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爸在一起的日子-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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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我会问候他：“嗨，老爸！”他会让人忍俊不禁地回答：“是，简妮丝·舍丽。”我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小名舍丽，但是由爸爸叫出这个名字，听起来却还不错。
叫他老爸忍不住会让我微笑。我想这是因为爸爸实在不是个兴致高昂的人，却那么可爱。
老爸，老爸爸，简妮丝·舍丽，这些都是爱称，可能跟说出“我爱你”一样温情脉脉。
适得其所 2001年6月10日
生命中很少有意外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在履行着自己的角色，这是在我们获得生命的第一天起就被安排好的。爸爸从小就是他家里的宝贝，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他的母亲偏爱他，为他找借口开脱，隐瞒他的行踪，使他能在本该上课或在爷爷的石板瓦商店干活时去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烧饭、打扫卫生、做各种事情。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当做自己的神圣权利，作为男性的特有权利；他总是满怀感激。由于他的感激，妈妈也是满怀感激；爸爸高兴妈妈也就很高兴。
现在，在萨莫伍德，女士们都关心他钟爱他，帮他整理领子，为他调整长裤的肩带，为他做最精美的浓巧克力果仁饼干。爸爸唤起了她们母爱的天性。
现在，无论是好是坏，我来了。做事从来都不做主的爸爸，要求给他越来越多的帮助，而我，宠爱他而且乐于帮助他的女儿，是不能说不的。爸爸需要我，我需要有被别人需要的感觉。总会有像爸爸这样的人，也总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总会找到彼此的。
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我们紧紧维系在一起，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负责任的孩子
我又收到了米歇尔的邮件：
尊敬的斯普林博士：
几个月前我写信问过您，没有顺从父母的意愿而把他们送到了养老院，这让孩子心存内疚，她怎么能够原谅自己。我还有一个问题，这次是关于我的。
我父亲多年前就去世了。当我母亲病重不能自理时，我不想让她跟我住在一起，但我又不能把她拒之门外，所以我接受了她。我最好的朋友，跟我面对同样的情况时，却不带一丝内疚地把她父亲送到一家养老院。我就不明白了。有人怎么能够对父母说不，而自己感觉还不会不好呢？坦率地说，我嫉妒他们。
我这样回复米歇尔，一些子女能够很容易地说不，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养老机构对父母而言是最合适的去处。他们会有这样一些实际的考虑：·安全：“我家可以说是一个死亡陷阱——很多楼梯，滑脚的地板，没有步入式淋浴间。”
·身体健康状况：“我母亲需要不断的医治，需要每天护理、治疗。这些在一个提供护理服务的养老机构更容易得到。”
·财务状况：“我父母的医疗保险只报销在医疗机构产生的费用，如护理和治疗费，但不能报销发生在家里的费用。”
·社会和情感健康：“我爸爸如果跟我住在一起，会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在一个更为活跃的社交圈子里，如成人的机构里面，他会感觉更好一些，会有新的朋友，甚至还会找到一位新的伴侣。”其他的子女，比你更为顾及自己利益的那些子女，把父母安置在养老机构，不是因为那是对父母更为适合的选择，而是因为那是对他们自己更为适合的选择。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内疚感，他们考虑的是以下的个人因素：·“我是在家里工作的，需要个人空间，需要安静。”
·“我的孩子们需要我全心全意地照顾。”
·“我的婚姻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我母亲对我那只名叫奶昔的猫过敏，而奶昔必须待在我们家。”
·“我父亲的要求特别多，令人无法相信的多。全日照顾他，这种事情太难了。”米歇尔又写信问我：“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不产生内疚感呢？”
