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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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内容的独幕话剧。那时，虽然我的戏剧知识很少，演得很一般，但我明确地开始追求话剧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话剧才能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才具有革命性。所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直接就进入鲁艺学话剧了。
不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却从1939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初，一直从事延安的京剧工作，整整十年。
1。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1938年冬，我父亲任芝铭亲自送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孙维世建议我进入鲁艺。我父亲知道他的外孙女孙维世走的是话剧、电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鲁艺那时候不设戏曲课程，便同意维世的意见，让我考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三期戏剧系学习，开始系统学习戏剧基本知识，学习话剧表演艺术。
那时，院长周扬给我们全院上大课，讲《艺术论》，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所有学生都来听。那会儿没有礼堂，所有人都在院子里黄土地上坐着，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课。周扬同志虽然是领导，但并不摆架子，见谁都打招呼，还好开个玩笑。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小女孩，在他那儿也不例外。1942年我离开鲁艺去了延安平剧院。过一年再回去时，我已经结婚怀孕大腹便便了。周扬同志看到我，笑说：“任均都要做母亲了啊？”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
后来， “*”后期，他不挨整了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达曾跟冯牧、戈扬、张梦庚等同志相约，去那儿看望他和他夫人苏灵扬。我跟戈扬是60年代在东北相熟的。她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辽宁，60年代初到省作协工作。那时她上班的地方在张学良故居，我去她那儿时，见那房子很漂亮。后来大家都回北京了。80年代，我二儿子想调动工作时，单位不放，我跟戈扬说起，她去帮着问了，笑着跟我说：“这么好的干部，要是我也不放啊。”她和冯牧给帮了忙。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同志时，“*”还没结束，但周扬和苏灵扬都很乐观，谈笑风生的。后来大家说，周扬同志是“*”前整人，“*”中挨整，“*”后大彻大悟了。我相信，他的乐观积极来自他的大彻大悟。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我遇到周扬同志，他在等苏灵扬买东西。他问我：“一达回北京了吗？”我说还没有。他又开玩笑说：“王宝钏十八年，任均你多少年了？”说得我哈哈大笑。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2）
在延安，张庚同志是我们鲁艺戏剧系主任，给我们讲《戏剧概论》。除了课堂授课外，他要求我们阅读苏联经典名著，以提高艺术修养，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鲁艺书少，大家你一本我一本换着看。那时，我跟戏剧系的同学们一起演过两个话剧。一个是崔嵬编导的独幕话剧《被蹂躏的女性》，由我主演，同台主要演员是王一达和柳岸。另一个是姚时晓导演的日本话剧《婴儿杀害》，我扮演警官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有黄灼和方深。我还曾参加排练曹禺话剧《雷雨》，扮演四凤。我那时是第一次系统学习戏剧理论，并尝试着与戏剧实践结合，所以，那个时期的学习，很有收获。张庚同志一直关心我们这些学生，到2003年一达去世时，他都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还送来花篮，并自己打来电话安慰我，叫我节哀、保重身体等等，让我很感动。
我在鲁艺学的是话剧，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我演得多的，却是京剧。在戏剧系学习话剧期间，因为我有一些京剧演唱的基础——在老家时跟着唱片学了些，还曾在北京向刘凤林学了全部《鸿鸾禧》，所以，从1939年春天开始，参加了多次临时组织的京剧演出活动。最初参加演出的是传统戏《鸿鸾禧》的前两折，只演到“拜杆”。说是传统戏，但我们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因为当时延安还没有戏箱（京剧演出的戏装、行头等），只能有什么就穿什么演。《鸿鸾禧》讲的是女孩金玉奴和她父亲讨饭资助一书生赶考，书生得中后忘恩负义的故事。我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我们戏剧系的同学展宇和石畅。我第二出戏演的是说萧氏渔家父女不堪土豪勒索杀其全家的《打渔杀家》，阿甲主演肖恩，我扮演肖桂英，崔嵬演教师爷，同台主要演员还有石畅等。这个戏我们也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这两个戏，本来都是古装传统戏，穿着现代服装演出，还拿腔拿调地唱念，不伦不类。尤其还要做传统戏曲程式动作，感到很别扭。
