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家的绝世情缘:醉里挑灯看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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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述志》）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吟剑》）
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似曾相识的吗？
最后要提到魏武帝曹操，他可以说是历代帝王中最杰出的诗人了，总观曹操一生，文治武功皆有成效，而诗歌创作也可谓颇多成果。别的不论，我们仅从其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的那些名词警句中也足以看出其诗歌影响之深远，风采之超然。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
真可谓脍炙人口，相传不绝。而这一切，也正是曹操在其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对生活精华的提炼。正所谓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曹操的诗歌，可谓此中典范。
拉拉杂杂，谈了五个帝王而且是开国帝王的诗作，挂一漏万，难免不妥。但我以为，我们从中似乎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的或曰规律性的东西：
其一，这些开国之君，在他们或多或少的诗歌作品中都蕴藏着一种宏大的志向，积极向上是其共同特点，而低迷，颓废的靡靡之音更是无从谈起。仅此一点，也足可以与那些一味追求艺术品位的亡国之君们分出高下。
其二，除勉强入围的洪秀全外，这些开国君主的诗歌皆可以用“言之有物，读之有味”来评价。为事而诗，绝不为诗而诗，是其共同特点。
当然，由于各自的出身以及生活年代的不同，他们之中或许某些人在艺术手法上或者表现形式上各有差异，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最后要重温当代大诗人兼革命领袖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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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里挑灯看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稼轩这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我对宋词之最爱。而事实上，人们常把唐诗宋词相提并论，这个广义上的“宋词”大半也应当指的是南宋时期的一批词作家和他们那些壮怀激烈，气冲霄汉，辉映千秋的铿锵词作。
想一想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想一想陆游的《诉衷情》：“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想一想范成大，悲情一曲《水调歌头》：“敛秦烟，牧楚雾，熨江流。关河离合，南北依旧照清愁。”
再想一想陈同甫：“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
还有文天祥：“横槊题词，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
这一个个词人，这一首首词作，是民族的呐喊，是抗战的号角，宋词，尤其是南宋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起到的战斗作用和鼓舞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文艺形式或其他任何一个阶段的同类作品所不可比拟的。
我们知道，唐诗之所以伟大，在于它的壮阔，眼界无所不包，内容无所不有，以李杜为代表的唐诗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沉淀。而宋词尤其是南宋词之所以辉煌，则更在于它的深沉。在于以辛弃疾、陆游、李清照、刘克庄、文天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词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天下匹夫的姿态，或跃马横刀于阵前敌后（如岳飞、陆游、辛弃疾），或不畏强敌，视死如归（如范成大，王清惠，文天祥），以自己的行动和热血写下了气壮山河，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战斗词篇。这样的诗词，来源于火热的战斗生活，反过来又鼓舞人民去投身于火热的战斗生活，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杀敌的利器，民族的魂魄。