基因产生一定的作用。有些人生性就是索取者：当他们说“我”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有些人生性是给予者：当他们说“我”的时候，他们会感觉肮脏、低廉、错误。生活经历也会塑造我们。如果你小的时候，祖母跟你们住在一起，而祖母是一个积极的、充满爱的人，今天的你可能就会邀你的母亲住到你们家，让她也给你的孩子们带来你曾经享受过的同样的、丰富的、隔代人之间的体验。如果祖母跟你们住在一起时，每个人都遭受了痛苦，你的母亲不断地指责抱怨，你的父亲感觉被抛弃了一样，你不被重视——那么你长大以后，如果你自己的家庭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就会反感老人住进来以后带来的侵扰。或者问题会变得复杂，你自己又重新成为小时候被逼着成为的那种过分负责任、失去自我的人，由于你不能首先考虑自己的感受，于是你就让母亲跟自己住在一起。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认真思索后做出选择，将对父母的照顾和对自己的关照进行平衡，但是没有一定正确的选择。让父母住在自己家里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让父母住进养老院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我们自己和父母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战争，但这种战争常常是在我们的内心发动起来的。有些人可能希望自己是无私而充满爱心的，但是当面对格外消耗身心的任务时——在自己家中照顾年老父母——他们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负担。其他人更愿意认为自己有一定合理程度的自恋，但是却没有勇气，或没有那样的个性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把父母送进养老机构。决定把父母安置在养老机构的过程强迫我们跟内心最深处的价值观进行抗争，并能发现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经历，因为我们不仅得跟母亲或父亲对抗，我们得对抗自己。
此致
敬礼
斯普林博士
。。
过渡 2001年7月8日、15日
爸爸宣布：“我是萨莫伍德最年轻的人。”他本性不是个爱发牢骚的人，但是我听出他的抱怨：“我跟这些老人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不属于这里。”
单从年龄上说，爸爸是对的。八十一岁的年龄，确实是萨莫伍德最年轻的一位。住在这里的许多人已年过九十。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比爸爸更有活力。我可以提醒爸爸年纪不一定跟健康相关，他不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吗？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真相来烦扰他呢？
爸爸的抱怨既有喜剧性又让人伤感。这个地方对他再合适不过了——他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再说，没有人会把这里当成家的。无论他们今天看起来多么弯腰驼背，身材多么扭曲，他们对自己形象的认识都来自生命中更早的时期。
住在这里的人们之间存在一个不曾说出口的竞争，拄拐杖走路的人比坐在轮椅上被推着的人有一种优越感。像萨姆和莫瑞这样不用拐杖就能走路的人就是这群人中的领导者。爸爸把自己的拐杖放在公寓里，然后才走到大厅，难道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早饭时，一位新住进来的人向我们的饭桌走过来，做自我介绍。
她热情地问候我们：“嗨，我叫伊芙琳·伯恩斯坦。你是路易的女儿吗？”
“是的。很高兴认识你。”
“你父亲是个非常好的人。”她充满激情地说，“我想请他每周二跟我一起去上陶艺课。”这很好啊，她已经自愿加入让爸爸有所娱乐的委员会了。
伊芙琳看上去是位很好的太太，穿着粉蓝色毛巾布跑步服和白色帆船鞋。她很友善，还特别健谈。她的头发是杏棕色，根部灰白。珠链的玳瑁镜架的老花镜挂在脖子上，两颊刚刚扑过胭脂，容光焕发。她的体型还没有变化，甚至还有曲线。她笔直地站着，走路不需要拐杖。我的心情立刻振奋起来。给爸爸做伴，也许甚至成为爸爸的新娘呢。
早饭后，爸爸去洗手间的时候，我在外边的大厅里找到了伊芙琳。她来萨莫伍德两个星期了。
我问她：“感觉怎样啊？”
她告诉我：“我丈夫八年前去世的。”许多住在这儿的人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我们住在离这儿五英里远的公寓。我调整自己，生活得还不错。我们的公寓对我再完美不过了，有很高的天花板。我给自己做饭——我的厨艺很好——或者跟朋友们出去吃饭。我甚至还有自己的花园。我自己开车，但是我肩关节囊的旋转环带开始出问题了，不得不放弃。孩子们担心我一个人呆在公寓里——我有时候干脆不吃饭了——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
