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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我这九十年-第8部分

小说: 我这九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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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误会,郑重表示道歉,并要退还枪支马匹。父亲说,在蒋管区里人人自危,买几支枪可以自卫。现在解放了,不需要了,枪就捐给解放军好了。一行人旋即被释放回县。
  那之后,当地残存的国民党剿共武装四出活动,频频杀人。因安全没有保障,父亲暂离新蔡,去到信阳,在第5绥靖区司令张轸那里暂住。1948年2月,他从信阳飞往重庆,到我大姐任馥坤家中暂住。
  在重庆,他赋闲也不忘国忧。在他的学生、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1948年底发出促蒋下台的亥世(12月31日)电之前,他曾几次写信给刘积学,恳切讲明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前景,劝他当机立断。张轸在1949年5月率部起义之前,1948年秋即将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往重庆写信告诉我父亲。父亲回信说:“大厦将倾,一木难支。明智些,就该不干。不能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他除自己劝说张轸外,还嘱刘积学加以劝说。那时,大家都相信共产党最主张*。父亲觉得,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理想,就要实现了。
  1949年4月,局势比较安定后,父亲由重庆返回新蔡,5月底去开封。那时,我二姐任锐已经病逝,但是周总理、朱老总他们认为我父亲年事已高,暂不告诉他为好。作为家人,我们也不想很快告诉他。可是,他一到开封,就从报上看到了女儿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难过无比。6月初,他赶到北平。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1)
自从父亲送我到延安后,我跟他已经十一年没有相见。分手前,我还是个馋吃炒面的小女孩,父亲为了让我做好吃苦的准备,特意不给我买炒面吃。那情那景,如在目前。十一年后的今天,在我二姐去世后的悲痛日子里,在解放了的故都,父亲终于跟我们——我三姐任载坤和她的丈夫冯友兰、我和我的丈夫王一达,还有我和三姐的孩子们——两家三代人团聚。他还见到了刚失去母亲的外孙女孙维世。想来,其悲其喜,交集心头,八十老父一定感慨万端。
  那时,我和一达住在什刹海边我三姐家的一套院子里。我们把父亲也接在这里,一起住。那是白米斜街3号,以前清朝张之洞的房子,我三姐他们早些年买下来了。住在那儿时,朱老总曾派车去那儿接我父亲到中南海做客,晚上又给送回来。我想起在延安时,一次朱老总在鲁艺做完报告,让人把我叫到乔儿沟教堂的一间屋里,问我:“你是任锐的妹妹?”然后就跟我谈话,聊我二姐和二姐夫孙炳文。我记得他说起我父亲:“任老很好呀,我早就知道,他做了很多好事、善事,很有威望,可惜我没会见过。”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会见”说“回减”,我至今清晰记得。朱老总特随和,有次在杨家岭大礼堂看完我们演出,他到后台来看望演员,抱起我的儿子延风逗了半天。
  父亲那次来北京,也在清华大学我三姐家住过。周恩来同志曾到那里去看望他,尊称他“伯父”。周恩来和朱德尊重我父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俩跟我二姐夫孙炳文,是生死之交。
  父亲这个人,一生不攀上,人家当官的不跟他打招呼,他绝对不主动去打招呼。从教授私塾到办学校,他在二十岁到八十岁的一个甲子里,基本上一直从事教育。做新蔡县今是学校董事长时,曾兼任校长,还兼新蔡县四育中学副董事长。他一直坚持教授国文课,直到七十九岁。现在,他女婿的挚友都成了开国元勋、中央领导,却对他这一介书生,亲如家人,这使他深受感动。周恩来同志还指示河南省尽快安排我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父亲9月带我和三姐回新蔡后,赴河南省会开封,以八十岁的高龄,精神矍铄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父亲的一生,总结起来是,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抗日,他一直不变的追求是*自由、民富国强。到晚年,他认定只有*可以不*专制,能够救积贫积弱的国家于水火之中,所以一直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利用各种条件,帮助和支持*的事业。建国初期的*建政使父亲觉得,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自由理想,终于实现了。