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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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七王子》文书，是由两件于阗文文书组成的，一件是于阗使臣向于阗王的书面报告底稿，另一件是于阗王子们向于阗王廷的申诉信的底稿。
于阗王廷向中原王朝派出了以几位出家修行的王子组成的使团，并指令于阗驻沙州的使节引导王子们从沙州抵达甘州（张掖）。由于时逢回鹘、仲云① 和沙州、甘州统治者正处在战争状态，这个使团无法完成使命。于阗使节一再向交战各方传话：“他们是王子，也是佛教大师——高僧，他们不与人为敌！”但仍然无济于事。劫掠、留难使他们处于绝境，他们不可能完成面见中国皇帝的使命！
由于于阗王廷训令：使团不得在沙州久留，但王子们仍无法抵达下一站甘州。他们申诉道：进入河西前受到仲云部族劫掠，来沙州时一切行李、辎重都丢失了，吃饭、穿衣都没钱支付，贡献给皇帝的礼物被劫，连于阗的国书也被索取走了，就是见到中国的皇帝，“他怎么能给我们施以恩惠呢？”王子们相当认真地抗辩：现在已有很多人死在甘州战乱中，如果真要求我们继续前进，那就等于逼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人跳入火坑，永远也不会再活着走出来！
不管英国东方学家贝利教授的解读多么不彻底，这两件文稿仍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于阗在与中原长久隔绝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原皇朝取得联系，并引为奥援的决心，正是通过这些信稿感染了后人。而派出身为王族的高僧作特别使节，应该与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自五代末以来，于阗西境已逐渐伊斯兰化，佛国于阗成为伊斯兰“圣战”锋镝的直接面对者。这些无形的压力，对寂寞的沙漠王国于阗举国上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亡国变教的前景，令于阗国王——哪怕是少见的魄力非凡的君主李圣天——不寒而栗。于阗背负高山，面临大漠，除了向东方信仰相同的传统盟友、宗主求援，别无选择。
四、于阗亡国
沙吐克对李圣天——公驼汗与狮子王
“灭法”——佛教受不可抗抵之力灭绝不传——是中世纪佛教信徒“胎里带”的梦魇。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于阗国亡国灭法，是11世纪最初的10年间的事。具体时间，是公元1006年（北宋真宗景德二年）或公元1009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这两个年代都是根据汉文史料推断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也就是说，研究分析于阗王国历史的终结点，仅仅依据目前已知的汉文、藏文，甚至于阗文文献，还不足以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英国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在撰写《古代和阗》一书时，曾以一定篇幅追述了于阗/和田地区从信仰佛教到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他间接地利用了当地流传的地方文字的文献，具体说，就是参考了一部他称作《塔吉起拉》的察合台文①古籍。
二、佉卢文秘史（4）
所谓《塔吉起拉》，全名是《沙吐克·博格拉汗传》，“塔吉起拉”仅是“传记”之意。这是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志书，清末，新疆官方修纂《于阗县乡土志》时，也利用了它的资料。沙吐克，据信是新疆塔里木地区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君主，并占据了和阗以西的喀什噶尔。沙吐克是伊斯兰东进的主要动力，而挡在他面前的第一堵大墙，就是佛国于阗。沙吐克大致与于阗王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同时，李圣天有许多称号，较常用，较有威慑力的一个，就是“狮子王”，这常见于敦煌文书。而沙吐克则号称为博格拉汗，“博格拉”的含意是公驼。在塔里木地区，公驼当然比狮子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挑战性。
而沙吐克的对手李圣天也绝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他是于阗王国1300年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君主，并不为过。他出身王族尉迟氏，本名叫尉迟孙波（或作尉迟僧乌波、尉迟娑缚婆），一般认为，在位时期是公元912~966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至于他为什么以汉姓“李”为姓，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有人指出：吐蕃文献称于阗为“李国”，“李”也许是于阗族的原名。李圣天是汉化程度相当深的君主，超过了他的前辈尉迟胜、尉迟曜，但他从未亲自到达过中原，也许是因为他在位期间，正相当于五代残唐的时期和北宋初立的特殊阶段。但五代的后晋曾于天福三年（938）册封他为“大宝于阗国王”。附带提一下，此前于阗曾自称“金国”，此后又曾自称“金玉国”。