不可否认，南宋词的辉煌，首先是建立在北宋词日臻完善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王安石、苏东坡在词的内容和格式方面的大胆开拓，如果不是苏东坡不顾他人的责难不顾一切地打破词在音律方面的束缚限制，则我们不可能看到南宋词如辛弃疾那般的纵横驰骋，豁达奔放。也就不可能诞生出那么多雅俗共赏，琅琅上口的经典词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就整体而言，北宋词，无论是晏殊、柳永、还是欧阳修、黄庭坚、秦观，都基本上没有突破“词为艳料”的陈旧藩篱。内容大多局限于男女情思之类，靡靡之音充斥词坛。直至北宋中晚期，伴随着宋神宗改革时代的到来，两位锐意改革的朋友兼政敌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王安石与苏轼，他们不仅在政坛上大施拳脚，在词坛上也有突出贡献。王安石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阔开眼界，纵贯历史，格调深沉高雅，音律自由奔放，完全打破了旧词之陈规陋习。而紧接着苏轼大批新词的推出，简直把词坛兜了个底朝天。宋词从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应该说这也为南宋词的辉煌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靖康之变给词人们摆出了一道新的课题。而拿起笔来用词作为战斗武器的，最早恰恰是一些同时用刀枪来抗击金兵的前线将领。李纲的《幺令》与岳飞的《满江红》是初期最突出的代表作品，而稍后一些却同样经历了金戈铁马的抗金生活，并在敌占区率领一支上万人的起义部队突破重围，投奔南宋朝廷的辛弃疾的横空出世，使宋词的创作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
之所以说辛弃疾“横空出世”，是因为他本来并非一个词人，而是现实生活与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在无法挥戈纵马的时候拿起笔来作为战斗的武器。从现存下来的辛词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整个南宋词人中最伟大的代表者，最杰出的开拓者，他最早的词作竟然产生于他29岁那一年。而在这一年龄段，李白、杜甫早已是名扬天下，作品累累，就是同一时代的词人们，如李清照、张孝祥、陆游等人在这个年龄也早已是词坛骁将、文坛名流。但是，厚积薄发的辛稼轩既然把写词作为一种战斗来对待，那么这位坚强的抗金英雄一旦进入词坛便注定要大作为了。
正如苏轼对旧词的改革颇具时代意义一样，辛弃疾对宋词的改革则更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仅是词的风格更加慷慨激昂，也包括词的形式更加解放自由。有人说，苏词是词诗，辛词的词论，意思是说他们的词严格来说不合音律，因而也就算不上真正的词，然而，正是“以文为词”这一条，恰恰是辛弃疾对宋词最大的贡献。因为只有如此，词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斗争的现实，服从于所要表现的内容。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一首词正是以这种激昂的格调、奔放的形式，追怀了当年驰骋沙场的抗敌生活，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南宋朝廷*懦弱，苟且偷安的严酷现实。这样的词，每读一次，都使人止不住热血沸腾，每读一次，都使我恍惚间不能自已，为民族，为人生，也为历史；为正义，为忠贞，也为现实。因为，现实中的我们，难道不是同样需要辛弃疾一样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永不言弃的英雄气概吗？正是如此，所以我才说，这首词，这种“醉里挑灯看剑”的境界确确实实是我之最爱。在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窥到整个南宋词的精华所在，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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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辛弃疾讲故事
说到宋词，人们总想把苏轼和辛弃疾相提并论，或者干脆就称其为苏辛词派。究其原因，不外乎二人似乎一脉相承的豪放风格，贯串始终的豪歌正气，当然，还有他们对词的形式上的改革与解放。然而，细论起来，其实苏与辛二人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苏词浪漫、更擅时空交错的超然幻化与想象，其代表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莫不如此。而辛词则更长于以文为词，以事明理，借助于人尽皆知的典故阐发自己的理想与主张。在这方面，多少年来为人们所传诵、所喜爱并无数次出现在各种教科书上的辛词代表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最突出的典型之一：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狠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可以说，这一首词，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词，说白了就是辛弃疾在讲述一连串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前车可鉴，前事莫忘，兵者，国之大事，而决不可以草率从之。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辛弃疾一口气用了东吴孙权，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以及战国时赵国老将军廉颇的故事等一共五个典故。而在此其中，又着重以刘裕、刘义隆父子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来对读者、对南宋朝廷的当权者们敲响了警钟。
