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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我的医务生涯-第2部分

小说: 我的医务生涯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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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另一位医家等四人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因为张是不出诊的,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张蔚孙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药,第一次出诊,我用药与前医完全相同,但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总是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看了就大为佩服,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至于夏应堂的药方,我也熟稔得很,所以凡是请过夏先生的,我的第一张方子,用药就多数与夏相同,后面也加两三味。夏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所以次日就请我。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以上所说,好像是我在抢夺别人生意的行为,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当时我首先用寒暑表(温度计——编注)探热,凡遇高热到了一百零四度(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四十度——编注)以上,就会有昏迷不醒、抽筋、拘挛等症状,我加上三味药,正好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所以继续请我看病的,就不会有这种险象发生。因之我的病家也日益增多,而同行的讥评,也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抵制别人嫉妒的办法。
   。。

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我要引用两个故事:从前上海看小儿科的有一位殷受田,他确是三代医家,看小儿病候富有经验。一天,在处方之后,方欲离去,忽然来了一个声若洪钟的老医生恽铁樵。恽耳聋,所以和人谈话总是大声,深恐人家听不到,而且大模大样地迈着八字步进来,他也不认识殷受田,睬也不睬殷。诊病之后,恽一边高声朗诵,一边挥洒自如地写药方。恽的药方确乎不差,因为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常州恽家也懂得一些医道,但半途出家,有些药方是书本上的成方,他却不会根据病家的情况来活用。病家把殷受田的药方给他看,恽氏竟然高声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受田在旁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对恽铁樵恨之入骨。后来恽铁樵看中华书局股东周某人,周是位饱学之士。一次,周的女儿病了,也是先看殷受田,后看恽铁樵,吃的是恽铁樵的药,一帖药之后,周某的女儿就死了。周某哀女至恸,就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将药方交医学会评判,因恽氏向来喜欢说同道的坏话,所以医学会的评议书,也对他极端不利。初审时恽氏就败诉,二审时恽氏托人对法官有所“贡献”,只被当堂申斥几句便无罪释放。周某人大为不服,亲自写了一篇《杀女记》,由中华书局用仿宋体排印成一本精美的小册子,分送各界,而且中华书局还向所有买书的人附送这本小册子,报纸上也转载了这篇文字。恽氏一声都不敢出,消沉了两三年。他究竟是个读书人,深自悔悟。(按:恽铁樵喜用古方,小说名家周瘦鹃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恽氏的药方所误而死,不过周瘦鹃是一位好好先生,而且最初投稿在恽氏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的悼儿文,写得隐约其词,颇含蓄。)
  还要讲一段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的故事。徐氏本是博学之士,写的魏碑极具气势,收藏的书画文物,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看儿科疾病,声誉最高。但是从前,小儿患了痧麻痘疹兼并发“肺风痰喘”,即今时所谓“肺炎”,中西医都没有特效药,患病后往往死亡。有一次,沪西郊区虹桥乡绅之家的孩子,也因此种情况而死,临死前是就诊于徐氏的。死后有一个同道口出狂言加以诽谤,那个乡绅明知到租界来打官司未必能取胜,所以在万国公墓中下葬死者后,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呜呼!杀我儿者,庸医徐小圃也!”字样。这块石碑真是狠毒得很。万国公墓虽然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但是公共租界只能在道上派警巡查,路两边地区则不在管辖之内,那个乡绅又与上海县当局有些渊源,所以徐氏对他毫无办法;而见过这块石碑的人为之哗然,租界上的报纸也隐隐约约地登载其事,引起好多人到万国公墓去游览察看,徐小圃气得发昏。后来,幸亏有一个游侠儿,叫做“花园全根”,本是哈同花园的花王,原名顾嘉棠,人称此道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有一个孩子是徐小圃救活的,他也有花园在虹桥路上,知道了这件事,就大为不平,纠集了几个武夫,把这块石碑掘了起来,并且关照万国公墓看守人,说:“这块石碑是我顾嘉棠掘掉的,要是主人有什么话,我只好用拳头对付,你告诉他就是了。”这是一个武夫自动的义举。后来,消息传到徐小圃耳中,他对顾氏极为感激,但是自省对乡绅之子并无过失,所以连电话也不打一个给顾嘉棠道谢,可见徐小圃深具书生本色。这种情况,全是医家中人互相嫉妒所造成的。
  我年轻时,随从仲英老师,仲英师常被同道推为中医学会会长,我便追随他当学会的秘书。我深感同道中互相胡乱批评别人药方的恶习是没有医德的,所以在会中议决,同道应该互相探讨,不应该在病家面前任意攻击。后来这张通告是我拟稿的,经几位老前辈修改了几个字,发给全体会员。从此,同道互相诽谤的恶习也就渐渐减少和消灭了。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福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所以病家非但不说我没有本领,反而很感激我。
  有一次,因为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只得由他自己做主。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近时所谓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节我的出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一个身为司机的人,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还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仪表非凡的老年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每晚都亲自坐镇司机家中,看我如何为患者诊治。他原来乃广潮医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对我说:“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阶段,西医必然要插胶管放尿,否则必死无疑。”我默然不出一声,即刻叫他们去楼下购买葱一斤、白蜜半盏,将葱捣烂与蜜调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葱与蜜糖有相克作用,不一会儿,病人腹中就咕咕作响,又浓又浊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谭先生见到有这样快的效果,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尿中毒会泛滥全身,一厥而亡;喜的是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决了小便畅通问题,他接着就猛和我拉手。我便关照司机的家人,葱与蜜糖每三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可间断。次晨一早,我再去诊治,谭先生已依时等候着,只觉得一室臭气冲天,而病人已醒,吵着要吃粥。我说:“这个房屋太小太闷,须开半扇窗,一扇门,流通空气,以防并发肺炎。”这样的处理,黄疸也就一天好过一天。
  这位呢绒大王,在旅沪广东同乡会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愈他司机的经过,广为赞誉。广东人的团结力是极大的,谭先生这样一讲之后,从此我的病人范围也就更广了;旅沪广东巨商甘月松、冯炳南、陈炳谦、简玉阶,以及谭姓宗亲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机开了谭先生的车来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的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当时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术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医好陆小曼的病,亦乐与结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试吸鸦片成瘾,翁替她烧烟泡,一榻横陈,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尽力供应无缺,更博得小曼欢心。后来徐志摩由沪飞平,在山东境内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难后,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翁尽量满足小曼的物质生活享受欲,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出售以应。日寇时攻上海,洋场顿呈萧条景况,生计渐趋艰难,小曼请我出诊,只说“记账”两字,即不付一钱。小曼并将徐志摩所写《爱眉小札》与《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换取金钱过活。她在此极端困难中,鸦片已经吸不起了。此时陆小曼被恶劣环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颓,大非当年徐悲鸿为她写生的光景了!