我到延安之前，延安已有少数懂得一些京剧的同志编演了为抗战服务的京剧现代戏。那时或由综合性表演团体演出，或临时抽调人员排演。在延安率先演出京剧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团，演出了现代戏《清明节》。鲁艺演出的第一个京剧现代戏，是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以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改写的《松花江上》，由阿甲和江青主演。虽是“旧瓶装新酒”，但比较成功。那时候创作现代戏，多是找一个传统戏为模子，把新内容往里套。鲁艺成立实验剧团后，主要是演出话剧，同时也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京剧历史剧《松林恨》等戏。
在延安早期参加京剧工作的，有阿甲、张东川、李纶、王久晨、卜三、齐瑞棠、方华、罗合如、陶德康、任均、石畅、王一达、石天、陈冲、王铁夫、孟刚等同志。另外，崔嵬、朱丹、陈叔亮、华君武、刘炽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也曾多次参加京剧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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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1）
最初大家都是业余参加京剧演出。1939年春夏之交，鲁艺成立了一个旧剧研究班，研究平剧——京剧，任务是研究京剧如何为抗战服务及其将来的发展前途。这是延安的第一个京剧组织，由少数懂些京剧的同志组成。最初，成员只有阿甲、罗合如、石畅、张东川、李纶、王久晨、方华和我，八个人。别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八个人是“八格牙路”。后来陆续增加。最后也不过十几个人。那时曾进行了一些研究、创作，也在别人协助下组织过演出。但是力量薄弱，又有几个人被调往敌后根据地，因此不久就撤销了。虽然如此，它却是延安第一个从事京剧工作的专业组织。这个组织撤销后，我又回到戏剧系。但课余演京剧一直没断。
1939年秋天，我参加演出了阿甲编剧并主演的京剧现代戏《钱守常》，我扮演钱守常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还有任桂林、王一达、罗合如、石天。这个戏的故事是讲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沦陷区不堪日寇压迫，起而抗争，投身了游击队。那时，这个宣传抗战的戏，仍是传统戏的“一桌二椅”和“自报家门”，但改变了一些旧的艺术形式，所以演起来时，新内容和旧形式比较协调了。早期，在没有改变旧的艺术形式时，延安的现代戏是纯粹的“旧瓶装新酒”，就是形式全是旧的，人物和剧情却是新的，非常不协调。比如扮彭德怀的花脸演员，穿着八路军军装，却迈着戏曲方步上台来，手拿马鞭，自报家门：“我乃彭德怀是也！”这种自元杂剧以来就有的戏曲程式，拿来演彭德怀，怎么看都别扭。还有个女政治指导员的角色，也是穿着军装，道白却是：“待我宣传鼓动一番便了！”而戏里的八路军战士，全跟传统戏里的短打武生一样扮相。
从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演出《清明节》起，到鲁艺演出《钱守常》止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我参加的穿现代服装演的《鸿鸾禧》前两折和《打渔杀家》外，由于没有戏装行头，延安一直没有演出过其他的传统剧目。
为了让延安能排演传统京戏，1939年党中央决定，把毛泽东、王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得的车马费两千银元拨出来，让鲁艺派人去西安采购戏装。冬天，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任桂林同志以前在西安唱戏时认识的关系，阿甲和任桂林前去买回了一副不完整的旧“戏箱”。他们雇了三辆骡马车，拉着戏箱，走回了延安。这实属不易，大家都很兴奋，围上去左看右看。虽然还缺很多服装道具，但勉强够用了。有了行头，我们马上就开始排演古装传统戏。从1940年元旦那天起，延安真正开始了古装京剧传统戏的演出。
1940年元旦，我参加演出了延安的第一场京剧传统戏全本《法门寺》。《法门寺》演的是明代故事，讲民女宋巧姣为未婚夫申冤，上告到大太监刘瑾那儿，使真相大白，得以夫妻团圆。这样的戏曲演出，并没有政治意义，只是为了满足那时候饥渴的文化需求。在剧中，我扮演宋巧姣，阿甲扮演赵廉，石畅扮演刘瑾、王一达扮演贾桂，石天扮演刘公道，齐瑞棠扮演刘媒婆，张东川扮演刘彪。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这个演员阵容，是最整齐的，已经可谓强大了。乐队那边，鼓师是精通戏曲的陈冲，琴师是华君武，陈叔亮和刘炽都演奏打击乐器。乐队虽小，力量却很强。这几个人，不但器乐奏得好，而且个个才华横溢。后来，华君武成了漫画家，陈叔亮成了书法家，刘炽成了作曲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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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当时是美术系的，胡琴却拉得好，还爱说爱笑的，很幽默。遇见女同志买东西跟人讲价时，他在旁边笑着挖苦：“你们买个大棺材，还让人给赔上个小棺材呀？”一次路上遇见，他使劲儿绷着脸说：“瞧你那副骄傲的样子，见人也不说话！”说得我笑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乔儿沟演《鸿鸾禧》，也是华君武胡琴伴奏。我正唱着，他的琴弦突然断了。他马上用嘴接着“拉胡琴”，哼哼唧唧地给我伴奏，我在台上看他，他还跟我做鬼脸儿。他边哼哼，边接好了弦。
