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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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
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宁夏有个镇北堡（5）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桔黄色。问那煨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门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
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
“两块。”
“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
“你别耍你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问他。
“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我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
“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称。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当然还买到了盐，是与宁夏相邻的内蒙古吉兰泰盐池晒出的土盐，宁夏人叫做“大青盐”。一块块比拳头还要大，最小的颗粒也和鸽子蛋差不多。我只能买一点麻袋底下的碎碴，一把碎碴就要一元钱，这么算来，今天的物价好像还不太贵。土盐里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质也肯定超标，但在那年月，我只见过饿死的人，从来没听过有人因食品污染中毒而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对镇北堡还没有研究，错把镇北堡当作“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其实，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边陲陆续修筑的两百多座兵营中的一座，是一处军事建筑物。“堡”有三种读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筑的小城，“据险筑堡以自固”，即边防戍塞；一是“bǔ”，常用为地名，又念“p”，与“铺”相通，本为“驿站”，也用为地名。镇北堡原是边防戍塞，“堡”应该念“保”，但辛亥革命后清兵作鸟兽散，城堡的防御功能完全丧失，很快被周边老百姓占据，军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长日久，堡垒的“堡”也就逐渐念成了作为地名的“bǔ”。所以，宁夏人都知道“镇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车说到“镇北堡（bǎo）”，司机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宁夏有个镇北堡（6）
1962年春我第一次去镇北堡的时候，正如《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从我就业的南梁农场到镇北堡，途中除了蜥蜴就没有其他动物。宁夏人形象地把蜥蜴叫“沙扑扑”，它在沙滩上打洞居住，像蛇一样爬行时发出“卟卟”的声响。我正在荒无人迹的沙滩上孤独地走着走着，走了大约30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沙滩中一下子冒出地面，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一股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
可以想象，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规模化建筑的，但大概在清兵解散以后，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的一干而净，连城门垛的砖也拆的一块不剩，所以我形容它“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堡内的“邮政代办所”“派出所”是民国时期盖的土坯房，牧民的房屋就更加简陋了。歪七扭八地随意搭建了一些羊圈，实际上，当时的镇北堡整个就是一座大羊圈。我去赶集那天，镇北堡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活动，充其量不到二百人，也没有多少摊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瘦老头在卖和他们一样干瘪的土豆黄萝卜。可是，有那么多卖东西的摊点，有那么多人熙熙攘攘做生意，在刚劳改释放的我眼中，简直比今天城市里的“步行街”还热闹，令我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耳边还似乎响起了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种带有阿拉伯风格的音乐，于是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中东电影。这里要说明的是，《碧血黄沙》并不是以阿拉伯为背景的电影而是一部描写西班牙斗牛士的电影，但奇怪的是第一个进入我脑海中的影片名就是《碧血黄沙》。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尽管没有战争却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艰难地跋涉在这一片黄沙之上，展开的任何想象都会自然地带有死亡的血色。还有，现在的读者可能不理解砂石厂的工人买了羊为什么不牵着让它自己走，却要像抱娃娃一样抱着它，很简单，叫只有十几斤肉的老羊自己走到砂石厂，至少又会减掉二两肉。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计算得都非常精明，所以我下面虚构了一段小说主人公“我”，用卖方的一种商品换同一卖方的另一种商品而获得价格差的故事。
一切都因偷吃蔬菜而起，都因买盐而起，我这一次赶集，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决定了镇北堡的前景；从当前最强大的经济支柱之一的旅游业上说，我这次赶集，也决定了今天宁夏旅游线路的布局。
一撮盐，竟对宁夏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此处略去6800字）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1）
——在北大国际MBA“大管理论坛”的演讲
