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印象-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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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刚开始，上下五千年文明，封建历史漫长，孔孟思想既是官方哲学，也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凡事求正统，要保持一致，特别是要与强势机构和人物保持一致。除春秋战国的短暂历史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文化多元的传统，思维模式相对较简单，惟官方马首是瞻，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早就打破了王权对人性的桎梏，突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化了公民的护权意识。因此，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法国人的思想负担显然要比国人小得多。
从管理理念看，中国的组织结构复杂，协调和沟通的要求高，许多问题需要权威人士来定夺。法国的组织架构则相对单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往往在工作描述中已阐述得很清楚，需要的只是对程序负责，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较少，从下级管理职位到上级管理职位也大约只有二三级，每个人所担任的工作范围很广，并能精通好几个专业，一个人可以应付很多工作也是常事。在这样的组织系统中，主管的权利很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长官意志较难行得通，人人都按游戏规则办事，个人的作用在国家生活到企业生活的微观层面都得到认可。
同样，中法这种管理架构和理念的差异，既是文化的因素，也是经济的原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国人多资源贫乏，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也是生存方式。人们必须在一起，相互团结，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如在中国西部许多缺水地区，集体仍然是获取水资源的惟一手段。但组织结构复杂自然会加大管理成本，这在不计效益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司空见惯，为的是实现低工资普遍就业。稍年长的读者都知道，这种体制还是我国很长时间内的公民生活资料分配形式，所谓“单位”，既是生产的组织形式，也是生活的组织形式，个人离开了单位，显然将一无所有。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少，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就形成富有个性化的法国自然经济，如葡萄酒、奶酪等生产者，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个农村自然户。当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国，公民的任何生活资料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没必要对集体有所依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国人生活水平高、假期多，要维持这种生活模式，受雇的个人必须一专多能，这是保证法国实行高薪金制的前提。从管理学角度讲，组织架构越简单越有利于责任到人，并强化个人在任何组织系统中的作用，人人对岗位和程序负责。许多在法的中国学者经常对我说过，国内人际关系复杂，法国人际关系简单，较少浮躁和功利主义现象。细想很简单，就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差异。法国人竞岗上班，招聘是公开的，职务描述很清楚，一旦应聘就有一份权利与义务的合同，其中包括未来发展空间。职业感强，珍视工作岗位。按程序办事，讲章程、法制，不需要通融，只向工作规程负责。平时既不需要刻意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也不要整天刻意加班加点，求得什么好感，对人的考评是业绩，而不是非岗位描述的其他因素。这种组织架构我们过去讲得较少，我认为这是法国个人发挥作用的机制性保障。但中国独特的管理文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人的协调能力。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法国人明显表现得不够灵活，常常教条主义十足，而中国人又显得过于灵活，变通能力很大。有道是，在中国没有容易办的事，也没有办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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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中法文化差异（3）
