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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红色记忆:纪事2007-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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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部族诞生之日起,达尔扈特人就不耕不种,不狩不猎,不纳税,不服役,也不当官。他们毕生吟诵祭文,世代守护和祭祀“八白宫”,父死子继。据说,这是忽必烈给定下的规矩。
  达尔扈特中的贵族,称为“牙门图德”,他们负责管理达尔扈特的内部事务,主持祭祀成吉思汗和圣物“苏勒德”(据说是成吉思汗的军旗)。每个牙门图德都有自己的职责,分别被忽必烈任命为“太师”(祭祀首领)、“太保”(安排筹措者)、“芒赖”(祭祀总管)、“宏晋”(演奏音乐者)、“格赫”(诵读祭词者)等。
  

大草原上的神秘部族(2)
祭祀的方式、祭词的内容也是在忽必烈时期逐渐成形,此后都是口传心授,十分机密。清早或是深夜,在寂静无人的地方,老一辈牙门图德会将祭祀的知识一字不差地传给自己选中的接班人。当然,只传儿不传女,接班人一般都是家中长子。一户牙门图德掌握的秘密,同是牙门图德的另一户人家也不得而知。
  为了祭祀和生计的需要,达尔扈特人常常出门远行,一走就是一年半载。他们沿着阿拉善额鲁特北上,在喀尔喀西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向成吉思汗山叩头,转至贝加尔湖后南下斡难河取圣水,最后回到鄂尔多斯。一路之上,蒙古的王爷、贝勒、僧侣、民众都要顶礼膜拜,还要献上牛羊与金银。这叫“奉旨募化”,忽必烈还专门发了圣旨牌。
  从元到清,史籍对于“八白宫”和达尔扈特的记载少而又少。其间的沧桑变迁,如今只能拼凑和想象:在交杂着河湖、戈壁的大草原上,行进着一队人马,队伍中的驼车格外显眼,驼车上架着白色的毡包——元朝灭亡后,先前分布在鄂尔多斯、漠北高原、元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元大都(北京)等地的各个祭祀白宫辗转大漠南北东西,几度分合,但无论队伍走到哪里,祭祀的酥油灯就亮到哪里,低沉婉转的诵经声就会跟到哪里,唱诵的,全是对成吉思汗的赞颂与祝福……
  

253年,一家一两银
草场依然枯黄,大片的土地没有人烟。路上的车辆和路边的房舍一样稀少,我们的汽车孤独地顺着甘德尔草原的丘陵地势上下颠簸。已是3月中旬,但在这里,下场雪还跟北京阴个天一样轻松随意。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伊金霍洛,译成汉语的意思是“圣主的院落”。
  清代以来,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就安享这个名称,因为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宫”几经辗转分合,最后集中到了这里。
  成为达尔扈特,在元朝或许称得上是件美差,但随着世事变迁,在元朝统治结束后,数百年间仍坚持守灵和祭祀,无疑需要极大的忠诚和勇气。
  据说清朝顺治皇帝驾崩时,达尔扈特人拒不戴孝,被官府怪罪。达尔扈特人毫不屈服,其首领跑到北京向朝廷据理力争:我们达尔扈特人世世代代都为成吉思汗戴孝,本来就戴着孝,绝对不能再戴另一种孝,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不能坏掉。清廷只好作罢。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内外蒙古10个盟的王公决定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整编“五百户达尔扈特”。清政府予以批准,并再一次明确了受封的达尔扈特人不纳税、不当兵的权利。达尔扈特族的人数本来没人说得清楚,1696年之后,“五百户”就成为其总人口。直到解放前,这个数字也没有大的变化,始终维持在四五百户、两千来人的样子。
  清政府当时还规定,每户达尔扈特人每年要筹措一两银子用于祭祀,史称“五百两”。从1696年到1949年,253年,达尔扈特人一家出一两银子的规矩从没断过。
  到清末,达尔扈特人的生活日益艰难,当时的蒙古王爷为了抽鸦片或是给慈禧太后送礼,把大片大片的成陵禁地卖掉,达尔扈特人放牧牛羊的土地变成了人家的耕地,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一些达尔扈特人只得忍痛离开伊金霍洛。但不管走多远,每逢大祭,他们都会赶回来;不管日子多苦,该交的一两银子也总要交上。即使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陵为了躲避战火而西迁甘肃、青海的十多年里,达尔扈特人的“五百两”也照交不误。
  按祖辈传下来的老章程,每天晚上要有4名达尔扈特人守灵,守夜时绝对不能躺着或坐着,都得一丝不苟地站好;每刻都要打一次钹,否则就得挨上几十鞭子,罚没一头牲口。1939年4月,在伊金霍洛采访的《民国日报》记者惊讶地发现,尽管时局动荡、兵荒马乱,但近20年间因为误钹而挨过鞭子的只有一个人。
  

