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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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当月二十七日他给母亲信说：“我送济孙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汉口动身，初八日即抵安庆。将济孙安置妥当后，当即就近至上海一游，在群士先生处住七八日。”信里所说“群士先生”，是刘积学，号群士。当时刚卸任北伐军河南宣抚使职务，寓居上海。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我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5）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面刻着：
孙炳文之墓
民国廿四年八月廿五立
1935年8月25日，是二姐带我在开封四川义地埋葬孙炳文骨殖的日子。如果这是农历，这天就是公历1935年9月22日。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样找到孙炳文遗骨的。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有一个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欧阳竟文，当时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工作。孙炳文遇害后，欧阳竟文安排人偷偷给埋葬在了一处叫“十四埔”的地方。从我二姐数年以后能带回遗骨——她确认无疑才会把丈夫带回开封安葬——来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二姐曾随孙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与夫家亲戚多相熟识。而且，应该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并且辨识夫君遗骸。
那个四川义地，后来好像归入了开封烈士陵园的范围。如果是这样，如果没有过什么施工，孙炳文就一定还埋在那里。
从小，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二姐。那时我已经知道二姐夫是被蒋介石杀死的。二姐总悄悄跟我说共产党好，讲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产党实现*的理想，讲劳动神圣、年轻人应该能吃苦耐劳什么的，还嘱咐我别出去说。我那时知道她是共产党，也知道不能对别人说。那时，我在学校有个姓杨的同桌女生，很信任我，老悄悄跟我说，昨天什么地方又枪毙了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人什么的。一天她红着眼圈小声告诉我，她有个表哥是共产党，昨天也被枪毙了，让我别跟别人说。那时候的政府呀，老杀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我随二姐参加了她组织的妇女救护队，在郑州帮助救护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在郑州时，开始二姐带我们全队女孩子住在刘积学家。刘积学也是新蔡县人，做过我父亲的学生，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北伐时，他做过河南宣抚使，后来当过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家院子大，房子多，住得下我们。过些天，二姐带我们搬到了另一个住处。有一天我们出去救护，赶上日本飞机轰炸。回来时一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没地方住了。刘积学听说后，非常着急，派人到处找我们。我知道了，就赶紧去他家。见到了我，他才放下心来。他让我坐下，跟我说了半天话。其中，他感慨地对我说：“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你们姐妹几个都好啊！”我们的救护队解散后，二姐就北上山西了。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6）
父亲送我到延安时，二姐和她的女儿维世已经在延安了。她们母女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同学，又在马列主义学院一起学习。母女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很尊敬她。于是，因为维世叫她“妈妈”，其他学员也就随着维世，叫她“妈妈同志”。