很高兴受到北大国际MBA的邀请。十几年前我也曾到北京大学讲过一次话，但那次讲的是我的本行——文学创作。今天再次到北大来，却是向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各位讲企业管理。作家来向企业管理专家们讲企业管理，据我所知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我深感荣幸的。可是，各位在企业管理上都是内行，我来班门弄斧很可能“露怯”，因而又感到很惶恐。不过，我毕竟在宁夏将一座古堡的废墟建设成著名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为中国影视界提供了一处富有西部风光的拍摄场地，同时也是宁夏集观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重要旅游景区，是宁夏投入产出比最高的企业之一。积有“下海”10年的经验和获得的成果，这大概是我还有一点资格被邀请来与各位一起讨论企业管理这个题目的原因。下面，我仅将我的一点心得呈献出来向各位请教，有“露怯”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在“下海”之前我也不能说毫无理论准备，在劳动改造的22年中，我唯一熟读的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初，是像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小说《象棋的故事》中描写的那样，出于一种书生的积习，在囚禁中也要找一本书来读。《资本论》还是允许犯人看的，而没想到我一看便看进去了。这里我还可以自豪地说，我在中国可能是通读三卷《资本论》较多的人中的一个。诚然，改革开放后我有了阅读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方面的书籍的机会，但翻阅了几本阐述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管理的书籍后，我个人总觉得它们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现实有些格格不入，于是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原来熟悉的《资本论》上。《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不怕被人讪笑为“落伍”地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这部书不仅在黑暗年代告诉了我那时的所谓“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必然垮台，从而鼓舞起我顽强地活下去并怀着希望在屈辱中等待，而且在我“下海”后也时时指导我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去经营管理企业；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
具备一定的立足于现实的前瞻性是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尤其在政策经常有变化的我国。要揣摩会有什么政策出台以及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推行贯彻，不能只从主流意识形态及领导层的意志出发，而要从现实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性上去推测；不是看领导层要怎样做，而是看他们不得不怎样做。形势是比主流意识更为强劲逼人的东西。开始提出“建设市场经济”时我就认识到，即使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肯定要不由人意志为转移地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因而我一“下海”便自觉地尽可能按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当时，很多人还不清楚正规的市场经济规则，我之所以还明白一点点，靠的就是《资本论》所举的实例和正文下的大量注释。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在一百多年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里仅举两个实例：早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的一条是“产权明晰”的前几年，我就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产权以股份制的形式明晰化了。虽然在流行无规则游戏的西部经济环境中，在投入资金的比例上我吃了亏，但只要在我绝对控股的前提下，我可以允许必须要其参与的股东以“白条子”入账。西北有句谚语：“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永远追求根本目标，为了不失去转瞬即逝的商机可以舍弃掉一点利益让给伙伴。在某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往往会丧失最宝贵的时间，最后弄得大家得不偿失。后来的结果证明，西部影城以最快的速度、在最适当的时机建立起来，是今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而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我获绝对的控股权，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个企业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属于谁的都模糊不清，这个企业是绝对搞不好的。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2）
另一个例子是，在今天人们都熟悉并承认的“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所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大的费用，让我能有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诧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在大家都明白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等他觉悟过来再向我索要时，今天我就必须支付数百上千倍的知识产权费用。这就是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好处。
二
企业管理，我以为根本上不过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包括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一是人员的管理和使用。今天我只谈后者。因为现在企业界都在喊“企业以人为本”，好像企业管理的重点就在于对人的管理。
世界上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了，“管”人也就成了一项最复杂的工作。我之所以觉得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学与中国现实有距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学问是针对管理他们国家的人的。我认为企业管理学首要的一条应该是因人而异，对不同的管理对象有不同的方式。打个我曾切身感受的比喻，尽管这个比喻非常粗俗并且有蔑视人之嫌，但却能说明问题：在劳改期间，我曾长期放牧，经验告诉我，放马和放羊不一样，放羊和放猪不一样，放牲畜又和放鸭子大不一样，何况“牧”人乎？管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必须有不同的方法和措施。管理美国人和管理法国人都不尽相同，更不用说管理西方国家的员工与管理中国员工不能采取同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