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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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说，幸福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只要这种方式不伤害他人。这种说法意味着幸福有外部性，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如果你追求幸福使别人变得痛苦，这就离开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也有人说，幸福就是个人愿望得到满足。饿了有饭吃就是幸福；累了能休息就是幸福；孤独了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工资涨了是幸福；住的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更是幸福。按照这种理解，随着愿望不断得到满足，幸福感会越来越强烈。那么，愿望满足以后还会幸福吗？幸福的边际效应是否会发生突降？一个愿望的实现会使你幸福多久？今天感到很幸福的事情，明天就会感到一般幸福，后天可能就成为常态了。变为常态还幸福吗？只有变化才能带来幸福吗？引起幸福的愿望会不断升级吗？
　　还有人认为，比别人好一些，就是幸福。不管是哪一方面，只要主观上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就会幸福。这也许可以归纳为心理愿望定理，就是要比别人好一些，否则就不幸福。这种观点反映了人的幸福感是在与一个参照系进行比较中获得的。
　　贫困的学生因凑足了学费而幸福；乞丐因饱足一顿而幸福；庄稼汉因久旱逢甘露而幸福；久病的人因康复而幸福；热恋中的女孩因得到男友送的玫瑰而幸福；含辛茹苦的父母因子女平安孝顺而幸福……类似的幸福我们可列出几页纸。那么，我们会再向深处问，不愁学费的学生幸福吗？吃饱饭的人幸福吗？健康的人幸福吗？这些说法表明，幸福具有相对性，是在与以前不幸福的状态，或与不幸福的人进行比较而感知和体验到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3）
似乎我们不可能把幸福的内容一一列出来。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存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中（例如不同的家庭）生活，其愿望是不同的，即使处于完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的不同个体，也会因其内在精神诉求不同而存在不同的愿望，因而，他们的幸福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幸福是人类个体对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主观满足感。满足的人会幸福，不满足的人就会不幸福。外界条件的变化很难长期改变人们的幸福感。因为幸福感是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
　　二？关于幸福的影响因素及其核算
　　自古以来，幸福不仅是人生的追求，而且也是社会政策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把人民幸福作为社会政策的目标，是想通过政策干预，改善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以便使人们增强幸福感。这就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影响人们幸福的因素是可知的，对不同的个体具有普适性，至少有一部分因素是如此，因此，改变这些因素，会从外部增强人们的幸福感。
　　但是，前面对幸福的各种定义告诉我们，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是人们内在的心理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在个体之间会进行比较，从而引起攀比效应。这就对政府的幸福政策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制定政策前，必须充分了解影响社会成员幸福的共同因素。
　　从研究角度讲，人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体的人格特质。社会经济政策要起到普遍提高人们幸福感的作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聚焦于人类幸福感的共同影响因素；二是不能在增强一部分人的幸福时给其他人造成痛苦。
　　由于幸福感带有强烈的个体人格特性，影响人的幸福的因素也具有强烈的主观特征。这使得在政策层面寻找影响幸福的因素面临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统计分析，人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影响因素。比如，人的欲望（在经济学上它与未来收入预期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社会治安情况、收入水平、邻里关系、与周边其他人的差距等。由于幸福涉及太多的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因素，因此，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兴趣，从不同角度分析影响幸福的因素。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主要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切入，对幸福进行研究。因此，他为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创造真实财富。他认为，人们的幸福与财富有关，但幸福不能与传统经济核算中的财富成正比，很多财富与幸福无关，甚至会降低幸福感。他寻找的是能够使人幸福的“财富”。只有能够增加人的幸福感的事物，才会构成人们的真实财富，才应该是政策激励人们去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本身是创造财富的核心目的。他对财富一词进行了追本溯源，得出了“财富是通往健康的工具或道路”的结论，这似乎很有道理。健康不正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吗？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健康，所有的物质财富都成为身外之物，人还会幸福吗？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指出，“财富不再只是狭隘地被定义为物质财产的货币价值，而且必须包括许多经常是无形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其中包括我们精神的康乐、希望、幸福、游玩的乐趣以及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这些曾被罗伯特·肯尼迪敏锐提及的属性，正在从我们当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测度手段（即GDP）中消失”。基于此，他对传统经济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财富核算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他的思想，创造幸福，就是创造财富。反过来说，创造财富应该使我们幸福，不能使我们幸福的财富创造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的逻辑下，幸福与真实财富是等价的。这就使得经济学回归到了其原始的真正含义，不仅仅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其利益如何分配，更重要的是研究人们的经济活动如何使人类自身更幸福快乐。那么，如何核算和测度幸福呢，面对涉及人们主观判断的不可定量核算但对人们的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发展了真实进步指数，类似幸福指数。

序二（4）
核算幸福时；既要考虑增加幸福感的因素；也要考虑为增加幸福感而付出的代价。例如，增加财富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但创造财富要破坏生态环境，损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人类的基本幸福要素，便减少了幸福感。
　　三？关于幸福经济学