那么，刘裕何许人也？说起来，这位南朝宋国的奠基者及开国皇帝原本是个十足的破落户子弟，地地道道的黑道人物。尤其赌博斗殴，更是闻名一方。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根不红，苗不正的“问题少年”，日后却称得上雄才大略。作为东晋末期最著名的将领，他战功卓著，“常披坚执锐，为士卒先，每伐辄摧锋陷阵。”（《宋书·武帝纪》）以此在军队中树立了绝对的威望。而在他当皇帝后，更是以勤政的风格，俭朴的作风，指挥部下两次北伐，灭掉南燕，收复川中，从而使宋的版图成为整个南朝170年间之最大。对于这样一位曾经的英雄，对于在整个孱弱的南朝皇族中这样一位突出的异类，辛弃疾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来形容他北伐时的英雄气概，歌颂他所向无敌的赫赫功业当是出自内心的真情感慨。
然而，当刘裕死后，南朝统治的接力棒传到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手中后，这位从小在温室中长大的皇子，一开始倒也还中规中矩，使得刘宋在元嘉二十五年之前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小康局面，被后人称作“元嘉之治”。而一旦天下太平日久，刘义隆也自认为国力强盛，可以像父亲一样与北朝一战时，日渐膨胀的野心就促使他刚愎自用起来，对于部下臣子反对开战的声音一概听不进去。军事上并未做好扎扎实实的准备，而建功立业的目标倒是十分明确，不仅要一举荡平强大的北魏，而且要学汉朝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一样去重复骠姚将军的奇迹。然而，战争是无情的，战场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强大的实力和正确的指挥，而刘义隆和他所信任的大将王玄漠只会纸上谈兵，焉有不败之理。结果只能是大败而归，徒留笑柄。
那么，辛弃疾为什么要如此郑重地发思古之幽情呢？当然是心有所思，意有所指，他的听众就是南宋朝廷当时头脑发涨的主政者韩佗胄等上层人物。此时正是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辛弃疾已六十五岁，恰逢主张抗金，计划用兵北伐的韩佗胄主政，为了争取士民之心，朝廷将闲置多年的辛弃疾派往镇江出任知府。作为长期以来主张抗战，热切希望北伐中原、中兴国家的辛弃疾应该说比谁都热盼北伐早日到来，然而，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他更懂得“兵者，国之大事也，”绝不可以草率从之，显然，此时的辛弃疾已经对韩佗胄等人的轻率有所觉察，所以他更希望这次北伐是准备充分的，组织严密的，指挥正确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开战，类如当年宋武帝刘裕的北伐那般；但是，他又最担心朝廷准备不足，仓促开战，重蹈当年刘义隆、王玄漠喊得轰轰烈烈，败得凄凄惶惶的覆辙。
辛弃疾用心良苦，辛弃疾有远见卓识，辛弃疾不幸言中！尽管你苦口婆心，尽管它前车有鉴，但是在头脑发热的韩佗胄和他那一帮人看来，辛弃疾的喋喋不休，辛弃疾的故事新编只不过是怨妇愁春般的叨念而已。也正因如此，他们绝不理会这位为北伐而呐喊一生的老战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真诚表白。结局当然是悲惨的。南宋朝廷所面临的也只能是比宋文帝刘义隆更加难堪的现实。而辛弃疾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样一首词来讲给人们的一连串精彩故事与其所作出的精典论说却千古流传，为当局者警醒，为用兵者借鉴。
给古今诗人排座次
中国人喜欢排座次，这与官本位有关。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皇帝无品，官分九品，无一例外。皇帝只有一个，官员自然是多多的了，但无论再有多少，总有一系列的鸡头凤尾。走路分先后，座位有高低，绝不会错的。
话扯远了，返回来说本文这个标题的来由。以我想来，或许也还是受到某种文化的影响，有读者和观众在读了和看了本人的系列短文“读史品诗”和由本人与陈雪女士在中国黄河电视台共同主持的《天天诗词》系列节目以后，竟然在电子文档的互动中提出要本人为中国古今诗人排个座次的要求。说实在的，一开始看到这邮件我只是付之以不经意的一笑，而当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一种异样的兴趣不禁油然而生。无论我能否为我们的古今诗人们排列出一个合理的座次，起码我应当为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与观众就此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绝对自我的表述。
我首先想到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一百单八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等级森严，次第分明，草寇尚且如此，何况吾辈文人耶？
我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