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印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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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法国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18世纪启蒙思想家更是对中国给予极大关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奉中国文化为楷模，用中国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伏尔泰在其《各民族风俗论》、《哲学辞典》及为《百科全书》所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伏尔泰还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以此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此外，传教活动和通商，也使中国的艺术同时流入法国。17、18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饰艺术的中心。但与路易十四专制王权相适应，法国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驾崩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摆脱专制王权束缚，在艺术上倡导个性解放，于是，罗可可风格应运而生。然而，与其说罗可可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艺术。随着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流入，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以致供不应求。一些精明的法国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装饰的模仿，促进了明快、轻灵、生动、自然、幽雅、精致、纤巧的罗可可风格的形成。
回顾300多年中法交流历史，17、18世纪的确是双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随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与封建的中国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巨大的差距，加上当时中国统治者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法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今天想起来甚感惋惜。如果当年大清帝国不采取自我封闭的政策，而是改革开放，中法关系可能还要好。因此，真正意义上中法的大规模交往，也只能等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从马尔罗到佩雷菲特
稍年长一点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安德烈·马尔罗，他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作家和反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抵抗战士，曾担任戴高乐总统的文化部长，在法国家喻户晓。在20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人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与马尔罗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笔触，向法国人民讲述一个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分不开。
1933年，年轻的马尔罗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连载其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介绍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变。此书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通过描写几个出身不同、国籍不同、观点不同的人物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人类的命运》刚问世，立刻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各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读者竞相购阅，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销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橱窗便摆出第25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获得该年度法国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并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 马尔罗也因此一跃而跨入“法国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该书的情节大致是：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筹集武器，父母早亡的青年知识分子陈大欧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搜出一份预定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合同。由陈大欧、*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儿乔·吉佐尔、曾参加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德国人海默里希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上截获了这批武器。总*和武装起义爆发了，这几位革命者分别率领工人民兵和纠察队投入英勇的战斗，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面临破产威胁的帝国主义财团与国内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勾结，由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出面，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派兵*起义，并答应给予财政资助。蒋介石到达上海，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该城。一面组织流氓打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表示愿意交出工人武装。在这危急关头，陈大欧和乔·吉佐尔毅然前往武汉，去找第三国际代表团。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为由，主张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协调一致，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乔和陈非但没得到这位代表的支持，反而受了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抵制他的错误指示。返回上海后，陈大欧单独行动，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卧车，适逢蒋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被警察当场打死。不久，在蒋介石掀起的惨绝人寰的*中，卡托夫和乔·吉佐尔亦先后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乔坚贞不屈，在狱中服毒自杀。卡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乔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东渡日本，然后经海参崴到莫斯科，以继承她丈夫未竟的事业。
法中交往的历史（3）