战火中西迁(1)
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这年10月,时任伊克昭盟盟长的沙克都尔扎布郡王(以下简称沙王)府里来了一位神色匆匆的客人。他自称是留日学生,有重要情报向沙王报告。
  此人叫华登托拉固尔,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
  他给沙王带来的消息是,日本人正在打成吉思汗陵的算盘!
  消息是华登托拉固尔在东京偶然听两名日本军官说的,说是侵华日军正密谋要迁移圣陵,甚至还想把成吉思汗灵柩运到东京去展览!
  当时,日军已攻占了包头,伊金霍洛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侵略者的眼前。
  事情非同小可,1939年初,沙王赶往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一份《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摆在了蒋介石案头。蒋介石提笔批示: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
  国民政府决定将成陵西迁。西迁办法随之确定下来,地点、路线、护送、迎祭、安灵的诸多问题,蒙藏委员会的官员都考虑到了,独独没考虑到知会、说服守灵的达尔扈特人。当奉命来迁陵的200多名军人突然出现在成陵时,达尔扈特人不干了。
  违宝锁大叔当时10岁,跟着家人赶了十多里路来保卫成陵,回忆起当日情景,他说:“国民党军队搬来整箱整箱的票子和银元,让大家随便拿,只要达尔扈特人别挡着路。那个钱我们谁也不要,就想护住成陵不让走。人们吵吵嚷嚷议论纷纷,好多人都说是沙王把老祖宗的陵卖给了国民党,卖得了10万法币。”
  国民党中统局第一组驻榆林特工人员刘桂向上级发送的密电中记载了如下情形:“蒙人骂沙王收受中央法币10万元,出卖祖宗尸骸”;“事先保护陵寝之达尔扈特准备抵抗。”当参与迁陵的政府官员、各旗王公、护陵军队赶到成陵时,那里早已被达尔扈特人和一群群蒙胞包围了,还有达尔扈特人正从较远的地方不断赶来。
  事隔多年,这场迁陵与护陵的冲突已在后人的讲述里被演绎出了很多版本。最终,有说是政府官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说服了蒙族同胞,有说是政府军队荷枪实弹把反对者挡在了成陵之外。按刘桂密电中的说法:“事先保护陵寝之达尔扈特准备抵抗,见国军调来甚多,知抵抗无力,酝酿请愿,又未成。”总之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达尔扈特的牙门图德同意移灵。但“无论迁往何地,必须有足够的守护成吉思汗灵柩和苏勒德神物的达尔扈特随从前往,对此决不允许阻拦”,这是达尔扈特人提出的最后要求。
  要去哪儿,不知道;是凶是吉,不知道。但总得跟着走。成吉思汗灵柩到哪儿,达尔扈特人就得跟到哪儿,这是达尔扈特人的使命。当时的“太保”临走跟家里人撂下句话,“掉脑袋恐怕就掉这次了”,转身出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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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西迁(2)
那一次,22位达尔扈特挺身而出,护陵西迁。
  1939年6月10日,三声礼炮响过,成吉思汗的银棺等圣物正式起灵。听到消息的达尔扈特和附近各旗的蒙胞纷纷赶到伊金霍洛,悲泣啼哭,举佛灯献哈达为圣灵送行。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写道:成吉思汗灵柩,在伊克昭盟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
  往后的事情却是达尔扈特人不曾想到的,一路上,他们处处受到最隆重的欢迎和礼遇。据史料记载,西安“沿街香案罗列,鞭炮齐鸣,参加致祭欢迎者近20万,次日如仪欢送”。灵柩抵达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中共中央首次提出了“继承成吉思汗精神抗战到底”的口号。延安城东5公里处的十里堡设立灵堂,灵堂前用翠草和鲜花扎起一座牌楼,正对着灵车开来的方向,迎灵队伍绵延3里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敬献了花圈。
  护着成吉思汗的灵柩走了21天后,移陵的队伍来到了甘肃兴隆山,圣灵被安放于此。此后10年间,兴隆山里,祭祀如仪。达尔扈特人实行轮班,每半年一换。而在千里之外的伊金霍洛,达尔扈特人的“五百两”照常上交,保证了故地的各项祭祀从未间断。
  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成吉思汗灵柩又被迁往青海塔尔寺。仅过了20多天,青海便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来到塔尔寺,献上3只全羊后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些达尔扈特为我们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守护成吉思汗灵柩的和有关历史文物的人员。
  劫
  1954年4月,成吉思汗灵柩从青海塔尔寺回到伊金霍洛。在人民政府支持和帮助下,两年后,一座崭新的成吉思汗陵宫出现在高高的山冈上,蒙古包式样的建筑弧线柔和了硬邦邦的甘德尔山梁。
  供奉成吉思汗灵柩的白宫,还有自18世纪30年代起就被分散到鄂尔多斯各旗的其余诸白宫,都被请迁进了新陵,历尽沧桑变迁的“八白宫”就此安顿下来。达尔扈特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一场“文革”,像草原上的“风滚草”一样来势汹汹。
  那是令人心痛的时刻。守陵的达尔扈特人扑上去拼命想护住银棺,但造反小将们哪管这一套,他们把达尔扈特人一个个地揪出陵宫。有人三下五下就撬开了达尔扈特人守护了700多年的银棺。有几个在场的人后来写了回忆录,说银棺里既没有成吉思汗的遗体,也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撮白驼毛、一袋子骨灰状的东西、一双小孩鞋、一块风干肉。
  骨灰随风一撒,驼毛随手一扔,小将们终于达到了“破四旧”的目的。据说,一位70多岁的老达尔扈特当晚偷偷把驼毛等物品捡回去藏起来,“文革”结束恢复祭祀时又放进了银棺。
  

