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印象-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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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当然，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也使她的杂志更具权威性。她在中学就开始学中文，曾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过一年。她特别热爱中国，喜欢和中国人交往，与卡班一道，成为来我们大使馆出席活动时一老一少两个“常委”。她的已故父亲是一位科西嘉艺术家，母亲是阿尔及利亚的音乐家，为伊希市政府工作。伊希市长安德列·桑迪尼曾对我说起李明嘉一家，表扬他们一家，包括已故的父亲是文化对话的榜样。李小姐很执着，她已认定中国是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全部，她利用业余时间陪同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在侨校教中国人学法语。有一次，我在吉美博物馆参观孔子展时与她母亲不期而遇，她母亲对我说，李明嘉想听听我对她未来职业选择的建议，问我有没有时间。几天后，她给我打了电话，并按时来到大使馆见了我。原来她想在继续办杂志、走新闻传媒的道路和报考巴黎政治大学，然后再争取考入外交部，以便将来到北京当法国外交官之间要进行选择。我听完她的来意后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别看她年龄不大，对自己的未来早有考虑，我特别想感谢她对我一个中国外交官的信任，专门来使馆听取意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了外交工作的特点、纪律和由于职业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方面的牺牲。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一神圣工作，使我开拓眼界、浓缩人生，在法国结识了那么多的朋友。我说，我对新闻工作不了解，但记者是无冕之王。如果今后能用手中的笔，为促进中法关系多写些好文章，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最后，我用一种礼貌的外交语言说：“只要你用中文，为中法友好工作，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我不知道她最终的选择是什么，但可以肯定，伟大的中国已融入她的生活、融入她的血液，而中华的腾飞无疑又为她职业生涯的发展铺就了一条锦绣大道。
我离任前夕，摄影家吕布里内埃执意在凯旋门边上最有情调的“明星”酒吧为我搞了个晚会。我把李小姐也请来了，为的是向她说声再见。来参加晚会的朋友很多，中心的议题还是中国。犹如中法关系是个偌大的舞台，我同我使馆所有的外交官同事都不过是这个舞台上的普普通通的演员，不同的是我今晚要谢幕了，我要说谢谢大家对中法关系发展的关心。李明嘉一夜不语，散会时，她说要自己一个人走走。我陪她从“明星”酒吧走回了大使馆，她依然路途无语。我从使馆开了车，将她亲自送到伊希市的家。她只是淡淡地对我说“谢谢”。也许，我不应在今晚谢幕，因为中法关系中要做的事还很多，至少，李小姐是这么想的……
（4） 我认识作家莫热（Axel Maugey）纯属是个巧合。他是个自由作家，写了近20本书，大多介绍跨文化对话和法语世界的法语教育和文学比较。他曾在巴黎大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教书，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埃莱娜。由于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举行他的新作《一个法国老板在中国》签名售书仪式，我代表使馆出席，并与他由此成为朋友。莫热属于法国人中那种吃饱饭喜欢替别人瞎操心的人，我与他的交往也就带上了极富小资情调的所谓“文明”对话。在巴黎，谈论文化多元和文化对话是十分时尚的，这源于法国历来对外来文化所持的开放精神和法国在地理上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特殊位置。“”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法国知识界对文化对话十分重视，各种研讨会目不暇接。我和莫热同时应巴黎大学邀请，就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对话发表演讲。我讲的是中法文化差异，以及法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活动中因文化因素带来的不同结果。如，“家乐福”的译名，法文原意是十字路口，没有任何意思，而中文译文所赋予的却是周末，全家乐融融，一起到超市采购，幸福无比。更难的可贵的是“家乐福”的本土化，超市里有活鱼、散装卖的大米等。还有汽车牌子“雪铁龙”，原来是人名，中文译得很传神。但法国企业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圣罗兰的香水“鸦片”，翻译时不动脑筋，没有用音译，直愣愣地把意思直翻过来，引起一些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的抗议，因为鸦片涉及到中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作为炎黄子孙，谁也忘不了这段屈辱的历史。最后有关部门在人大、政协的要求下，将此香水勒令退出中国市场。莫热则从文化对话的渊源、定义和时代背景开始，从大马士革到布伊诺斯埃利斯，从蒙特利尔到上海，他引经据典，列数文化对话的成果。他的确是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学贯东西，特别是在法语世界小有名气。他是那种将天下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对狂妄的文化沙文主义，狭隘的民族文化至上主义生来就深恶痛绝。莫热的演讲具有浓郁的法国知识精英特有的普适主义思想，在法美因伊拉克战争出现深刻分歧的今天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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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5）