小说发表后在法国引起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赞成者认为作品“深入生活、干预生活”，“表现了作者令人钦佩的智慧”，“标志着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反对者将此称作“卑鄙的共产主义小说”，批评书中的某些章节表现了“不健康的英雄主义趣味。”然而，无论是左翼的赞扬，还是右翼的批评，马尔罗的作品使法国公众对远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更加关注和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这在当时法国作家中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人类的命运》，法国和西方社会就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人民的命运寄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我未能赶上马尔罗当年那荡气回肠的岁月，但我有幸与阿兰· 佩雷菲特同处一个时代。说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其对中法关系的作用，不亚于当年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佩雷菲特（1925—1999），是法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曾8次出任政府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要职，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还曾担任过法国国民议会法中友协主席和《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当然，对法国公众而言，佩雷菲特最大的贡献是唤起法国人在20世纪的下半叶对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浓郁兴趣。从1971年至临终前的1999年，佩雷菲特18次访问中国，两度以《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身份采访江泽*席。著有《当中国觉醒之时》、《停滞的帝国》、《中国已经觉醒》等20多部书。为纪念这位伟人对中法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我受吴建民大使的委托，策划制作了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并安排了在佩雷菲特逝世３周年纪念日之际铜像在武汉大学的落成仪式。在整个过程中，我对这位伟人的一生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作为同行的佩雷菲特被法国政府派到波兰当外交官，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其今后撰写有关中国方面的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一天在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他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当年英国人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和巴罗撰写的有关那次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的书。这一套游记的发现使他萌发了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书的想法。
1989年，也就是在佩雷菲特出使波兰的30多年之后，他发表了《停滞的帝国》，通过当年马戛尔尼勋爵使华团介绍闭关锁国的清朝是如何从充满活力走向停滞。
这个故事很简单，讲的是200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他们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当时的英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成为西方第一强国。为寻求原料与市场，英国一直觊觎中国这块远东的沃土，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然而，乾隆的大清帝国虽然接待马戛尔尼勋爵一行，但在礼仪上却使其蒙受各种羞辱，他们非但没有能与中国建立通商关系，反而像小偷一样被撵出北京。
佩雷菲特为写《停滞的帝国》，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公开的内部档案。此书的发表对西方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意义重大。
当然，奠定佩氏在法国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权威地位的，并不是《停滞的帝国》，而是早在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后写的《当中国觉醒之时》。此书的题目很有意思，它借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说的是当年拿破仑兵临莫斯科，有谋士献计顺势攻下中国，拿破仑当时就说了这句话。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寓意深刻，在极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千万不能将其惊醒。一旦这头雄狮醒来，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佩雷菲特将此作为书名，是因为在其内心深处相信，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可避免。此书在法一版再版，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许多法国朋友告诉我，正是由于看了佩雷菲特的书，他们才对中国产生兴趣。90年代初，在经历“*”风波后，他又发表了《中国已经觉醒》一书，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法国舆论界对佩氏著作的评价很高，称之为“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佩雷菲特在法国成为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因为他对中国前途具有独特的洞察力并对中国人民的命运给予满腔热情的关注。其子伯诺阿·佩雷菲特告诉我，父亲对中国的一切情有独钟，常常要为中国发生的事情牵肠挂肚。当90年代中法关系面临售台武器出现倒退时，他看到家父亲自从寓所给希拉克打电话，告诫法国政府不能见利忘义，损害中法关系大局。由于佩氏在法国政坛，特别在戴高乐将军所创建的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中的显赫地位，他为维护和发展法中关系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小佩雷菲特还告诉我，父亲并非是天才，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靠的是挤时间。行万里路、看万卷书，他身上总有一小本子，随时随地做笔记，甚至在假期带着孩提时的小佩雷菲特上山滑雪时，也会突然放下滑雪工具，从怀里掏出小本本记上几句。正是这种难得的学习精神和善于学习的方法，使其成为法语世界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的女儿维罗尼克是心理学家，她告诉我，她特别羡慕父亲丰富的人生。她记得父亲曾说过，在他20岁时曾对前途迷茫过，专门在科西嘉的一座修道院里静思了一年，最后决定要将其人生三分法，一是当外交官，周游世界、认识世界；二是从政，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实践；三是当一名学者，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无疑，佩雷菲特对其人生的设计都已实现，且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地步。
法中交往的历史（4）
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佩雷菲特制作塑像（前排中为佩雷菲特夫人，后排右二为雕塑家莫埃蒂女士，右三为佩雷菲特之子伯努阿）。（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2002年11月27日，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倡议下，在标志雪铁龙公司的赞助下，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在我民航部门的呵护下抵达武汉大学校园。在塑像起运前，吴大使在使馆会见了佩雷菲特的遗孀和子女，并高度评价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的杰出工作。看着呼之欲出的佩雷菲特，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从此，佩雷菲特先生又有了个新家，一个他生前曾热恋的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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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温的“中国热”（1）
当然，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日益浓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精英们的示范作用固然重要，但显然不是决定性。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活力。但从表现形式上看，一是得益于中法良好的政治关系，二是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三是中国灿烂的文化。这三点是我工作的心得，也是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外交使团备受羡慕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外交官在巴黎是最受欢迎的使者，不要说像大使那样的领导，就是我们这些普通外交官也常常是各种演讲会应接不暇。
套用一下新华社记者的语言，法国出现了“中国热”。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使馆专门从事中法双边关系工作的我，无疑是感受到“热度”最多的。首先，中国从法国新闻媒体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电视、报纸、杂志有关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中国春节之际，中国的话题几乎承包了法国的新闻。这些在过去是看不到，就是法国媒体报道中国，也是负面大于积极面。如今不仅量大，像法国私营电视台TF1、M6和Paris Première也经常有报导中国的专题片，各种报刊杂志的专题报道更是“连篇累牍”。法国新闻界的朋友甚至告诉我，要想把新闻做好，把报刊杂志卖得快点，稍加一些中国的元素就能做到。其次，老百姓对中国文化的好感正成为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20多年，法国人去中国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