战火中西迁(3)
劫难并未到此结束。“抄了两回。”成陵管委会民族事务和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力东的语气中充满遗憾和惋惜,“用解放牌大卡车拉了满满4车,成陵的各种祭祀用品全给拉走了。”金银祭器交给了银行重新熔铸。其他财物上交伊金霍洛旗财政局,随后流散各处。守陵的达尔扈特被打成了“反革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
  直到现在,王力东还时常想起“八白宫”里供奉过的那把弓箭,“有六七尺长吧,当时我七八岁,一个人根本背不动。”按他的说法,那绝对不是普通弓箭,是用珍贵的犀牛角一片片粘连起来的。靠着它,成吉思汗征服了3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听说,这把弓箭后来又被人们锯成一片一片,大概入了药了。
  1971年,成陵变成了战备盐的储藏库,再没人能为灵前的酥油灯添酥油了。
  然而在达尔扈特人心中,圣灯从来没有熄灭过。
  1969年,达尔扈特人的老“太师”查格德尔获得平反,被分配到畜牧局工作,他逢人就问:我们平反了,成陵怎么办?
  1977年,时逢拨乱反正之初,又正好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在达尔扈特人的奔走呼吁下,有关领导下了指示,让各旗供销社把堆放在成陵的战备盐统统拉走,着手成陵的维修。
  1981年农历三月二十一,达尔扈特人终于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自己凑了100元钱,从供销社买了糖块、葡萄干、外加一只羊,进行了春祭。
  两年后,当地的民族事务委员会拨了1000元专款,当年恢复了3只羊的祭祀。
  又过了一年,财政拨款涨到3000元,供桌上摆起9只羊。
  1986年以后,成陵成了事业单位,门票、宾馆收入都归自己支配,达尔扈特人把四时大祭都恢复起来,最多一次煮了27只羊,热热闹闹地堆满了供桌。
  平反后的守灵人,也在不断找寻成陵文物的下落。成吉思汗的马鞍,后来流落到伊金霍洛旗政府,被一位在政府喂马的喇嘛认出来,藏在了库房里。成吉思汗用来祭天的圣奶桶,被人拿到公社养猪场当了泔水桶,后来也被人发现。这些劫后幸存的物品现在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被小心翼翼地保管着。
  为了找寻一匹“转世神马”,老“太保”古日扎布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转遍了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7个旗区,见到养白马的人家就冲进去,愣是没有合适的。“转世神马”,在达尔扈特的传说中是成吉思汗的神驹宝马转世,首先得是白马,眼睛得是黑的,蹄子也得是黑的。单这一条就很难找,因为大多数白马的蹄子都是灰的。最后是鄂多克旗一户达尔扈特人打来电话,说有个马驹子符合条件,古日扎布赶去一看还真差不离。现在,20多年过去了,古日扎布大叔都退休了,但他找回的这匹神马还生活在陵区里,每年大祭,神马驮起成吉思汗的马鞍,八方蒙民都来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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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西迁(4)
“截至2006年,传统的祭祀仪式已经恢复了三成。”成陵管委会副主任那楚格告诉我。那楚格原是鄂尔多斯日报社的新闻工作者,算是达尔扈特中的文化人,后被调回成陵工作,当了管委会副主任兼成吉思汗研究所所长。
  “可是,有近一半的传统仪式,永远也恢复不了了。”他说。
  

“下五百两祭”(1)
又是一个神清气爽的草原清晨,查格德尔大叔喝完奶茶走出家门。13只绵羊在小小的羊圈里挤来挤去,似乎很高兴见到它们的主人。三五步开外就是一个砖石垒成的祭台,上面矗立着禄玛风旗。这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心中的神物,据说象征着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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