　　中国的一些幸福学者认为，人的本性是不满足，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人生就是追求幸福和享受幸福的过程，而幸福就是渴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觉。人的不满足本性贯穿于人的一生，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不满足就有新的渴求，渴求的一点点被满足就会带来幸福感，所以人类思想深处的基本矛盾就是追求幸福和幸福渴望永远增长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个渴望实现以后，马上会有新的更高的渴求产生。渴求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如果我们假定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人类全部渴望的总和，前述判断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惊觉，世界上最强大、生产力最发达、人们的收入全部被消费掉而不储蓄的国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危机，人们的幸福感会如此之低。失业、收入下降、人际关系冷淡、恐怖威胁等，都使幸福感下降。这印证了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悖论，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提出了挑战。它意味着经济增长、高收入、物质的充裕不等于幸福。收入或经济增长以外的因素，比如，工作的安定感、心理满足感、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基本*、失业与通货膨胀等，会显著地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因此，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或收入提高应当成为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的目标。这就是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即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认识幸福，探讨经济发展与幸福的关系。理论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简化假设，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经济学的假设条件越来越严格，但越是严格的假定，离现实就越远。这可能是幸福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对幸福的影响因素远远多于对其他经济现象的影响因素，幸福的个体性特征也比其他经济行为的个体性特征更明显。这导致对幸福的解释变量变得异常复杂。
　　一个亲民的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是效用的提高。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做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收入水平被作为幸福效用的主要衡量指标。前述分析已经指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大量调查数据已经指出，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Carol　Graham在2005年指出：“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但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序二（5）
马克·安尼尔斯基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对美国和英国的真实财富与GDP的关系的测算，结果是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真实财富反而在下降。他的计算期间是20世纪50~90年代，这期间美国和英国还没有像进入21世纪以后这样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真实财富与GDP的负相关可能与生态环境损失有关。因为发达国家为了恢复和保护环境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在GDP核算中，投资必然促进GDP增长，而在真实财富核算中，为修复生态环境的投入并没有增加新的财富，没有创造真实财富。这与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是有差别的。在绿色核算中，是从GDP中扣除生态环境和资源等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果经济活动新增加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小于新增的GDP，则绿色GDP会增长，而不会出现下降。
　　幸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使得经济学向其出发点回归，它似乎是要纠正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从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本质目的。但我不能不说，幸福经济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拼命工作挣更多的钱似乎降低　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犹如逆水行船，不进则退。不拼命工作，不参与竞争，收入就会很低，就不会有体面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如果不能体面地生活，还谈什么幸福呢！虽然收入提高不一定带来幸福，收入下降却一定会导致幸福感下降。幸福—收入悖论的背后是一种制度悖论。同样的难题是，如果不把生态环境纳入经济交易体系，明细产权，就不能有效保护它。但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增加生活成本幸福感会提高吗？
　　我的看法是，要想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要把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福鲁哈尔说，让研究者和政治家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社会更幸福，只是个时间问题。出人意料的是，对实现这个目标最初的建议之一是——增税。英国沃威克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认为，大幅增税可以减轻大多数人的妒火，从而使公众更幸福。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勋爵2005年出版的《幸福：一门新学科的教诲》一书中，指出决策者应努力减少犯罪和家庭动荡，令企业取消绩效工资（可以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并加大对心理健康、非职业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投入。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说：“我们不能只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的钱袋鼓起来，还要想着怎样才能让人民更幸福。”但是，一方面增税，一方面不能只想着让人民的钱袋子鼓起来，税收从哪里来？用什么投资于大众健康和公共教育？我们是否需要彻底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推进共产主义制度，铲除竞争？或者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道德高尚、没有竞争但每个人都自觉努力工作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对于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每个人都会感到快乐一些。“增长”并非无用指标，GDP并非如批评者们说得那么可恨，也并非与人民的幸福感不相关。关键是怎样获得GDP的增长。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替代GDP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据说尼泊尔已经废除了GDP统计，改用国民幸福指数进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尼泊尔不会因此而变为发达国家。
　　在现代技术创新的条件下，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要使人民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使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品格不断提高，就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杜绝官员*。
　　以上是我读了本书后的点滴感想，与读者共享。希望本书能够给读更多的启迪。
　　齐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2009年7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1）
我非常高兴能将此书呈现给中国朋友，以感谢你们两年来的热情款待，2004年11月至2006年12月，我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在中国，确切地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新型“小康”社会发展指标。
　　写作此书的动机，源自我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