与中国的唐朝，是否就是赫氏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事物？
当唐朝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中兴起时，当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创造出令东方与世界如何惊诧的辉煌历史。这样一个辉煌，恐怕就连唐太宗自己也没有这么奢想过。倒是后来的人们，面对盛唐的繁荣以及由这个帝国所建立起来的皇廷威仪，还有自唐而兴起的无数大国诗人们，都心存敬仰和羡慕，于是缅怀，于是歌颂，这种情结中，既有一份对于历史光荣的尊重，同时更有一种将昔比今的文化意识中的虚荣（然而我们对唐的研究甚至不如其它国家对她的研究）。在今天，这种东方式的文化虚荣心仍在中国的教育界和文化界大行其道，以至于令许多中国人忽略了今天所面对世界时存在的巨大现实落差。让这个落差持续下去，未来还将怎样呢？
在一个时代繁盛与文化兴起的现象中，往往有两种探研的不同见解：一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这似乎一直都是我们的主流意见，而另一种则是文化趋乎道的自然彰显。唐朝的文化之兴，似乎与这两个见解与结果都有关系，然而将这一问题置于事实的根本义理上来分析，后者的元动力会要更大一些，而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与国家政策的稳定与开明，则更帮了唐朝文化中兴的大忙。然而即便历史是如此光荣璀灿，唐朝的光芒还是在开元造就的盛极之后渐渐黯淡和衰落了，在这里李隆基这位玄宗皇帝成为了这段弘大历史的转折点。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前后八年，将盛世唐朝百余年的基业以倾刻的时间颠覆败亡，不能不说，破产之所来，是如此之疾，盛衰之兴替，是如何之速！以历史为鉴，不能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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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现代与世界要义（2）
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这样来评论人类社会在发展与停滞之间选择的文化态度：如果一个社会的回忆多于梦想，这个社会中，就会有很多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向后看。这种社会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把他们的过去想像得比实际更美好，然后沉湎其中不能自拔。当一些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会非常危险。如果美国也朝向了这个方向的话，那就是一场灾难。
在这里，用一个美国记者对于他的国家的忠告来忠告中国。或许，我们面对历史，认识到唐朝的破产也许会比持续地赞美唐朝的盛世要来得更加客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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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亡和历史的再接力（1）
从一段昌盛的历史中读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营养，是需要一种想像力的，不然，历史就很难被我们唤醒，就会真正成为一种仅仅在博物馆中的摆设，成为一些学究们的掌上卖弄之物了。关于想像力，对于西方文化而言，这似乎自思想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成为了新的DNA，而就中国而言，这种想像力的培养似乎还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而文化不能没有想像力，没有想像力的文化，与其说是，不如说是历史垃圾。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索一下中国历史，我们便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体内会有多少这种已经失去想像力的历史，因此，是需要排毒了。以想像力看过去、观今天、瞻未来，乃是新的历史观，也是将过去、现在与将来视作为一个延续的人类史和社会史，视作为一团活的火，在这团活火中，烧去了思想的陈腐，也使所有人能够看到历史所发射出来的光明。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之光，照耀今天和未来之路。
当我们检索历史直到唐朝文化的兴盛时，我们会得出这一兴盛将与一个国家政治的开明、民主思想的鼓励以及个体自由的宽松有着密切关系，而与经济或物质繁荣与否的关系则并不怎么大。许多人类历史中文化思想的兴盛都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而我自己的体会与经历亦有如此同感。就象《华文漫史》这种网络撰书的方式本身，也是一则证明（它说明人人皆可以来争取一种文化和精神上的抒发而对于物质则仅仅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思想的维度与物质世界的维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许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仅仅只是在某一点上有过交叉。