生活自理的老人公寓就像流沙——踏进去，就是向着坟墓稳步而不可逆转地滑去了。可以理解，很多人选择不到这样的机构生活。当他们的生活向着坏的方向发展时，决定就为他们做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入住到生活自理的老人公寓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再自理生活了。所以这种搬迁是和悲伤、损失联系在一起的——失去的是行动和自由，失去了所爱的人，失去了青春，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下一步就是住进有护理服务的养老机构，也就是养老院。
我和爸爸上三楼到他租的住处时，爸爸咕哝着：“我过去在佛罗里达的生活是很好的。”
我听到了爸爸的悲伤，为他而心痛。我也为伊芙琳心痛。没有人愿意独自坐在场外，看别人玩游戏。没有人愿意被从子女和家庭的世界拽出来，被托付给老年公寓。他们把自己的智慧传授给谁呢？去娇惯谁去宠爱谁呢？还能让他们感觉受重视，被爱着？不管萨莫伍德多好，也无法跟他们以前所拥有的竞争。
一周以后，吃早饭时，爸爸和他的伙计们开始了一天中最好的一项运动，给萨莫伍德挑毛病。
发言人萨姆把我卷到他们的谈论中。“你能相信吗？我们在晚餐上每顿花十七美元，他们却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烤肉架。昨晚，鱼是被炸过的，泡在油里。”他环顾餐厅，“这些人又老又病。他们都特别注意胆固醇和自己的体重。他们可不需要炸鱼。”
接下来轮到莫瑞了。“简妮丝，你能相信电梯昨天卡住不动了吗？我们不得不在大堂里等着，两个小时都回不了自己的房间。”
爸爸附和着插进来说：“当时我太困了，好想午睡啊。”
戴夫补充道：“他们带我们去冰淇淋车那边吃冰淇淋，但那里没有洗手间。”
我开始为萨莫伍德辩解，但停下来了。恶人并不是萨莫伍德，而是生活本身，是时间，把我们都耗空了。当然抱怨也是一种要求尊重和得到解释的方式。虽然他们的世界在缩小，老年人仍然在声称：“不要以你今天看到我的样子来评判我。”
走进爸爸的公寓房，阳光通过敞开的窗户洒进来，窗外是灿烂盛开的樱花。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清洁，很舒适宜人。爸爸坐到绿色躺椅上，打开电视，找到股市新闻看起来。我到厨房准备下一周的用药表。我提醒自己，总体而言，爸爸的生活并不太糟。
但是，我这么说起来自然容易。我拥有爱我的伴侣，可爱的家。我不用住在这里。
。。
足病医生 2001年7月16日、20日
爸爸问当地一个美甲沙龙的接待员：“指甲护理要多少钱？”
“您是老年公民吗？”
爸爸好脾气地说：“这还用说嘛。”
“好吧，十美元。”
我把爸爸留在那里，做完后再回来接他。修剪指甲的人把他的手指甲剪得太短了，一直剪到指甲根部的肉上。我们走回到车上的时候，爸爸说：“我告诉她希望剪短一些，但这样也太过分了。”
我问：“你的脚指甲呢？”
“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又不可能够得着我的脚指头。”
“萨莫伍德有一位修甲师，隔一周来一次。想让我帮你预约一下吗？需要花二十五美元。”
爸爸回答：“开玩笑。阿塞勒姆大街有一位大夫给费用走医保的病人修剪脚指甲，就收十五美元。所有人都去找他。”
“好的，下次我过来时带你去。”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去了那位大夫的办公室，所见到的是混乱和肮脏：椅子脏污破损，到处乱扔着纸片，杂志皱皱巴巴，泡沫塑料杯里装着半杯棕色的血泥。一条大麦町犬从一个房间溜达到另一个房间，在办公室后边一个红色塑料碗里面舔水喝。
大夫把我们引进他的检查室，让爸爸坐在一把磨损的皮椅上，把皮椅升高到空中，开始剪他的脚指甲，用的工具好像很迟钝、未经消毒。水槽里有一道道碘酒的痕迹，里面扔满了用过的纱布垫料，还有以前从其他病人脚上剪下来的东西。
我提醒大夫：“别把他的脚指甲剪得太短。”
任务完成了，我把爸爸的医疗信息和十五美元交给他。在车上，我和爸爸大笑了一顿。
我摇着头对爸爸说：“老爸，再也不要来这里了。那家伙够危险的。”
“但很便宜！”爸爸乐呵呵地说。
“是啊，便宜。不过你看到水槽里面剪下来的脚指甲了吗？”
“不过，我的朋友伊兹告诉我，这位大夫是一位正统派犹太教徒，不允许他把剪掉的脚指甲扔掉的。他必须把它们埋到地下。也许这是它们积在那里的原因。”
我回答：“即便如此，下次多花十美元，我们可以试试萨莫伍德的那位女医生。”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星期，爸爸的脚指甲开始往肉里长，完全是那个堪称屠夫的接收医保病人的足病医师所赐。我预约了一位名叫富特的足部医生，她是爸爸的内科医生推荐的。按照预约，我们去了她的办公室，事情进展很顺利。她的办公室非常洁净。检查过爸爸之后，她问：“您是想让我去掉脚指甲，还是简单处置一下这个问题？”爸爸看着我，让我回答。
我问大夫：“您认为怎么处理好？”
“如果我去掉这个指甲，就是一个范围更大一些的手术，但是这个脚指甲更容易重新长好。如果我就是处置一下这个问题，它可能还会再生。”
唉，这取决于我认为爸爸会活多久。
“我说：‘我们还是把它处理好吧。你说呢，爸爸？’”
他表示同意，“好的。”
这位足病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