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电影-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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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多样性胜过了质量。而且，只要这些奖继续青睐那些“需要”推动的影片，如这位导演后来所说的那些与自己的影片相对的影片，那么它就不可能获奖。这位人微言轻的导演很生气。“这是当时我最憎恨圣丹斯的一件事。”塔伦蒂诺说，“他们是最糟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是大家都对我说我会获个什么奖，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那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很沮丧，都快疯了。等电影节闭幕后，我的怒气才消了一些。‘你们这些混蛋！’”塔伦蒂诺出名后，电影节前调度负责人凯西·舒尔曼说：“我们干什么都想拉他进来，想让他参加评委会。我们还想让他以名人的身份去电影工作室讲课，他从不接受我们的邀请。他的心被伤透了。”
冒险事业1990—1992（19）
那次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颁给了洛克威尔那部漂亮好看的《水深火热》。洛克威尔自然欣喜若狂：“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突然，CAA把一份蛋糕送到我住的宾馆门口，居然还是热的。我跟他们签了约，4个月后意识到他们对独立电影并没有兴趣后，就离开了他们。”
洛克威尔、塔伦蒂诺和同时出局的安德斯随后自称为“92届”（Class of’92）。当时跟女演员詹尼弗·比尔斯（Jennifer Beals）结婚的洛克威尔回忆：“我的影片获评委会大奖后，对《落水狗》产生了一些紧张的气氛，有评论家认为这个奖应该颁给《落水狗》。昆汀后来到纽约上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他站在厨房里望着我说：‘你得了奖我真替你高兴，为你的影片感到自豪。’他走过来拥抱了我。能感觉得出，我的其他导演朋友多少有些嫉恨，他们不愿向我引荐那些可能会资助你的影片的人物。但昆汀完全不是那样，他是我认识的最慷慨而且不遗全力支持别人的家伙。”塔伦蒂诺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星期。“你无法走进他住的房间，简直像受过各种大众媒介轰过一般。有剩了半瓶的澎泉（Dr Pepper，一种著名的碳酸饮料——中文版编者注）、各种棋盘、真人一样高的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玩偶。”洛克威尔说，“昆汀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
买卖游戏 1992—1993（1）
我们不想发展成另一个迪斯尼。
——鲍勃·温斯坦，1989
从事独立电影业务的主管人员有两类。根据索尼经典公司的汤姆·伯纳德的说法：“迈克尔·巴克和我，以及艾拉·多伊奇曼、宾厄姆·雷、杰夫·利普斯基，我们是出于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才干这行的，而还有许多人，比如阿米尔·马林，他们凑些公司起来纯粹是为了致富。”
利普斯基和雷经常到纽约去见马林，有的是机会看到麦钱特和艾弗里认为新影公司欠他们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雷随时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那么讨厌马林。“他长得矮矮胖胖，可以把一件阿玛尼西服穿得不成体统。”雷说，“如果阿米尔告诉我外面阳光很灿烂，我就会向窗外张望。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否清楚人们是怎么把他当个老滑头看待的。”
雷和利普斯基住在马林位于牡蛎湾（Oyster Bay Cove）的那幢崭新惹眼的白色砖楼McMansion（指一种大小和风格与周围房子完全不一样的或格格不入的制式豪宅——中文版编者注）里，马林跟皮肤病专家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对马林寸步不让的雷怀疑牡蛎湾的房子是一个房地产代理商借给马林的，坚持认为马林的住址其实是在附近一个大为逊色的地段Syosset，并且故意惹怒马林，把邮件寄到那里，而且总能到达马林的手中。屋里的家具——特大号的光滑的黑椅、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崭新又而时髦，而且很昂贵。“这些家具都是刚买来的，上面还带着大写字母N。”雷说，“这是一个喜欢追求奢侈品的家伙。他的许多衣服都难看得要死。阿米尔扔掉或者送给古德威的衣服恐怕比我一辈子穿过的衣服都要多。我被安排住在像一个医院病房的一小卧室里，无菌，有点像托德·海恩斯的影片《安然无恙》里的某个房间。”
