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九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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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绥时，我们剧院驻在一个叫扈家沟的村庄里。一天刘元彤他们几个人吃完饭出去溜达，在村里走着，遇见个瘸腿乞丐正在向老乡乞讨。他们一看，这个乞丐居然是他们的老师唐富尧！唐富尧也是男的唱青衣，曾经挺有名的，是富连成富字班的，后来在富连成教戏。可是他的腿被车撞伤，没人让他演戏教戏了，他就没饭吃了，只好瘸着个腿，走出北京，乞讨为生。其实他也就四五十岁，但因贫病交加，显得挺老的。他觉得解放区社会安定些，要饭容易，就一路乞讨往晋绥走来。不知怎么的他要饭要到了扈家沟，遇到了刘元彤他们。刘元彤请他稍等，赶紧跑回剧院，找到院领导张一然、王一达，介绍唐富尧的情况，问能不能请他到剧院来教戏。就这样，唐富尧成了我们的老师，也算是加入革命队伍了。剧院给了他教师待遇，吃中灶。对此，他感动之极，工作格外地积极和认真。可惜他病体缠身，一年多后，死在晋绥了。我们把他埋葬在扈家沟后山的向阳坡上，还开了追悼会。
那些年里，一些我的直接领导阿甲、罗合如、邓洁、张经武、柯仲平、刘芝明、杨绍萱、王镇武、高士一、张一然等同志对我的重视和培养，都使我难忘。还有齐燕铭同志，当年我们排传统戏，有时请他来指导，我因此得到他不少教导。一次他看了我排的《宇宙锋》“金殿装疯”那场戏后，给我提了很具体的意见。某个动作，他表扬了我；某个动作，他说我做得不够。不够之处，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帮助我理解剧中胡亥与赵高之女艳容的戏剧关系，使我觉得真是受益匪浅啊。齐燕铭同志对我们延安平剧院的帮助也很大。他能写、能导、能演、能教，很是内行。当初杨绍萱同志写《逼上梁山》后，齐燕铭同志给做了改编，给导演出来。我们剧院创作《三打祝家庄》阶段，齐燕铭同志参加了多次讨论，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齐燕铭待人亲切，对同志非常友好。建国后我曾有事请他帮助，他帮助解决后，没找到我，就给我写信告知结果，托阿甲把信转交给我，使我十分感动。所有这些老师同志对我的帮助、鼓励和教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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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开延安，我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辈子，我第一次正式登台演京剧，是在延安；我最后一次登台演京剧，也是在延安。1949年2月，我作为西北大区的妇女代表，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坐着大卡车，从延安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那以后，我再没演过。
我搞京剧，是服从组织分配，本非所愿。我也自知，我演京剧，并不是很有才华，只是“此地无朱砂，红土以为贵”，当时延安没有更好的京剧旦角演员，我就歪打正着，成了“主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领导同志的肯定，甚至得到了诸如“延安梅兰芳”那类名不副实的过高美誉。这当然能促使我尽力为那时的京剧工作付出努力。从在鲁艺戏剧系学习起，到出席第一次全国妇代会止，我在延安和晋绥解放区参加演出了京剧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共三五十出，几百场，时间长达十年。
但我明确地知道，我的条件和才能同我那时所受到的赞誉是不相称的。因此，我考虑，即将全国解放，京剧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演员大有人在，我的艺术水平是不能满足更广大观众的要求的。在解放区从事京剧事业，就像是冥冥中安排的我的使命，我已经力所能及地完成了它，走过了那段历史。现在，应该愉快地退出舞台了。
那时，我的爱人王一达也愿意改做其他工作。我们便向中央组织部提出改行要求，经安子文同志批准，把我们俩留在北京分配工作。
从此，我再没有登上过舞台。
当年，我父亲送我到延安后，跟我二姐和维世一起商量，让我进了鲁艺。父亲知道我是去学戏剧，话剧，知道我的工作是搞文艺，搞新文艺的新艺术形式。但是他不知道我在延安竟然搞了十年戏曲，演了十年京剧。我从来没告诉过他。他直到“*”中去世也不知道。
