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印象-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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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大计的信息交换平台。在上海申博的日日夜夜，我与贝尔纳的顾问、家乐福副总裁何毕飞（Philippe　Rabit）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上海在2002年月12月3日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上胜出，我在第一时间从摩纳哥给他和贝尔纳通报了喜讯，他们像我一样欢欣鼓舞，后来还专门在巴黎著名的客丽容（Crillon）饭店与我们这批从摩纳哥凯旋而归的外交官联欢。
　　家乐福成立上海申博法国企业家后院团给我许多启示，这种俱乐部是中法经济合作的产物，也是催化剂。这种俱乐部多了，中法经济交流肯定会密切起来。但平心而论，这种俱乐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我想，原因大概有二。其一，企业不知如何利用外交资源。大使馆，包括商务处，服务的重点是法国政府或企业，对中国企业而言，如果不是国内知名企业或国营大企业，一般中小企业（往往级别不够）是很难能够有效利用外交资源的。但从企业国际化角度看，任何企业对大使馆的外交需求却是一样大的。TCL总裁李东升在与法国汤姆逊签署合作协议时就对我说过，中国企业非常感谢和需要大使馆的支持；其二，外交官不知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囿于目前的体制，外交官与企业之间缺乏交流平台，他们不知企业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加上外交官个人的经历和学历，未必对复杂的经济生活都有所了解，更不要说给企业当参谋。我在斯特拉斯堡当领事时，有几件事迄今还印象非常深刻。
　　（1）　1999年12月，法国遭遇世纪风暴，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吹倒，损失严重，而这些树木都是国内稀有的榉木。法国人向我们建议，邀请中国伐木工人来阿尔萨斯帮助恢复森林，所伐木材全部无偿送给中方，另外还给伐木工人每天适当的经济补助。
　　（2）　我所在的领区洛林大区有一家韩国大宇投资的微波炉工厂，雇用了200多法国工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宇高层对企业经营作出重要的战略调整，微波炉产业不幸属于“减负”部分。2001年，大宇总部决定关闭洛林大区的这家工厂。于是，围绕着企业关闭与否，洛林大区沸沸扬扬，甚至成为全法重要新闻。我当时就想到中国白色家电走向欧盟市场的问题。因为，中国家电已充分体现比较优势，深受法国和欧盟用户喜欢，只是由于欧盟白色家电企业的反对，欧盟对我家电动辄挥舞反倾销的大棒，使我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如果中国家电企业，如格兰氏来法收购大宇微波炉工厂，将至少获得三个方面的利益。第一，经济利益。由于大宇要甩掉包袱，资产廉价出售。此外，为保护就业，洛林大区政府还会予以政策支持和适当财政补助。从企业财务角度看，是一项很好的投资；第二，品牌效应。尽管格兰氏已是中国值得自豪的民族品牌，但离世界品牌尚有一段距离。利用大宇的知名度和营销渠道，将是中国微波炉企业得到新的发展；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就是绕过欧盟的反倾销壁垒，使产品接近消费者。通过接近消费和办厂，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使产品升级换代更快。
　　（3）　故事也与白色家电有关，但发生在2001年的法国诺曼底大区，企业叫Moulinex，是法国家喻户晓的品牌。由于经营不善和制造业成本过高，企业被迫被拍卖，其资产缩水高达90％，也就是说用10％的资金就能收购该企业。国内企业天天在讲参与国际化经营，我想，真要是在法国市场施展拳脚，这无疑是很好的平台，所获利益将如故事（2）所云，但不同的是Moulinex生产家电系列，包括微波炉、粉碎机、榨汁机等，且其营销渠道遍布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以上是我经历的三则故事，没有实现我的初衷是我在法工作最大的遗憾，如果当时能够与国内的企业建立联系，而不是向有关主管部门发个传真，故事的结尾可能就大不一样。记得后来调到巴黎工作，我就向大使建议，应该让中国在法企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俱乐部，或一个中国商会，与外交官们信息共享，经验共享，从而促进中法经济往来。我想，随着时机成熟，这样的组织会建立起来的，且会越来越多。
　　说到中法经贸交流，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和巴黎商会的朋友，还是巴黎高商的同学都曾不止一次地与我探讨过此问题，大家对中法政治关系好，经济关系相对落后甚为不解。我想在此再费点笔墨与读者朋友再探讨一下。我认为，造成中法经济交往相对滞后的原因林林总总，除了合作机构不对等所引发的一番感慨外，至少还有以下6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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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5）
（1）　缺乏跨文化沟通人才。中法文化差异大，而法国了解中国的人太少，中国能讲法语者也微乎其微。法国有许多经济强项中国不知道，中国的市场需求法国人不清楚，缺乏中间环节。美国企业之所以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是因为启用了一大批美籍华人，而法国企业不具备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优势。