  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生计全仗翁瑞午香港亲友汇款接济,翁且另外结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因女学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恋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狱。陆小曼入中国书院为画师,又不愿做翁瑞午的家属,只能将翁瑞午放弃,上海人乃戏称之为“陆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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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大厦  化敌为友
我的医务上轨道之后,深信丁福保老先生教我的理财之道,平时绝不浪费,从事于积蓄与理财,我总想有一日能自建一座诊所。到了抗战开始,租界沦为孤岛,英商见将有剧变,纷纷将资产售与华人。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巨幅土地,当然不易脱手,但是在跑马厅侧门对面有一块地,原是养马的马厩,地处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转角,他们登报出售。我一想这块地旺中带静,立刻就去付定洋买了下来。那时节,我每天门诊都超出一百号,出诊常达十余家,收入颇丰,所以兴建一座新诊所,足够有余。看空地的时候,感觉似乎不大,等到建筑竣工,却成为一座半圆形的大厦。我想假使我独用这座大厦为诊所,未免过于招摇。起先我定名为“国医研究所”,二楼三楼专供藏书,并且由我的八个学生当研究员,下面附设联合诊所,我自己挂一块横的内科招牌,其余延请同道主持儿科、妇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三楼尚有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人,从此我就不需纳租,还有房租可收。
  上海病家,看我逐步地兴旺起来,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格外烘托出我在中医界的地位,业务乃越来越旺。我又结集医友办了几个聚餐会,凡是从前嫉妒我的人,我也恭请他们参加,这是化敌为友的方法。有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每月聚餐一次,参加的人每次带医药文物及珍本医书,并备文房四宝,能书能画者即席挥毫,我们相聚甚欢,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定出一个口号叫“一月一经,不得超前,不得落后”。每次还另请一位特殊客人,都是来自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能书能画的名医列席,以志一时盛会。如是者历时数载,向来嫉妒我者也就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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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富之家  借钱赠地
尽管我的病家阶层逐渐提高,但对平民阶级,我还是尽力服务。闸北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极简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这个消息为商务印书馆董事鲍威亨所知。从前的东主对工人照拂周至,工人有了病,常去探望,送钱送米,有时还同太太一起去。鲍太太有一个女儿,嫁给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华裔长子罗友兰。一次罗友兰患了相当严重的病,鲍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园去看他。罗氏患的是一种慢性复杂疾病,我竭力为之调治,使他终于恢复了健康。接着哈同夫人罗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极端信赖中医的,也请我去看。久之我就成为他家的医药顾问,还有他家五个华裔义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诊治。
  哈同是英籍,在抗战时期已过世,日军将他们的财产一并冻结,每一房每月给予生活费军票一千元,因为他们都是华籍,所以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后来,罗友兰和我成为好友,他每次请客,我都在被邀请之列,后来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经常向我借钱周转,我从不推却。又有一次他患上了伤寒重症,我又为他治愈了。等到日本人投降,经过了好多波折,才实行分产。分产的办法是照战前的旧价,分给各房。罗友兰分到大陆商场、慈惠南里及宏伟无比的迦陵大厦一座。各房所得价值参差不等,就将整个哈同花园划成数十方,作为调整相差之数。
  但是产业转移之时,纸币月月跌,日日跌,迦陵大厦的房租,依照合约所收到的房租,每户的租金只能换到几盒火柴。因此罗友兰对我说:“我虽是富翁,却要饿死在米桶边了,我从前欠你的钱,现在已无法计算,我唯有将分到的花园中空地两块之一,一边沿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边沿哈同路(今铜仁路),好到不能再好,送给你,你可以造一间上海伤寒病院。”我欣然接纳,立刻请建筑师画图样,连招牌也请青山农黄葆戌先生写好,而且将积储所得银三十万两,准备兴工,幸而眼看时局形势有些不妥,几经拖延,终于未造,才得保留现资,否则,我逃难到香港都没有资格。
  再说,从前上海富商,对医生的馈赠都很阔绰,如薛文元为盛杏荪之妻庄太夫人治病甚久,后来庄太夫人逝世,遗嘱上写明赠予薛文元坐落在白克路(今凤阳路)的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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