李圣天治国的基本国策是：西拒疏勒（即今喀什噶尔），东联河西，极力发展与河西统治者张氏、之后是曹氏的传统联系。据有瓜沙三州，自称“敦煌王”的曹议金以次女嫁给李圣天，被称作“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而李圣天又以第三个女儿——“天公主”——嫁给了曹议金的孙子曹延录。李圣天还以“同庆”、“天兴”为年号，是于阗国用年号纪年之始。总之，他在位的50多年间，是于阗王国重要的历史时期，而敦煌文书所反映的于阗史实，也基本上是始于李圣天在位时。此后，又有尉迟输罗（又译尉迟徐拉）等三四位于阗王继位，他们基本上继承了李圣天的国策，视河西曹氏为奥援，视中原王朝为宗主，力拒沙吐克的后裔东进。这一国策在10世纪后半期将于阗置于阻击伊斯兰东进的第一线，而得不到任何实质上的援助。河西曹氏自身并不稳固，曹议金以张氏的长史起家，本来就不足以服众，而那时河西民族错杂，纠葛连环，有回鹘、仲云、吐蕃等各据一方，互不统属，无一不在觊觎丰腴的瓜、沙绿洲。而建国以来，北宋一直处在辽国的巨大压力下，连气都喘不过来，直到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签订了“澶渊之盟”，才从表面上结束了战争状态，而几年后，于阗就亡国灭教了。西方的疏勒则不然，它从始自终都可以从萨珊王朝得到各方面的援助。
长达数十年的灭法战争
以疏勒（即今喀什噶尔）为东都的喀刺汗王朝从建立起，就与东邻于阗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得不到实际援助的于阗，从一拉开战幕，就认清战争是没有退路、不可调和的。这一仗实际上打了几十年，最后彻底征服于阗就用了24年时间。战争一开始互有胜负，于阗一度攻占了疏勒，不但俘获了喀刺汗朝的舞象，还准备贡献给宋朝，而且考虑过要在疏勒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卫星国。但喀刺汗朝得到“圣战”志愿军的增援，战局完全向另一边倒了过去。战争是长期、酷烈而颇多反复的。于阗绿洲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对于一个避处地角天涯、聚落地狭窄的小小王国，真是勉为其难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佉卢文秘史（5）
维吾尔志书中称佛国于阗为“秦和马秦”，“马”的含意不明。其实，“马”就是梵文中“摩诃”的音译，含意是“大”，释迦牟尼的主要弟子之一摩诃迦叶，实际就是大迦叶。这样说来，“马秦”实指“大秦”。那么“秦”是什么意思呢？西域各族习称汉族人为秦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1世纪，但这里显然不是取的汉族人之意。我们提到过，于阗国曾自称“金国”、“金玉国”，“金”的读音在汉语里近于“秦”。考虑到伴随于阗王国的存亡，当地语言文字于阗文随之灭绝无传，将“马秦”解读作“大金国”或“大金玉国”——大秦，显然更符合当地历史的更替。
总之，作为一个人口数十万的绿洲国家，于阗承受了数十年战争的折磨。其结局，就是国破家亡、改变信仰。据有关文献，灭国时一部分于阗王族向东逃入青藏高原，定居于西宁一带，另一部分于阗王族和臣民，进入昆仑山的峡谷，沿神秘艰险的山中古道，逃向佛教乐土吐蕃。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在剑与火的洗礼后，改宗了伊斯兰教。
这一次，尉迟氏一败涂地，再无机会卷土重来。而于阗王国灭亡后，它的种族、语言、文化、文明的内涵，成了历史留下的难题。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最后，我们还应就于阗灭法亡国与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封闭，这看上去绝不相关的两个事件作一点儿讨论。
前面提到过，荣新江教授在其著作中论证了敦煌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时间。关于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封闭于何时，这是自“敦煌学”出现就困扰着中外学术界的大难题，是西北古史的谜中之谜。荣新江的见解我完全赞同，它富于启发性。但是，随之而来，又有一个新问题摆在面前：作为“三界寺”的经学图书馆，听到于阗——敦煌的世代盟友、西方屏障——被东进的伊斯兰军队攻灭的消息，由于受传统“灭法”之忧的左右，便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密藏佛典。可是，于阗灭法后，伊斯兰军队事实上并未进一步挥师东进，敦煌作为佛教乐土也没有因之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三界寺把寺院图书馆一封便永不开放了呢？
这是难以忽视的大难题！
秘藏各种宝藏——包括精神食粮，本是中外历史的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究其动机，不外乎是怕为人无偿攫取或遭受毁灭，是宝藏执有者面对逆境的一大应变措施。比如自清末以来，战国时的古代钱币一再出土，而且都是批量的窖藏，山西阳高一次出土三晋布币万枚，山东海阳曾出土齐刀（齐国重宝）千枚，在古燕国境内——河北、北京等地，其行用钱币明刀一出就是数以千计。根据文献分析，可以认为这个现象与秦统一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关。当时除了秦，其他六国各有自己的货币系统，比方刀、布、环钱、铜贝（俗称“鬼脸”）等。秦灭六国，要求六国贵族无偿交出刀、布等国币，以后只能行用秦国国币——圆形方孔的“半两”。六国贵族富商不甘心被白白劫掠，便纷纷把自己执有的前本国货币埋藏在地下。原想等风头一过再挖出使用，因为那时币材——铜是贵金属，本身就是财富。但秦始皇紧接着下令，把六国豪族全迁到咸阳，这批深埋的宝藏当然不能带走，就成为中原大地的象征。此后，秦汉之际的战争，使咸阳和关中地区受到犁庭扫穴式的战火摧残，迁到咸阳的六贵族立足未稳，就大多死于战乱，再回不到原来的家乡。这样一来，他们倾心埋藏的钱币才一埋几千年，成为辛勤农夫的额外收入。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它与敦煌石窟的藏经，或有相通之处。藏经，是为应付眼前之灾，而一藏千年，必定是因为亲自藏经的人在此后不久就身遭横死，或一去不返，这才成为历史送给20世纪的见面礼。。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佉卢文秘史（6）