我离开延安已经六十多年了，人已老了。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鲁艺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从来没有忘记过延安平剧院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年里我工作过的单位，那些年里一起工作的同志们。那都是永远忘不了的，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那时我们多年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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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冼星海动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冬天的黄土高原，极目望去，光山秃塬，四野苍凉。我在这样的季节里，走进了陕北。八路军办事处从西安派出的两辆破卡车上，几十名热血青年，望眼荒野，心中都难免生出一丝惆怅。但那时投奔革命队伍的一腔豪情，使我们在五六天的汽车颠簸中，保持了乐观。我的七十岁的父亲坐在这群年轻人中间，送我去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现在汽车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开到，那时却要开上五六天。土路狭窄，险象环生，随山势上下，顺沟壑曲折。一些侧临深谷的险路，让大家都很紧张，我们甚至能从路边望见深谷中摔落的卡车。我想，那车上本来载的可能也是来投奔革命的年轻人，一个车祸，他们就都没了。
那一路，虽是天苍苍，野茫茫，我却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憧憬，对即将跟二姐和维世相聚而心向往之。父亲怕我冷时，就把我搂在他怀中。他一路指点山野，告诉我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能吃苦。现在想起来，父亲能下那么大的决心，以七十高龄颠簸劳累，送女北上，他那时候对共产党能救民于水火，是有着多么强的信任。下了辽阔的洛川塬、鄜县塬，穿过鄜县、甘泉的山川，再弯弯曲曲地爬过陡峭的九焰山，汽车就一路下坡，直到我们看见一座光秃秃全是耕地的山峁上，竖立着一个延安宝塔。
1。 被冼星海动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
我是1938年冬到延安的。那时，我眼前的延安城，已经被日本飞机轰炸了多次，被夷为平地了。我们步行往返于延安南门外和北门外时，说是穿城而过，实际上是走过一片废墟，残垣断壁，没有人烟。从那时开始，我过了十年窑洞生活。
我到延安后，直接考入了鲁艺戏剧系，学习话剧。1939年3月，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在鲁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是苏灵扬发展的。苏灵扬是周扬同志的夫人，那时候当着鲁艺的女生生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戏剧系同学牟决鸣和孙玲。后来牟决鸣嫁了何其芳，孙玲不知道哪儿去了。那时牟决鸣代表组织跟我谈话，了解我家里情况等等，觉得我单纯，是学生，没问题，就秘密发展我了。那时候，虽然是在延安，单位里党组织的活动也是秘密的。支部和支部之间，小组和小组之间，都不能直接联系。党员身份都不公开，我们只知道自己党小组的党员。支部大会安排在晚上，在大窑洞里开，不点灯，黑灯瞎火的，谁也看不见谁。小组通知开会的时候，要趁左右无人的机会，悄悄说。然后分散着，陆续地，溜进后山，找到山湾里的秘密开会地点，就跟地下党似的。每开会，都坐在土地上，靠在土崖边，弄一身土。回到窑里，有的同学看见了，就帮我拍打，说：“看你蹭的这一身土！”其实，人家那是知道你开党员会去了。没入党的同学要是看见你往后沟溜，就知道你是党员了。
我入党后没多久，一天，音乐系主任冼星海来到我们女生窑洞，动员我们参加排练《黄河大合唱》。那是冼星海同志在鲁艺创作的音乐作品。他组织鲁艺的演唱队伍时，音乐系的人不够，他就动员各个系的人都参加。一开始大家都躲着，好多人觉得自己不是音乐系的，不是唱歌的材料儿，去了跟滥竽充数似的，就不想去。冼星海就自己一人，一个同学一个同学地挨个动员。他找到我们时，我们都往人背后躲。冼星海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会唱歌，都唱得挺好的。”我说我唱不好，他说：“没关系，大家一起唱，需要阵势强大。”他告诉我们，这个合唱能鼓舞民族抗日斗志。看他把好多人都动员去了，我也就去了。我们戏剧系的同学都被他动员去了。
那时，我母亲去世不久，我戴着黑纱参加了《黄河大合唱》排练。现在一些有关延安精神的展览上，有一张当时留下来的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的照片，就是在鲁艺那里山脚下我们排练时照的。那里面，前排靠中间一个胳膊上戴着黑纱的女孩子，就是我。《黄河大合唱》里的那些歌，大家都很喜欢，那些进行曲节奏，也使我们情绪激动，所以排练得很顺利。后来音乐系的同学多了，我们只演出了一两次，就不参加了。1940年，冼星海老师就离开学校，去苏联了。