　　（2）　思维模式差异。法国人自称人人都是迪卡儿主义者，喜欢推理，“不见兔子不撒鹰”对中国的商业文化缺乏了解。中国人讲情面，靠关系，不拘泥合同文字，对法国式的斤斤计较不甚习惯，觉得与法国人办事难，甚至得出法国人高傲的结论。
　　（3）　中小企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法中小企业占法外贸的六成，但在中法经贸关系中严重缺位，而德中贸易之所以成绩显著，　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德国中小企业在华踊跃投资办厂。我曾在巴黎碰到过许多中小企业家，他们对赴华经营兴趣浓郁，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举棋不定。他们一缺资金、二缺人才，害怕在中国市场翻船。
　　（4）　对中国市场发展前景不够敏感。法企业远离中国现实，难以预见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市场需要。与美国企业相比，法国企业总部一是不了解中国市场，二是不懂得“借脑”，从咨询公司处购买服务。这种情况使法国企业很难找到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位置，更不用说如何想方设法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
　　（5）　法经济强项与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不吻合。在我改革开放最初20年，市场急需轻工技术与产品，如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等，而法强项在于交通、航天航空、能源、环境等领域，优势未能互补。
　　（6）　地理遥远。法经济活动重点是欧盟（法出口六成在欧盟地区，而德国只有五成）、北非国家和黑非洲。在亚洲的传统市场是印度*。中国从未成为其传统或战略市场。
　　当然，这些仅是本人一孔之见。我想强调的是，中法经贸的深化必需要为之建立一个平台，有了它，许多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中法在航空航天、核能、铁路、汽车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方面加强合作，而法国作为外向型经济国家，25％产品依赖外销，扩大在中国市场份额也是法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希拉克总统在2004年秋访华时明确要求在未来3年内，将法在华企业的数量从目前的3500家提升到7000家。我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法双方都要努力，首先就是要为企业家建立交流的平台，而外交工作为此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1）
外交官的职责
　　普鲁斯宰相俾斯麦曾戏称外交官是一群诚实的人，为了国家利益，被派到国外去撒谎。当然，这句尖刻的话不过是俾斯麦拿他瞧不顺眼的外交官的一句调侃。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外交的内容还是形式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资讯大爆炸的今天，一名优秀的外交官（也应该是一名诚实的人），为了国家利益应该去讲真话，应该在他所派驻的国家和自己的祖国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与对话的桥梁。
　　为赢得法国政府对上海申博的支持，时任上海市长*在出席国展局131次大会前夕，在爱丽舍宫拜会希拉克总统的政治顾问莫诺德。（2002年7月1日）
　　然而，在这座理解与对话的桥梁两侧是两个不同的文明、两个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人民。架桥的工作就是文化对话的过程，也是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磨合过程。有人说，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宽带因特网、全球漫游手机、可视电话等数字通讯手段，使国与国的交流更加便捷，外交官的传统作用大大下降。遗憾的事，这种结论并没有被实践所印证。原因很简单，任何通讯手段都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只有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开启心扉，超越文化的分歧。我想外交工作之所以引人入胜，并不是其出入上层社会的荣耀光环，而在于它在不同民族、文明和文化背景下所开展的这项特殊的工作。文化对话十分高尚，但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它极富挑战性，常常费时费力。对话成功往往事半功倍，也使人自我超越、有一种自我实现感，而因文化不同所引起的无谓冲突则又让人感到沮丧，扼腕叹息。所谓文化冲突，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差距。一些事情放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天经地义，放在法国就可能成为问题。反之亦然。为避免出现问题，外交官就要在中间进行反复沟通，使两种不同观点有机地结合。