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父亲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当年,河南省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父亲当选为副主席。省政协成立后,他任“*”前的历届副主席。1959年起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政务院任命他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他一直是省人民代表,任“*”前的历届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2月,民革河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刘积学介绍他加入民革。最初是筹备委员会委员。民革河南省委成立后,他是常务委员,1959年起任主任委员。
  父亲一生辛苦,很是节俭。在开封做省政协副主席时,他只住三间旧房。东间一张旧木床,粗布被褥,一张旧桌子,两只木箱子;中间一个木柴锅灶,一个煤炭炉子,一块案板,几个小木凳;西间杂放木柴和旧物。如此而已。来个人都没地方住。一件衬衫他穿五年了,补丁摞补丁,还让朱氏婶给补。晚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不吃肉,也不跟人摆架子。搬到郑州后,房子大些了,他搬来好多线装书,生活仍很简朴。可是,只要家乡来人,他就热情招待,安排吃住,走时还送给路费。*十岁时,他仍然关心民生,发表意见。在九十岁以前,他一直与大家同去各地视察,认真调查研究。回到省里后,总是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那时,为了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他很有热情地投入工作。

“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2)
反对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那些执政者时,父亲都赞成使用革命手段,并且都亲身参加。但是对待人民,他不主张使用同样的手段。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认为对待良善地主,应有温情。镇反时,他并不无情地划清敌我,不去主动地检举所谓“敌人”。那时候,检举人,等于置人于死地。后来“改造思想”时,他还就这些事情做过“自我检讨”。
  50年代,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也接受了思想改造。虽然并不很懂,但他真心努力。如他曾写道:“今后,我要用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数十年根深蒂固的自私主义,从根上挖掘出来,使它不再滋长,不再作祟。这还需要各位同志的多方帮助,时时给我以当头棒喝。这真是我所诚恳希望的。”
  可是,他一生不会说谎。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反右倾斗争猛烈、人人噤若寒蝉的情况下,九十岁的父亲仍不掩盖客观事实,不隐瞒自己观点。他了解清楚“大跃进”、公社化后河南大批农民饿死的事情以后,心里非常痛苦,几夜不眠,暗自落泪——那都是他的至爱乡亲。为此,他要去找省委领导反映。省民革其他负责人为保护他,多次劝他不要去反映。他对他们说:“我们吃着老百姓的饭,拿着老百姓的钱。这样大的问题,不知道则已。既然知道了,又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共产党。”他并不是不知道反映这类问题有所风险,但他还是找到省领导,流着眼泪反映了事实。好在他已九十高龄,没人来批判他了。他还写信给周总理,报告了农村的饥馑灾情。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时,他又同邓颖超同志专门面谈了这个问题。这是让他晚年最牵挂于心的一件大事。
  那次父亲来北京前,给我写信说:“这次中央协商会召开,我仍是要参加的,因我心中有许多话要跟你们说。”他来后,我带着孩子去新侨饭店看望他。他给我讲了很多河南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他说他已经把河南的情况跟邓颖超说了。他说的情况,使我听得震惊。怎么会搞成这样呢?但看他忧心忡忡又伤心戚戚的样子,我只能劝他多保重自己身体。他见我的小女儿津津一直在旁边听着,便小声嘱咐她:“你们还小,这事不要到外头去说啊。”我三姐的女儿冯钟璞(宗璞)至今也清楚地记得,那年外祖父来北京开会,她去看望时,老人竟跟她谈了很长时间河南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他对宗璞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现在知道,那时,河南省饿死了约三百万人,仅新蔡一县就饿死约十万。