那么，就敦煌藏经洞的具体背景而言，我觉得应该对三界寺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荣新江之说不误（我确信其说），那么我认为，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就藏经洞一封千年的事实作出说明，那就是：
三界寺实质上是于阗僧住持的大寺，至少在11世纪初，已由于阗僧人接管，实质上，它成为于阗王国驻其姻亲沙州曹氏的“办事处”、“接待站”、“情报中心”，或进一步成为“总领事馆”。舍此别无他解！
早在注意到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等许多王族肖像（作为“供养人”而存在），我就觉得敦煌石窟必与于阗王国有特殊的“接触点”。而且我们今天已获悉，于阗、龟兹的一些名寺，也曾由汉僧住持。同时，这就对敦煌文献中会有于阗王室的某些文件，甚至是相当机密的高层文件（类似《七王子》），作出了直观的解释。这儿特别应该提到：敦煌文书之中有关于阗的汉文文书也有启示意义，比如其中有一件为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文书（）背面竟是《张匡邺牒》，而且明言：
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们知道，张匡邺是后晋派赴于阗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匡邺的出使，是涉及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大事，而三界寺图书馆，一个纯宗教性质的藏书库，竟然出现了他的全衔名讳，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当然，敦煌文献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阗文、汉文世俗文书，都是作为写经纸的纸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从哪儿获得这些有关于阗王国的文件，而取作“废纸”，再用来写经文呢？
当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许在五代末、宋初（李圣天在位时）的一个时期之内，为于阗僧人住持，或成为于阗国在敦煌的产业，这绝不可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多数的年代，三界寺与于阗国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之谜的谜底应该是：由于于阗王国在灭法战争中处于劣势，由其支持的三界寺生存困难，同时人心惶惶，封闭了图书馆甚至是停办了寺院。后来，其僧人或是远赴国难——另一个意义上的“勤王”，战死在和田绿洲。或是当于阗王国灭亡之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归，致使石窟一封无启，成了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幸运”——把整个图书馆留给了20世纪！
总之，不管上述说法能否被证实，在佛国于阗的最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与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经洞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于阗及其灭法史，应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 编
辉 煌 与 寂 寞
一、经行者笔下的佛国
聊斋中的取经寓言
纵观于阗王国长达1300年的立国史，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作为名传遐迩的“西天佛国”之一，于阗一直是中原僧侣路经、探访的对象。所以，在于阗国还存在时留下过具体记载的探险家，主要是虔诚的释子。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初，两个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经历18个寒暑才到达东土，同行者12人，只有2个生存。问他为什么要舍命来中原，他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他说，西土相传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华山、五台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黄金，而观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