诚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谁也不能就中国的集体主义和法国的个人主义评判出孰好孰坏，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许多法国朋友，包括政治家们对中国的集体主义羡慕不已。世界著名的思想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佩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曾多次说过，正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精神，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阿尼尔市长阿希尔曼也向我说过，如果法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国家至上，法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但也有中国在巴黎的学者对我说过，过分依赖集体，将降低国人的主观能动性，从长期而言，对一个竞争中的开放社会和国家是不利的。
由于法国人注重个人的首创性，似乎天下没有他们干不了的事情，在世界任何角落，总有一些艺高胆大的法国人在干他们想干的事。阿富汗战争刚结束，年仅22岁的玛丽· 德·波旁小姐就来到喀布尔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NGO。读者一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波旁王朝的后裔，还是位公主（Princesse），我问她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只身一人来到兵荒马乱的喀布尔。她对我一耸肩，说了声：“我愿意”。她还问我，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不要志愿者，她现在就想报名。果不其然，她说到做到，马上给我寄来了简历。我由此想起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说起过曾在30年代发现北京猿人的法国神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故事。这位法国神父只身来到中国，从当时的北平乘火车到琉璃河车站，然后改骑15公里小毛驴到周口店主持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在当时的旧中国，田野工作相当艰苦，德日进吃不好，住不好，还要以骑小毛驴代步，他还就此学会“嗒”、“驾”、“唷”的吆喝骑驴或骡的本领。我想，无论是波旁王朝的玛丽小姐，还是法国神父德日进，这些独往独来的“蝙蝠侠”之所以敢闯遍天下，凭的就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说到这，我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师朋友，叫吕布里内埃（Lubliner），也是位艺高胆大之徒。他在人类进入千年之际，一天拍摄一张埃菲尔铁塔，张张都有特色，在法国很有影响。这次法国在华文化年，他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游说了法国各个部门，包括法国著名的珠宝商宝诗龙（Boucheron）和法国著名报纸《世界报》。他就像一个“蝙蝠侠”，经常往返穿梭于中法之间，终于与上海东方明珠塔签约合作举办其展览。我问他，如此执着，万一最后不成功岂不鸡飞蛋打。他同样是一耸肩，对我说：“要做事必须自己先想在前头，然后社会各界才会跟进，这是法国的办事之道。”5年前，他就是以此方式拍摄埃菲尔铁塔，并得到铁塔主管部门支持。他很自信地说，他此次来上海办展的方案细节都很过硬，企业肯定会支持他的，所以他敢于个人先期做时间和金钱上的铺垫。2005年4月23日，法国总理拉法兰、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专门出席其摄制展的开幕式，形成了法国在华文化年的又一高潮。拉法兰总理亲口对吕布里内埃说，法国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吕布里内埃对我激动地表示，当他面对总理和中法电视记者的镜头时，他真正地感到为中法两国交流做了件大事。其实，法国在华文化年中，像吕布里内埃这样的个人行为很多，他们往往走在政府的前头，利用的是市场法则，通过企业赞助来促成项目。一旦政府认为其想法好，符合政府利益，个人行为很快又会变成政府行为了。我想，这也是中法两国在文化年运作上的差异。
中国的约会文化VS法国的约会文化
如果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中法两国行为模式差异的话，那么，中法不同的约会文化就是两国对时间理解的重大差异。法国人常对我调侃，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生命，认为时间总是永恒的，而法国人则从世俗的角度认识自己，认为时间总不够。有一次，参议院礼宾官拉菲海尔曾很认真地与我谈起他对来参院造访的中国代表团的印象：“人多、要求多、安排难、善变”。在使馆工作期间，我接待了无数代表团，拉菲海尔的话不无道理，因为我们一切日程安排都源于中国式的坐标系。这里就有中法两种不同的约会文化问题，了解“法式约会”文化因而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
法国人干什么事情都讲究预约： 请人吃饭、去银行办事、修车、看病、理发、下馆子都要预约。因公登门要预约，私人拜访更得预约，而且有些约会“提前量”吓人，如为了安排一顿午餐或晚宴，往往要提前三个月。在法国，外国人最先必须要学会的单词就是“约会”（Rendezvous）。同样一件事，在国内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了，放在法国却得花费上一些时间。因为在法国，很多时候是不能直接登门办事的，必须得先和对方预约，对方同意给你一个“约会”的日子后才能来，包括去医院看病时与各科诊所的医生的“约会”。在法国，无论是办公室或是家中，不速之客推门而入的现象是极少的，此举会觉得不礼貌，没有修养。即使是邻居多年或朋友多年，要上门正式拜访也得有预约。因此，无论男女老少，不管是公司老板还是家庭妇女，人手一册备忘录，办什么事，都要写在上面。