  父亲老来北京开会。几乎每次他来,周恩来总理夫妇,或邓颖超同志自己,都到他的住处看望他。我知道他们是为了孙炳文、任锐,和女儿维世。邓大姐对我父亲特别好,我心里非常感激她。有一次,我带孩子们去新侨饭店看望父亲。到饭店楼下,孩子们跑到小花园里撒欢儿,我先上楼去。一进门,看见邓大姐正在我父亲房间里,与他叙谈。朱氏婶坐在旁边。邓大姐看见我说:“任均来了啊,进来坐。”我走进去向她问好。她看着我说:“任均,你瘦了呀。”我笑说:“上班,还带孩子,比较累吧。”我没敢说当时吃不饱。稍坐了坐,我看他们正在严肃谈话,就说:“爹,邓大姐,你们先谈事儿。我几个孩子在楼下呢。”先退了出来。过了很长时间,我带孩子们上楼去,邓大姐还在那儿与我父亲长谈。这时,她笑着站起来告辞。临别前,她对我继母朱氏说:“你一定要把任老照顾好。照顾好任老,就是你最大的功劳。”我父亲一直身体不错,这和我继母对他的悉心照护是分不开的。
  父亲来北京多,我去郑州看他就少了,常使他牵挂。50年代,我曾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1958年回国后,给父亲去信晚了,他回信说:“我早知道你回到北京,但没接到你的信,使我疑虑横生。曾去信问你三姐,尚未得复。今得你的信,使我疑团尽释。坦坦外孙好了吧?乔乔、津津、明明姊弟们都好吧?小外孙乍换中国保姆,语言习惯,都感生疏,一两个月后就好了。你的工作在哪个机关?你的身体健康后再上班也不为迟。一达到西欧各国,是先往哪几国?法国政争紧张,全国*,他必早有所闻,定能守乱邦不入之戒。”信里说的小外孙,是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刚回国时还不懂汉语。父亲还写道:“你有小外孙牵挂,上道不容易,你不要来看我。我照个像片寄去,也跟亲见我一样。”
  直到1963年,我在辽宁工作时,才和三姐相约,一起去郑州看望了父亲。父亲那年九十四岁,见我和三姐一块儿到他跟前,高兴得很,天天跟我们聊天儿,说这说那,问长问短,一点儿也不糊涂。他只是腿脚不好了,出去玩儿时不下车。车开进公园里面,他坐着汽车逛公园。朱氏婶在我们去之前,早早就开始给我们准备好吃的。我们去了后,她特意请人来帮她做饭。各种各样的菜以外,她重点给我们做新蔡老家的各色饮食,卤面、油饺子、糖糕、油疙瘩、麻叶儿等等,一天一个样。我们顿顿吃饭都能想起小时候。父亲的邻居张轸、王毅斋老先生,知道我们来了,也来父亲这里串门聊天儿。我说起幼年我在开封念书时,一次因为起床晚,要迟到了,就不愿去学校,父亲说我,我就哭。正好王毅斋先生来找我父亲,见状他说:“不哭了,我送你去。”就拉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到了学校。王毅斋先生大笑,说他也记得。张轸先生是我从小仰慕的将军,他看见我和三姐,笑说“长大了”。聊天中,他说他会按摩,说着说着来了兴致,就给我父亲揉上了。我和三姐还去张轸先生家拜望过他。河南省*部的领导听说我们去了,就请父亲、朱婶、三姐和我去吃饭。但朱婶不去,她哪儿都不爱露面,只管在家中照顾好我父亲。
  

红卫兵走后,老人问:“是不是政变了?”(1)
最后,父亲赶上了“*”。这次,他完全看不懂了。
  一天,父亲居住的省政协院中小院儿里,忽然冲进来一群红卫兵,喊着叫着,把他和住在这里的其他三位政协老人从家里揪出来,批斗了一通,然后命令他们搬出政协院去。那天,已经九十七岁的父亲左看右看没明白。红卫兵走后,他问身边跟随他多年的老彭:“是不是政变了?”老彭不知说什么好。以父亲多年对共产党的态度,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斗争对象。他不知道“继续革命”之类的,所以,除了“政变”,他对眼前的乱局不可能有其他理解。
  因为我父亲年纪太大,后来没把他从政协小院轰出去。但陆续地,张轸、王毅斋、侯连瀛都被轰出去了,原本四家的小院,只剩了父亲一家。他和朱氏婶二人孤孤零零,终日不出院门。通过书信,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外孙辈多人都遭到批斗*,甚至被抓捕,心情沉重压抑。生于乱世的父亲,奔波一生,总算看到了天下太平、人人欢喜、国家希望。但是,眼前却又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国将不国。这让他百思不解,失望叹息。
  那时,我在北京,每天都做好了被揪斗的心理准备。因为,只要一开大会,就会“把某某某揪出来”。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揪出来。每次开大会时,大家都搬个小板凳坐到会场。好几次坐下后,我嘱咐身边一直对我很好的同事朱慧媛:“一会儿我要是被揪了,你帮我把这小板凳收起来。”下班回到家里,两个小儿子仰着头,第一句话总是问:“妈妈你今天被揪了吗?”
  我不放心年迈老父,可那时又不能去郑州看他,便让我的儿女前去陪伴一段时间。都在上中学的大女儿乔乔和二儿子明明到了郑州,看到街上全是带着柳条帽、拿着大片刀的武斗者,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哇哩哇啦,都在为毛主席而战,混乱非常。父亲最后的岁月,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乱世中度过的。因此他病了。
  父亲病重了,我得去看他。那会儿各单位都进驻“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接掌一切权力。本来,军宣队都同意我去看望父亲了,但我们单位有个积极的人汇报说:“任均的父亲问题那么严重,还能批准她去看?”军宣队就不让我去看父亲了,说什么都不批。我只好让乔乔再往郑州。乔乔到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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