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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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时，越喜欢思考的人学语言的确挫折感越大。你学别的东西，不管是科学、工程、历史、法律，只要用心，一个学期下来就收获甚丰，甚至有一下子进入一个新天地、掌握一门新技能的成就感。学外语则是投入了两三年还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能读的书也不过是儿童读物的水平。所以，学外语头两三年经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课程僵化，那就更难了。我那时年轻，没有人督促，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后悔莫及，也希望年轻朋友不要重复我的错误。第二个障碍，则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殊的。按说，学英语的最大动力，是用英语所接触的人类文化要丰富得多。我现在劝年轻人把英语作为头等大事之一时，经常问他们：想想看，你用英语能读到什么，用中文能读到什么？至少现代中文里的内涵太贫乏了。但是，当时我们能接触的英文书很少，报纸杂志几乎没有，更没有现在上网这种技术可能。另一方面，经过*十年连中文书都几乎禁绝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书了。这就像是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虽然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能读的中文书实在可怜。既然中文能够满足相当的知识需求，读英文的动力就减少了许多。我作为一心要“改造中国”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国。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学英文又加了一层更特殊的心理障碍。那就是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这段经验是我大学生活的恶梦。回想一下，我在那里和美国人开始接触，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爱国排外的“愤青”，也算难得吧。
　　随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也开始进入中国的大学。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后的一代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代人对于外国人，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需要逾越。
　　那年月，外国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时候我很少在街头见到外国人。偶尔在天安门广场等繁华地带或使馆区见到几个外国人，也几乎和见到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站在老远看个没完。我小学五年级以前住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旁边有个华侨公寓，偶尔还真看到几个肤色不同的老外。那时在小孩子圈里，有各种关于华侨公寓的传说，比如里面多么豪华，许多人家里有电视，甚至还开车等等。要知道，那时我上的花园村二小，全校没有一台电视。我们在那里小学毕业后按理要上花园村中学，即所谓“花中”。孩子偶尔谈起来这个前景，无不兴奋不已：“知道吗？那个学校有电视呀！”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驻苏的外交官，带回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非常笨重，需要两个大小伙子才能抬动。不过那台电视坏了很长时间。曾经修好过一次，但又坏了。不管怎么样，家里还如同宝贝一样保留着。我还记得那时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讲到不小心沦落到“南朝鲜”的女性，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命运非常悲惨。电视里一演这些，全单元的人都来我家里看，跟着哭，更觉得“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多么水深火热，我们是多么幸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4）
当时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电影。*初期全国就八个样板戏，后来开始拍电影，有什么《春苗》、《决裂》等等，全是“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电影，缺乏人情味。比如，这些电影里不仅没有爱情，甚至连夫妻都没有，讲的是无性政治动物的日子。反倒是进口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鲜电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当时孩子们编出顺口溜，归纳这些电影的特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几个国际朋友，每次人家的领导人来访，都要组织上街夹道欢迎。外国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隆重对待。这么长大的孩子，自然觉得外国人是高人一等的了，至少人家可以“又搂又抱”呀。这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当然，外国人可怕起来，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从小就要“备战备荒”，特别是要为核战争做好准备。原子弹的可怕，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那实在太恐怖了，而且老师告诉我们，苏联可能要向中国扔原子弹，人家首先要打北京。毕竟是首都呀！记得那时父母下干校，留下一个农村来的大娘看着我们兄弟三人。大娘不识字，也要到街道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苏联的原子弹。最后她们这群老大妈终于想出了办法：谁看见原子弹飞过来，赶紧敲暖气管子。因为暖气管子通着全楼，大家都听得见。听见声音，就都往防空洞跑。她们还演习了几次，确实一敲动静很大，并告诉我们小孩子不要随便敲暖气，免得引起误会。可我心里为此则引起了巨大的恐怖：据说原子弹从苏联飞过来比飞机快得多，肉眼都看见了还有机会敲暖气吗？再说，我们孩子参与挖的那些小洞洞，下场雨都有塌的，能防原子弹吗？看看家里那台苏联电视，那是人家五十年代的产品，中国造这东西门儿也没有，怎么打核战争会是苏联的对手？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非常真实。我还不停地做过恶梦：自己被苏联入侵者抓住，按说应该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但人家要枪毙自己，一下子吓破了胆，投降了，同时也在惊恐和羞辱中醒了。