刘炽是鲁艺音乐系的，跟冼星海学作曲，也很会唱歌。在延安冼星海老师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张老三，我问你……”那段对口唱，就是由刘炽和张鲁俩人唱的，唱得好极了。刘炽年幼时，家贫无力抚养，把他送进寺庙。在庙里，他学会了很多佛教乐曲和一些器乐演奏。我觉得，刘炽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几十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最抒情、最动人的旋律“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能在那样的激情年代用音乐表现出美，跟他少年时代受到佛教音乐的熏陶，大有关系。
刘炽爱说爱笑，嘻嘻哈哈，跟一达是多年的好朋友，见面就先开玩笑。他自己姓刘，就管王一达叫刘一达，一达就管他叫王炽。我看他跟谁都开玩笑，但是从不跟我开玩笑，一辈子称呼我“任均大姐”。我和一达与他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中一达和刘炽一起被下放东北农村，一达是自己一人，刘炽是全家老小。在村里，他常常叫一达到他家去吃饭，有点儿酒有点儿肉，从不忘记一达。他夫人柳春会做菜，生活再艰苦，餐桌上也能变换点儿花样儿。一段时间，我的小女儿津津也到那里插队，也成了刘炽家的常客。“*”后刘炽常来我家串门，一次赶上津津做拔丝山药很成功，刘炽高兴地从盘子里往起挑糖丝。糖丝不断头，他就嘻嘻哈哈地站到板凳上，把糖丝挑得快到房顶了。他总保持着年轻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淘气性格。在一次会上，我们和刘炽在一起，遇见一位老友，刘炽看他缺牙，问他：“你牙怎么了？”他说：“拔了，还没镶呢。”刘炽笑说：“无齿之徒。”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刘炽1998年突然去世，接到电话，难以置信，我和一达同时放声大哭！
可能是因为穿戏装演传统戏，比穿现代服装演传统戏好看，加上演员、乐队阵容齐整，1940年的《法门寺》演出，轰动了延安，盛况空前。当时，一天一场，京剧《法门寺》连演四天，话剧《日出》也连演四天，天天观众人挤人。毛主席和朱老总，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凡是在延安的，都来看了。毛主席看了一场《日出》，却重复着连看了四场《法门寺》。全本《法门寺》比较长，他每天来看，一坐就三四个小时。看得出来，他最爱看古装传统戏。一天演出时，剧场外面的土围墙被观众挤塌了一段，乱了一阵。毛主席扭头看了看，又笑着回过头来接着看演出，看得聚精会神的。
接着演的传统戏是全本《鸿鸾禧》，也叫《棒打薄情郎》。我还是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和王一达。这出戏也很轰动。全本《鸿鸾禧》里金玉奴的唱腔和表演，我都是在北平时向刘凤林学的，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一出戏，所以表演起来比较自如。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刚从苏联治疗伤臂回来，看了我们演的《棒打薄情郎》。过两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里面提到我这次演出，说“前晚看了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那几年，周副主席常驻重庆，每次回到延安时，无论我们演什么戏，他都来看。十八年后，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即将赴欧洲各国访问演出的“中国戏曲歌舞团”时，还对负责人吴晗、张东川、王一达和主要演员们，谈起他1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乐道地向在座的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称赞了一番我们那时候的表演。一达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总理还记得？
延安买来戏箱后，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演出戏装的新编历史剧了。那时，我参加演出过两出。一是《梁红玉》，用的是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欧阳予倩的剧本。我主演梁红玉，陶德康扮演韩世昌，张东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吴三桂》。这是由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王一达和石畅编排。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我们演的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就是创作自己的角色了。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的是，穿传统戏装表演古代人物，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说不上成功，但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