我和莫热的交往也是戏剧性的，我们居然是邻居，不仅同住一个区，而且在同一家面包房买羊角面包。他的生活主要靠稿酬，住在公寓楼里，家境似乎并不富裕，家中除了书还是书。每次我与莫先生的君子之交，不拘泥形式和礼仪，是我全面接受法兰西文化洗礼的难得机会。他会给我滔滔不绝地讲马尔罗和佩雷菲特这两位政治家兼大作家的作品，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法国人认识中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也会给我讲辜鸿铭是如何将法国人的秉性描写成欧洲的中国人。他不热心政治，但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喜欢抨击权势，且用词尖刻，是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左翼执政时他抨击左翼，右翼上台时他批评右翼，但在2002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时，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希拉克反击极右势力勒旁。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十分热爱*文化。我曾在黎巴嫩当过外交官，他常去大马士革的法国文化中心讲课，因而，如何看*世界的复兴和*文化，也是我们的老话题。有一次我在他家聚会，他把当企业总裁的弟弟也请来了。大家无意之中谈到伊拉克战争，弟弟也无意之中为小布什的强硬政策开脱了几句，马上遭到他排山倒海般地攻讦，认为弟弟太糊涂，居然对小布什有恻隐之心。他很正色地警告全家，小布什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他发动的这场伊拉克战争只会把美国引向与*世界的全面对立。
莫先生反对布什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不仅坚定，而且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同样，他热爱中国，凡是中国的什么都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已是他的精神麦加。2003年春，突如其来的“非典”将中国推到了世界最边缘的角落，伟大祖国几乎与世界失去了联系。就在这时候，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到“非典”后的正常生活，上海外办的同志紧急告诉我，希望能邀请一批法国作家来上海看看真实情况，然后在法国报刊上写些文章，报道一下。此时真是非莫先生莫属了！老莫从麦吉尔大学讲完课后几乎没有休息，就从巴黎直飞上海，在沪生活了一周，观察了一周，看到了上海人民如何战胜“非典”及其紧张又有序的生活。老莫的笔很快，在上海文如泉涌，不过，这也正常。一个有激情、好冲动的人，怎么不会被上海可歌可泣的变化而震撼！生活的热情、海派文化、法国情调让老莫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文化的多元和交融。他找了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拜会了舞蹈家金星、去了外语学院，他对我说，上海有几千人在学习法语，许多高校开设法语专业，法国文化俯首皆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生活在这里的5000多法国人中的一员。站在外滩看浦东，他想起“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埔，想起马尔罗笔下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陈大欧，想起中国像东方巨龙一样在崛起。老莫说，中国的发展是逻辑的结果，因为人民爱劳动、热爱生活和珍视传统。最关键的是，中国人民有文化，有文化总会要发展的。
是的，这也是老莫的口头禅。在他看来，古老的中华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催发下，应该比那些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作出更大的贡献。我离任时他与我约定，要两人联袂用法文写一本中法文化对话的书，让我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法国，他从法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用双方相互书信的方式，类似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你瞧，老莫就是这样的人，一谈到文化对话就兴奋……
此时此刻似乎我正在与上面这些朋友说话。他们大多数是普通人，但他们从心底里热爱中国。像他们这样的法国朋友我还有许多许多。与他们交朋友，是我在巴黎工作最宝贵的财富。我在写此书一直在告诫自己，千万不要罗列自己的工作，因为沟通是外交官的职责，而真正为中法关系作出贡献的是上述法国朋友。记得我回到上海工作后不久，让·加佩耶埃·密特朗来看我。别后重逢，我们在梅龙镇酒家有说不完的话。让·加佩耶埃对所有在座的朋友说起他参加我们大使馆举办的中法建交40周年招待会，说我在招待会如何如何朋友多，如何受到法国各界的欢迎。说实话，我生平怕的就是别人当面表扬我，尤其是法国人，用的词都伟大得很。但说我与法国人民水乳交融的友谊，却是我最喜欢听到的。巴黎老佛爷大百货公司的总经理阿莱兹（JeanMichel Hallez）曾在我离任晚会上诙谐地说我不是个外交官，更像是个售货员。因为我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的国家并让法国人同时也爱上了我的国家。阿莱兹说，“当我们有困难时，徐先生总是那样乐于助人。就像大公司的售后服务一样，他的笑容使我们感到中国就在身边”。