这种分析的结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精神与物质世界这两个不同领域各自存在的方式和价值。而同时，这种不同领域上的认识模糊也正是中国在物质逐渐丰沛后却难以找到复兴文化要义的症结所在。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今社会对于文化复兴的话题总有那么一种大吃大喝大摆排场的情结，或者说，许多人的观点会认为文化精神的发展必须依赖充分物质的前提，也正是基于这种意识，我们在今天为这个刚刚兴起的社会人为划定了许多并不公平的物质世界的衡量标准，并以这种标准来取舍文化与精神的价值（这在中国曾有过脑体倒挂的说法）。在这种不公平之下，一个社会只会处于物质财富的单一标准，而人为造成社会在贫富认识上的不均衡，并以这种不均衡刺激整体社会向不安且危的边缘演化。因此，文化精神价值的维度丧失，对于中国这个现代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异常危险的。而这样一种失去对文化精神价值判断力的社会，则无法接近科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这一状况与一个缺乏诗情画意的人来谈论艺术的结果相类似）。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唯物质与经济的国家情形，可以理解成为一个时代和社会在文化价值与文明精神的缺乏，这样的时期让它延续得过长，社会就会出毛病，就会让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丢失掉（这种丢失掉文化精神的国家并不在少数）。丢掉容易，而要拣回来则很不易。文化精神的维度是如此重要，其对于中国之命运又是如此系乎生死，当我们在这个21世纪尚不能认真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维度，甚至还要如几十年前那般来一文化的颠覆，那么好端端的几千年文明也就会最终烟消云散于今天了。当中国的文化精神落到一穷二白时，历史会告诉人类的每一位，这个民族所曾经拥有过的尊严和骄傲，是如何消逝的。
我们说唐朝文化因盛世而兴，不如说是因为这个当时已融合多民族的国家因四百年的离散和颓丧而爆发出的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强烈冲动（或许这种冲动非要在这种状况下才能发生）。这种文化的冲动，还与唐之前自秦汉以来数百年沉雄历史的积淀有关，也与这种文化自身维度上的融合、孕育、激荡和最终释放的自然之道有关，同时还与唐朝对于文化的开放政策与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包容度有关。唐玄宗开元年间，整体社会发展到极盛，诗人李白甚至可以直接上殿与君王对饮而藉酒赋诗，作《霓裳羽衣曲》赞美玄宗的爱妃，这样的盛况，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少有，而其在当时，也不过为君臣和乐而已，可见唐时的文化开放，君王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以及文化工作者们的宽松环境。这一境遇，倒是与春秋诸子百家时代有些相似，区别之处在于更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繁荣。
文化兴亡和历史的再接力（2）
这种从未有过的繁荣被罗兹。墨菲特别着墨描写过，下面是墨菲笔下的唐朝都城长安的景象：
首都长安是唐帝国辉煌业绩的象征。它统辖着甚至超过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有史以来的最大帝国。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它的国际色彩。在这里，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杂技演员和魔术师表演戏剧、歌剧、滑稽剧和其它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女人也一样，最喜欢的消谴之一是从波斯学来的马球，富人为他们马厩中玩马球的矮种良马和漂亮的马球装备而得意洋洋。唐文化是世俗的、优美和高雅的，作为整个亚洲的国际中心，长安和整个中国一样，也是东亚其它地方的文化样板。官方纳贡使节和非官方访问者以及商人或冒险家，频频从朝鲜、日本或一些较小国家来到中国，沐浴长安的荣光，然后随身带走尽可能多的东西去打造他们自己模式的唐文明。从7世纪到9世纪中叶，长安繁荣了两个半世纪，作为国际都会的耀眼光芒，大概是任何其它地方永远无法比拟的。
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渐渐繁荣起来的纽约以及二战之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帝国的美利坚，即便是在今天，曼哈顿仍然代表着这个新世纪人类在物质财富与现代文明精神所集聚的力量，同时也象征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利坚国家的昌明盛世。在纽约，同样拥塞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是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和南美人，是黎巴嫩人、伊拉克人、墨西哥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英国人、香港人、德国人、联合国人，他们还是商人、艺术家、政治家和冒险家以及怀着各种各样愿景和未来期许的人们，正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