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一段时间，宁世也在延安，我们经常见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华，有能力，大家都喜欢他们。朱老总在1939年2月17日写给与他和孙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张从吾的信中说：“浚明亡后，其全家均能继续革命。孙泱即宁世现在我处工作，有父风，颇过之，母不及。济世在河南亦是干才。维世（女）亦聪明绝顶。后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后来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维世跟我一块儿，流着泪把她送上汽车。第二天维世就去苏联了。二姐先在壁山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工作，呕心沥血地照顾战争孤儿们，后来累病了，被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图书馆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给我的信里说：“我因病已从保育院回到重庆来了。那里工作时间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时，夜间还得起来一两次，给孩子们盖被子——我经不起，所以病了。现在已痊愈，请勿念！”二姐信中还说：“兰（维世乳名）走了之后，一切东西你去收拾没有？尤其是那包文件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保存起。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一床很薄的棉被，现在不够用，请你设法把那床厚而软的棉被托人带给我。交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陆竟如转我。”
二姐离开了延安，维世又去了苏联，她们娘俩儿的东西都留下了。我那时没想着她们可能还会回延安来，结果把她们的东西都送人了。有人没被子，我就说这儿有，让人家拿走了。二姐写信让我给她带被子去，我拿不出来了。当年冬天二姐回来，仍没被子盖，笑着说我：“傻丫头，你没想想，我还得回来呢，我回来用什么？”二姐在重庆时，曾经把她的薄毛衣等好东西，托帅孟奇帅大姐带到延安给我，说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显得苗条。
二姐回延安后，是托人告诉我她回来了的。一天，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姐姐回来了，叫你去呢。”我一听，喜出望外，赶紧跟院务处借了匹马，背个小红布书包，快马跑去看二姐。那时二姐住在北门外的一个招待所，见了面，特高兴。二姐让我把马拴在他们那儿的马槽，让我住在她那儿，说了一晚上话，第二天才回去。
我和二姐在延安时，父亲曾经给我们往延安寄过一次钱，三百元票子，我们俩一块儿给花了。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大家都用淋下的炭灰水洗衣服。木炭的灰，泡在水里，泡出碱来，就可以洗。我们还用它刷牙洗头。父亲寄来钱，我们可高兴了。二姐给我买了肥皂、牙膏，还买了一块布，让我做了一条蓝裤子，穿上美得不得了。
二姐先在*部工作，后来调到边区政府。她参加革命早，资格老，是吃小灶的，但把面粉什么的都接济别人了。她自己一点东西都不留，永远都是给别人。那时一天两顿小米饭、野菜，一点儿油都没有。谁那里要是有一瓶子猪油，大家都过去抢着拌小米饭吃，觉得特别香。一次二姐带我去续范亭家做客，饭桌上的东西，在当时的延安，属于“吃好的”。我在延安很长时间吃不到“好的”，坐在这桌前，一下子吃到嗓子眼儿。那以后，二姐好几次带上我去做客，如在王家坪的滕代远同志家等等，每次，我都能吃到嗓子眼儿，痛痛快快地解回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7）
二姐在*部工作时，住在杨家岭，我常去。一天下午，我从乔儿沟走十几里路到了杨家岭，人家却告诉我二姐已经调到南门外边区政府去了。那时没电话，二姐没法儿通知我她换地方了。我又从杨家岭走十几里路到市场沟去找二姐。我老去二姐那儿，边区政府那院里住的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还有冯韧等几位大姐，也就熟了。尤其是天暖季节，我去时，常遇见她们在院中。那时何莲芝大姐养了只猪，在窑洞里哼哼唧唧进进出出的。她是长征到陕北的老红军，对人特别和气，见到我总是说：“你来玩儿嘛。”每次都是，“你来玩儿嘛。”过了几十年，“*”结束后，在北京八宝山举办孙维世告别仪式时，她也去了，见到我，还是说：“你来玩儿嘛。”她非常怀念我二姐，每次见到二姐的小女儿粤生，总会谈起我二姐，总会难过地落泪。
建国后，一次在北京广安门医院看病，忽然一个老太太叫我：“仍浚！”我一听，这是叫我的名字“任均”，是陕北口音。我不知道她是谁，问：“您是……？”她说：“你是仍浚。鄂（我，陕北音）是刘子丹婆姨。鄂认识你，你不认识鄂。在延安，你去看你二姐，鄂常看见你。鄂认识你。”我想起来，二姐当年指着一间窑洞给我说过，那里住的，是刘志丹的夫人。我和刘志丹婆姨在广安门医院聊了半天，她又跟着我到了我们家。那时我家在广安门内的一个四合院里。可那会儿我不懂得留人吃饭，聊了一会儿，就送她走了。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国家动荡，战事不宁，自己在颠沛中，拉扯大几个孩子，又舍家抛子，投身革命。身为母亲，哪能不时时挂牵骨肉？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心绪起伏，写下一首诗：
送儿上前线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摸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二姐再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8）
民国初年，我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他们都是京津同盟会会员，孙炳文对他们很好。大家投身革命，一起奔*共和。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候给他起的笔名。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