是的，阿莱兹讲得不错，因为我是中国外交官，宣传我的国家是我的天职，而我要宣传的这个中国又该是个法国老百姓能接受的中国、一个人性化的中国。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从学校、研究所、商会、研讨会、法中友协、市政府*到书展、接受羊奶酪骑士，我去过法国很多地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沟通一直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存在方式。通过我的工作，我真正懂得幽默、微笑、开放、聆听、可信赖、融和应该是所有外交人员与生俱来的职业素养……
埃维昂会议——我对文化沟通的新领悟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6）
2003年上半年法国出任八国集团轮任主席。在同年元月新年团拜会上，希拉克明确向各国驻巴黎使节表示，他有意利用6月八国首脑会议，召开一次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12个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25方领导人出席的扩大的对话会议，共同讨论人类和平与发展问题。但说老实话，当时使馆领导对我国家领导人能否与会并没有多大把握，仅把希拉克的想法和使馆的建议报回了外交部。后来，在很长时间内有关是否出席八国峰会事再也没有人提及，原因是在外交部内部，究竟如何应对八国集团的政策论证还在继续。我曾在外交部西欧司管过八国集团调研，对国内政策比较清楚，总的来讲对参与这样的“富人俱乐部”比较谨慎。然而，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八国集团也在变，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看好我国的作用，几次三番想与我建立联系，希拉克本人也曾数次邀请我与会。法国认为，在今天国际经济总量排名第六，国际贸易排名第三，又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中国缺席下，八国集团所谓“全球化治理”是做不到的。
从各种角度看，使馆都认为应该接受希拉克的邀请。然而，能否出席峰会，却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外交行动，在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勇气和创新思想。首先，这里有个对八国集团重新定位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其今天的作用。1972年石油危机，为解决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法国的倡议下，美、英、联邦德国、意、日六国1975年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举行首次峰会。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加入，从而演变成八国首脑会议。虽然八国作用已今非昔比，中国等大批新兴市场国际的崛起使其的全球化治理可信度大为下降，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全球目前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其次，要分析出席峰会的利弊，究竟是有利于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呢？还是相反？如果印度、马来西亚、巴西、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尼日利亚、沙特、塞内加尔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到会，而在涉及到人类发展问题上没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声音，且不谈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会问，在攸关他们切身利益时，中国老大哥是如何替他们说话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中法关系。中法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进行全面战略合作的典范，两国积极推进国际政治*化进程，主张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共治，在国际重大事务中，特别是当时的伊拉克问题上相互合作，希拉克与*为此还通过不少次热线电话。在中法建交40周年前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希拉克本人的再三邀请。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多边外交中，我觉得使馆领导，尤其是吴建民大使为*主席成功出席本次峰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吴大使当时让使馆外交组同志写了一篇又一篇分析电报，并利用接待到访或巴黎过境的国内高级代表团，向领导们一遍又一遍介绍八国峰会情况和我领导人与会的重大战略意义。为与法方的准备工作同步推进，我被指定为中国大使馆与法国G8会议秘书长布安伯夫（Pointboeuf）的联系人，从工作层面为我国领导人一旦与会做技术准备。后来，国内不幸发生了“非典”，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副总统切尼等一些西方大国领导人相继取消了对我国的访问，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舆论还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