然而，中国式的约会文化是重友情、讲缘分，“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登门拜访就是瞧得起，要热情待人，没有必要讲那些规矩。如果不见客，会被朋友视作傲慢，忘本了。因此，在中国约会文化的定式中，来法造访的各种代表团理应得到法方礼遇，会见中方想会见到的法国朋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在巴黎工作期间，我听到不少代表团的抱怨，许多约会因各种原因没有落实。这里的原因就是约会文化的差异，首先，法国是个高效的社会，时间的利用率很高，做任何事情必须有计划。但我们代表团往往临时组团，有时甚至快上飞机了才给使馆打电话，请求安排会见，这显然不可操作；其次，法国人讲究生活质量，家庭生活、隐私等，一周总共上班35小时，又不愿加班加点，碰上节假日，能安排会见的时间很有限。此外，大多数法国人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社交活动，不愿意在上班时间外再安排官方活动；最后，竞选政治的作用。法国各种选举平均2年一次，要保持自己的不败纪录，就得与选民在一起。许多代表团来巴黎时，恰逢法国选举，见不到法国政治家，觉得有点沮丧。但这在法国再正常不过了。我2004年4月离任回国，巴黎附近的伊希市和阿尼市的两位市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面临大选，其中伊希市长安德烈还是巴黎大区议会主席的候选人。我没有向他们辞行，我是带着他们两位给我的热情洋溢的信回到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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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中法文化差异（4）
有事预约，不给别人带来突如其来的麻烦，也使自己的工作、生活按部就班，这理应是件好事。但约会文化的差异处理不好，容易引起误解。有些人甚至以为，只要通过外交途径，总能安排好约会的。殊不知，这是对法国文化和政治的不了解。对法国人而言，如果他还是位政治人物的话，会见他的选民和外国客人至少是一样重要。很难想像他为了礼仪的需要开罪他的选民。也很难想像为了会见一位中国外宾而取消女儿的生日晚会，或取消出席某位政要女儿的婚礼。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实又很简单，就是提前约会，把时间量打足。当然，这里也分不同情况。当我们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访问法国或过境巴黎时，即使日程再忙，希拉克总统和法国主要领导人都会予以会见的。
将事情提前告诉对方，也是对客人的尊敬。国内现在搞的各种国际性活动很多，组织者很想请法国名流出席，并向对方提供很好的接待条件。我在使馆时，很多次接到这样的委托，希望我们代为邀请，而每次都是因为我们提得太晚，对方另有安排而未能成行，十分可惜。我想，如果我们稍有点计划性，也许就没有这份遗憾了。记得我来世博局负责的第一项重要外事活动，就是筹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际展览局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上海世博论坛。我曾利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来沪出席卡迪亚珠宝展的机会，两次当面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其出席2004年6月25日在巴黎举行的本次论坛。德斯坦对论坛的题目“21世纪城市的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十分感兴趣，但当时离论坛召开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显然对他而言已不可操作。德斯坦的回答十分简短又深刻：“您应该早点告诉我！”
从爱丽舍宫高朋满座看法国
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作为外交官，又分管中法双边政治关系，我有许多次机会在爱丽舍宫亲临法国宴会外交恢宏的场面。然而，让我感受最强烈的，并不是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和总统大厨精湛的厨艺，而是出席宴会的各界人士。他们形形色色，往往都不带“长”字，用世俗的眼光看，充其量也就是个“处级干部”，但他们确是整个法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也是当今法兰西精英的全部组合。他们中间有著名的建筑师、时装设计师、医生、大老板、艺术家等，出席的比例之大，常常占法方主人的四分之一左右。总统府礼宾官奥立维告诉我，请各届精英出席总统举行的国宴，是法国宴会外交的传统。公民社会是法国生活的现实，也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只有让这些精英与来访的国家领导人见面，国与国的关系才能全面深入发展。
达索先生是法国著名企业家，也是爱丽舍宫宴会外交的积极参与者，图为达索向作者赠其近作《献给法国的一项计划》时的留影。（2004年3月）
其实，爱丽舍宫高朋满座，仅仅折射出的是法国五彩斑斓的公民社会一角，而只有在法国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受到这个公民社会有多么的丰富和强大。虽然公民社会没有爱丽舍宫那样的宫殿和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但它对权力却具有道义上的神圣制约力量。正因为此，总统府人员的花名册，从希拉克总统高级政治顾问莫洛德、外交顾问莫里斯到其他工作人员，任何人都可以从总统府网站查询，并可在任何工作时间与其联系，咨询任何问题。就是希拉克总统本人，任何公民给他的信都要亲自回复。为应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