第4章买卖游戏 1992—1993马林不许别人在屋里抽烟，而雷几乎手不离烟。晚上，整个别墅处于一级防范状态。据雷说：“他在楼里的每个角落都装了昂贵的报警系统。这家伙很害怕有人了解他的底细，他是以色列人，也许害怕阿拉伯人来绑架他。我想抽烟的时候，就打开窗户，让烟雾散出去。这下可不得了！他走进屋说：‘你怎么在这里抽烟？’那样子简直像专管吸烟的警察来抓人了。我说：‘你这样怎么过啊？完全生活在恐惧中。你应该搬到郊区去，牡蛎湾根本不如Syosset！’”
“阿米尔进入十月公司后唯一的问题是，谁将第一个离开公司，杰夫还是宾厄姆？”新影公司的前总裁理查德·阿布拉姆威茨说，“因为你要知道，阿米尔最能忍耐了。”阿米尔进公司的消息一传出，各种电话就纷至沓来。有些还是十月的竞争对手比如巴克和伯纳德打来的。据雷回忆：“这些人都说：‘你是怎么回事，疯了吗？你还不知道这家伙是什么人？他会替代你，会干掉你的！’我说：‘我可没说过要控制他。不过我不是跟他做朋友，我只想跟他合伙做生意。虽然他不讨人喜欢，但也值得尊重。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很成熟，事情最终会好起来的’”。多伊奇曼回忆道：“这时外界对阿米尔的议论很多，但他们一概不理睬，我想警告他们，他们坚持认为他已经改了，并承认在新影公司犯了错误。况且他还有一套他们需要经营的策略。”雷在位于第3大道850号的办公室门口碰到了马林，他在那里负责新影公司的影像部。据雷回忆，他们交谈起来。雷说：“我知道你想把在新影公司的待人处事方式搬到十月公司，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马林回答说：“你的疑虑对我有好处。”
“为什么？你干吗要这种好处？这样什么好处都没有。你过去的表现真是太差了。人的本性难移。”
“我打算重新做人了。”
雷说：“他讲了许多自认为你想听的好话。似乎好事都是他的功劳，而坏事都是别人捣的乱。”
雷也许只是对马林放心不下，但利普斯基简直让他发疯，而马林则愿意对什么都洗耳恭听。雷常常给他打电话抱怨自己的合伙人，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有时长达45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小时。马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买卖游戏 1992—1993（2）
另一方面，利普斯基对马林很有好感。“我从来没有跟阿米尔有过不愉快。”他说，“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生意人。他口是心非？他背后下毒手？有关他的说法很多吧？我从来就没有吃过他的亏。我想大家是嫉妒他的精明吧。”无论如何，雷和利普斯基都把马林看作合作伙伴。利普斯基给Allen&Co。打电话时兴奋地说：“好消息。我们刚刚找到一个自己办过公司的合伙人，这家公司在破产前成功过一阵子！”
Allen&Co。还是拒绝给他们提供关键支持，这是没有道理的。《生活是甜蜜的》于1991年10月公映，这是十月公司公映的首部影片。到12月时，雏形未定的公司得到极有权威的全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的青睐，他们把《生活是甜蜜的》评为年度最佳影片。雷说：“这部影片的发行工作只有两个人在做，却赚了200万元。那是我平生最得意的时刻。”后来Allen&Co。把约翰·施密特介绍给他们，他刚刚从米拉麦克斯出来。他毫无负担地加盟进来。他很像瑞士人。据雷说，马林向他们保证，他会进行结算，也就是说会确保他们所需资金及时到位，但是他并没有办到。雷为了刺激他经常站在他办公室门口大声喊：“结算，施密特才是结算者呢！”
1992年3到4月间，施密特重新制定了商业计划，把财务结算的时间定在1992年10月5日，这是非常恰当的。尽管成功的喜悦还没有消失，但是利普斯基和雷对Allen&Co。相当失望。银行方面没有筹集到他们需要的700万美元，只筹到微不足道的330万美元，而且还收了30万美元的费用，所以十月公司的有效启动资金只有300万美元。“他们非常吝啬。”利普斯基说，“我把握不准他们这样做是想推掉我们呢还是在检验我们的勇气。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如果在这么稀薄的空气中你们还能生存得不错，那我们就给你提供稀薄空气吧。’”但是，利普斯基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公正和克制意识在逐渐淡化，虽然还不能说已完全溶化掉。他接着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我拿什么来创业，我和宾厄姆拥有一无所有的一半，后来我和宾厄姆、阿米尔各占一无所有的三分之一，现在变成我们4个人各拥有一无所有的25％。当然，一旦我们跟Allen&Co。谈妥了，那可就成大功臣了。忽然间你得向一个董事会报告情况，我们最后得到了八个董事中的一席。我们的自主权——那不是互相妥协，而是完全被消除了。”
利普斯基和几个合伙人发现自己在财政上完全放不开手脚。他说：“我们只拥有一定份额的财务决定权，购片、印刷和广告费总共加起来才75万美元，超出这个额度须经董事会批准。投资方和银行家们关心的是如何赚钱以及如何抽身而走。他们并不是为杰夫·利普斯基、宾厄姆·雷、阿米尔·马林或者约翰·施密特的未来投资。他们的激情在金钱上。我们的激情或者至少我和宾厄姆的激情在电影上。在如何调和这两种激情上我们可谓煞费苦心，至少最初的几年是这样。”