　　无疑，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六、对外贸易占世界第三，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年来的强国梦正在变成现实。但正是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的一举一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太快和对外部世界的沟通不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机遇，一种认为是挑战。希拉克总统的政治顾问莫诺德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他们（西方）特别关心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在国际政治、经济上舞台崛起，并以何种理由告诉世界这种崛起对世界和平是贡献。因此，身处中国这种特殊的民族复兴历史时期，外交官的职责就是要化解误解、解决矛盾，为中国的发展谋到一个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拥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做后盾和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和市场作依托，当一名中国外交官更多的是一种荣耀。然而，作为外交官，他必须是爱国主义者，这样才不辱使命。但爱国主义不等于是民族主义，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一样，都要讲平等。那种在国际交往中不讲谈判，一味突出自身需要、不顾或降低对方利益的做法，是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化进程中最令人反感的单边主义。在巴黎，我们身处中法关系的核心，中法两国都是世界文化古国，虽然两国人民相互尊重、仰慕，但都将其独特的文化、悠久的传统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国人看世界，有我前面提到的“世界肚脐眼”的情结，总认为法国人杰地灵，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拿破仑的士兵沙文，一切都是法国好，人称“沙文主义”。后来这种思想在外交上还被引申，用作批评某些国家惟我独尊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样，如果我们还从中原帝国的“天朝心态”看待法国，认为中华文明优于一切，中国才是真理的故乡，那么，中法关系就会像两列迎头开来的火车，非但没有什么磨合与对话可言，相反，会发生激烈冲撞，这对两国的友谊还是感情都是致命的。
　　如何将中法双方的民族自豪感变成跨文化对话的动力，而不是障碍，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想，中法文化对话之所以非常成功，双方持有的信任、平等、开放态度是前提。信任者，就是要尊重对方，特别要尊重对方的习俗，不能从合作的一开始就对合作伙伴的诚意提出疑义；平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合作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凌驾于另一方之上颐指气使；开放就是一种聆听的能力，对自己的对话者理解和宽容，必要时有充分的妥协能力。在驻法使馆期间，我曾有幸为胡主席访法三次承担主要的礼宾工作。此外，我还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国务委员、陈至立国务委员等许许多多领导人做过礼宾工作。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法的礼宾习惯相差甚远，如何将不同的礼宾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对话。有时这种对话的过程会很漫长，过程甚至有点痛苦，但只要双方是信任、平等、开放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法双方在礼宾上的合作就是我们时代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当我看到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为伟大的中国而映红时，当我陶醉在古老的紫禁城内雅尔浪漫的激光音乐与中国抒情的民乐水乳交融之中时，当我目睹象征中华文明的正阳门为伟大的法兰西变成红、白、蓝三色时，当浦江畔的东方明珠为希拉克总统访沪染成三色时，我内心是无比地激动。中法的文化对话多好！在我们的星球上，各种文化，林林总总，它是我们人类的骄傲和共同财产。它只有形成的历史时期早晚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对文化我们要热爱，要尊重，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更是联结我们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最好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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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2）
20多年前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遂成了我的职业。从渊源上看，外交的出现并成为一些人的职业，是人类对话沟通，摒弃军事手段化解矛盾的客观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外交就属于专门人员的一项专门工作，而并非外界所想像的吃吃喝喝，友谊友谊就行。说实话，对这种对话沟通的职业素质我也是工作中边干边了解到的，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外交本身一直游离于世界大国外交之外。有人说，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2000多年来，基本上是世界在走向中国。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加入WTO、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中国才开始豪情满怀地走向世界。是的，随着国力的提升，相应的国际作用必将提高，外交舞台也随之变大，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期望也就更高。因此，作为跨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