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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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 想看书来
阿城：听敌台（3）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什么。
*，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里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形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11点前的公共收音机，11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1975年还是1976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的是他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1976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英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1976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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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魏庄（1）
江苏南京人，被视为“*”结束之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盛行于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居住于上海，“*”期间，曾至安徽插队落户。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富萍》、《妹头》、《流水三十章》、《黄河故道人》、《桃之夭夭》、《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和短片小说、散文逾百篇。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坐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粝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靡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1976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1972—1973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王安忆：魏庄（2）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才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夜以继日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