1992年秋季，十月电影公司准备进军了，他们向导演的宣传基调是“十月公司是更仁慈、更温和的米拉麦克斯。在这里你们不会遇到剪刀手哈维。我们会让你们拍自己想拍的影片”。他们拿到的第一部影片是圣丹斯电影节后争取到的荒木的《走投无路》。十月公司以微不足道的10万美元拿到，该片成本只有3万美元，公映时总支出不到35万美元，后来收入却达140万美元。还有一部叫《世上的每个早晨》（Tous Les Matins du Monde）的法国影片成绩也很不错。还有派尼贝克（D。 A。 Pennebaker）的纪录片《战争室》（The War Room），该片让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成了小有名气的明星。与此同时，这些影片也让马林精疲力竭。他把《欲望之链》（Chain of Desire）、《拥抱我、震撼我、亲吻我》（Hold Me； Thrill Me； Kiss Me）、《自由落体》（Free Fall）这些影片制成录像带和电视节目出售，每年能从新影公司的片库中榨取20万到40万元。“如果单纯发行艺术电影，十月公司的创业之初将是很艰难的。”施密特说，“要做从电影到录像转换的生意才能更好地存活下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连雷也不得不欣赏马林的这一思路：“这家伙相当聪明，在他的帮助下公司逐渐探索出多种营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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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游戏 1992—1993（3）
但是，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雷想买下《落水狗》，但是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当你无法跟人竞争的时候，这是很让人感到沮丧的。”他说，“我要跟那些家伙一分钱一分钱地去抠。但是我们永远干不过人家。我索性认了，算了吧，干吗这样逼自己发疯？我们的定位就是如此，我们应该在既有定位上做得更聪明些才对，充分利用好我们能买到的影片。”刚开始那几年，做得最成功的一笔买卖就是拿到了约翰·达尔（John Dahl）的《最后的诱惑》（The Last Seduction）。1994年十月公司只付了30万美元就买下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而且在HBO播出后当年秋天继续在影院放映并获成功。这几乎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这部影片最后的总收入达到580万美元，如果说发展道路上有什么艰难的话——艰难也的确存在——几个合伙人已经兴奋得视而不见了。
昆汀·塔伦蒂诺出生于1963年3月27日，在洛杉矶南湾（South Bay）附近一片破败不堪的社区，由母亲在几位养父的帮助下抚养成人。母亲与其中一位男人结了婚，她的儿子就是以那位继父的名字命名的，成了昆汀·扎斯托皮尔（Quentin Zastoupil）。他经常转学，永远是一个有着古怪名字的新生，样子像非洲黑人； 厌恶体育。他完全是一个怪人，是个很不合群的家伙。“我是一个笨孩子，老跟不上班。”他常常独来独往、闷闷不乐，老想抓住一切机会逃课。他有时躲在卫生间里，一直等到妈妈去上班才出来，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打发掉剩下的时间，贪婪地阅读漫画或者看电视。在妈妈看来这简直是一场噩梦。他在15或16岁，大约九、十年级时就已辍学，后来干过各种零工，还上过表演班。1984年，他在曼哈顿海滩（Manhattan Beach）的影视资料馆（Video Archives）找了份工作，在每个南湾的电影怪人眼中，音像店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他是看录像长大的新一代制片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的所谓电影小子们，后者都上过电影学院，是在接受世界电影名著营养的哺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我直接看电影。”他经常这样坦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上电影学院。我也没有上过大学。我甚至都没有上过高中。我的电影学院就是尝试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我最好朋友的生日》（My Best Friend's Birthday）。我想，天呐，人们花一大笔钱去上大学，而我总是说，别用那笔钱去交学费，直接去拍一部影片吧！”
昆汀从前的一位朋友兼写作同仁罗杰·阿瓦里（Roger Avary）在影视资料馆工作过，也从帕萨迪那的设计艺术中心学院（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退学。“在录像流行以前，我经常常租16毫米的拷贝，看了不少电影方面的书。”他回忆道，“那时听人说起电影时感觉就像神话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镇上有新影片上映，我都会抢着去看，只要能赶上。录像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突然间你有了两万多部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