到2002年，鲁艺校友会开会时，我和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联系上了。说起来她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呢，可现在她已经是有儿有女七十来岁的老人了，时间过得真快。她还管我叫“任均阿姨”，现在住在杭州，时有书信与我，也常有电话往来。
上趟厕所回窑洞，炕上就挤不进去了（1）
我们鲁艺当时在延安北门外，周围都是坟地，没什么人烟。起初，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个黄土墙壁、泥草盖顶的旧平房里，门坏了，关不上。夜里听见门外狼叫，就找根木棍把门顶住，心里踏实点儿。后来，学院把女生全都搬到半山腰的窑洞里，各个系的女生混着住，我们那窑洞里，文学系的、音乐系的、美术系的、戏剧系的都有，一个炕上睡。那窑洞没多大，十来个人一个炕，都得侧着身子睡，人挨人。夜里谁上趟厕所回来，就很难钻进被窝去了。王实味的夫人博平那时读音乐系，也挤在这张炕上。她看见我有一本《拜耳钢琴练习曲》，特别喜欢，就跟我借去看。抗战前我在北京时，到京华美术学院向钢琴家老志诚学过钢琴，时间不长。我喜欢那本初学谱子，就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到延安也带去了。延安那时候书很少，有这么本谱子，很珍贵，尤其在她们音乐系同学眼里。后来可能是又传借别人了，那谱子不知哪儿去了。那段时间就那样挤着住。虽然艰苦，跟在家里的条件天上地下，但是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很热闹，我只感到新鲜和愉快，特别愉快。后来，挖的窑洞多了，各系分开住了，我们才宽敞了些。
住在半山上，平时上下坡还行，就怕雨雪。一次出去开会，回来赶上下大雨，我怎么也上不去坡了。好容易爬上去几步，一下没扒住泥土，又滑下坡，反反复复上不去。最后还是别人救援，我才爬上去。回到窑洞里，已是一身泥巴。后来，鲁艺搬到乔儿沟去了，条件才算是有了很大改善，进出门不用爬坡了。乔儿沟有个废弃的天主教堂，后边有几排石窑，我们女生就住在一孔靠崖根的石窑洞里。2002年我和一达回延安时，还远远地看到了我们女生宿舍那排石窑洞。那个教堂，当年是我们特别好的排练厅，现在还在，成为鲁艺旧址的代表建筑。
1940年到鲁艺平剧团后，我们又住小平房，房子四面墙都是土的，房顶是铺上草再糊上泥。房间与房间的隔墙都只有半截，上边是通的，这屋说话，那屋可以回答。有时雨下得大点儿，房顶就漏。大下大漏，小下小漏，不下还漏。一次雨下个不停，水滴到床上，我就挪床。床是两个板凳搭块板，好挪。可是，从这儿挪到那儿，从那儿挪到这儿，怎么挪都躲不开漏水，我被褥全湿了。终于，又受潮又受凉，搞得我发了疟疾，打摆子了。开始我冷得不行，浑身打颤，然后高烧，把我烧昏了。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给背到了半山上的医务室。等我第二天能睁眼时，看见自己孤零零地躺在一个破窑洞里。
那时候鲁艺有个卫生员，他每天来给我送两片药，端点儿水。我对那个卫生员印象很深，因为他邋里邋遢，脏了吧唧，太不像一个搞医的人了。他到延安参加革命，说原来是搞医的，就被分配当了卫生员。医务室那个窑洞在半山上，就我一个人昏睡在那儿，晚上有没有人给我关门，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有人给我送过一次大饼，却不知道是谁给买的——我们食堂没大饼，然后就是每天吃药的那点儿水了。当时都不懂生病应该多喝水，卫生员也不懂。打摆子这种病，是隔一天打一次，一天昏睡，一天发作，吃了一星期药都没管用。终于，卫生员搞来了奎宁，给我一吃，就好了。但从此，因为吃奎宁，一只耳朵就不好了，听力受损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上趟厕所回窑洞，炕上就挤不进去了（2）
就是这种破土房子，也就只有十来间，人增加以后，住不下。团里就决定在就近的山坡上，自己挖些窑洞。窑洞要安门窗，没有木料怎么办？自力更生解决。听说南泥湾那边儿树多，团里就组织我们进山伐木。出发那天，正赶上大风呼啸，黄沙弥漫，我们眯着眼睛，捂着嘴巴，走了一整天，到了南泥湾，找窑洞住下。南泥湾那时还没有开荒种粮，也很少有老乡，全是原始次生林。第二天一早，男同志们就开始进梢林砍木材，我们几个女同志留下做饭。伐木是重体力劳动，但吃的只是玉米馇粥。那玉米没经过脱皮，很难消化，连着吃几天，有人就开始闹胃病了。在南泥湾，我们苦干了十几天，完成了任务。等把木料运回来，男同志们都像是脱了一层皮。
在延安有一个时期，生活条件特别艰苦。1940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封锁。本来，我们平常一天吃三顿小米，偶尔还可以吃到点儿大米、白面、肉，改善改善生活。小米饭的锅巴，特别香，大家都想吃，便戏剧、文学、音乐、美术，各系分组，几个人一组，一个系几组。然后，一天一个组，轮流吃锅巴。那锅巴烤得焦黄焦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