几十年出国后曾听到电视上讲，在中苏交恶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看来我小孩子的恐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总之，外国人高级，外国人神秘，外国人可怕。这在我们这代孩子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给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我当时才十岁出头，竟也卷入了这段历史。中美交恶二十多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鬼子，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帮助蒋介石*。如今美国总统突然访华，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握手，全国人民需要转弯子，不能再把人家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但也不能说过去的教育都错了。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每天要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理解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而所有这些学习内容，我们都必须背下来，老师时时抽查。　　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被告之，他希望当美国建国200年周年时的总统。他不访华，很难当上。他如果访华，毛主席又接见了他，那么他回去向美国人民就可以说：“你们看看，毛主席都接见我了！除了我以外，咱们美国的政治家谁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美国人作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自然是敬仰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凭他能见毛主席，尼克松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就会大增，能够顺利当选总统。果然，后来他真当选了。看来毛主席确实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5）
这些教育虽然很长我们的志气，但另外一些教育就叫人神经紧张了。既然尼克松要访华，一些美国人也会跟着来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万一碰上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十岁的孩子也当然要做好准备了。比如，我们反复背诵的对美国人应有的态度：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意思是：人家要是热情，我们就不应该太冷淡；人家要是冷，我们就必须维护国家的尊严，对之绝不示弱。老师还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在北京的小胡同中迎面碰到一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办呢？小胡同很窄，只能走一个人。这就到了考验你的时刻了。要知道，美国人一般个头很高。你一定不能害怕。如果他见你走过来，很客气地侧身让你先走，你也要侧身谦让。但如果他很不友好，横冲直撞地走过来，你就应该有勇气和他撞一下！”要知道，当时我是全班最瘦最小的。听了这些话，还真有些担心不得不和美国人狭路相逢。好在我们住的是公寓楼，楼之间是宽大的操场，并没有那些窄小的胡同。后来看到了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算是真正领悟了什么叫“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了。照片上周总理站在飞机舷梯的一步之外，礼貌而不露声色，一只手略微伸出来；下了飞机的尼克松则满脸堆笑，热情地迈步跑到周总理跟前，特别主动地把手伸了出来。你一看照片就明白，是尼克松求着我们！不用说，这张历史照片，也是中国外交的经典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张照片的榜样下长大的。
　　当时的教育者，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们，恐怕没有意识到这种教育的矛盾之处。固然，尼克松为了当总统，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尼克松小心地给周总理赔笑脸，说明美国只有讨好我们中国才有活路。但是，所谓“不卑不亢，不冷不热”，还是要看人家怎么对待你，再决定你应该怎么对待人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从这个方面讲，似乎美国人一方有着界定和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权力。另外，全国动员准备迎接美国人来访，也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感到美国人是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我们孩子堆里也流传着各种荒诞的传说。比如，花园村华侨公寓了住着一位混血的女青年。有的孩子就说：“即使她犯了法，警察也不能碰她。必须要周总理签字才行。”总之，在我们眼里，外国人地位很高，也很神秘。
　　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研究美国人。记得读中学时到北郊木材场学工，工间休息时在工人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学习。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工人学习骨干拿着一份报纸给我们看，上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基辛格的照片。他问我们看出什么问题来没有。我们谁也说不出来。他于是告诉我们：“你们看看照片上的基辛格夫人，比他几乎高了一头。他为什么要娶这么一个高头大马的老婆？那是因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我听了心里暗暗钦佩：还是人家工人阶级觉悟高呀！
　　当然，这些还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我从十岁就用心学习“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行为准则，可惜除了在照片上看看基辛格及其夫人外，实际生活中一个“外宾”也没有碰到。没有想到，这一套进了北大反而派上了用场。
　　搬进留学生楼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6）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其实都是作为“外宾”管理，集中居住在留学生楼，上课也基本上和中国学生分开。我们只有偶尔在几堂古代汉语或古代文学课上碰到几个留学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星期日英语的英籍专家彭文兰女士，就和我们一起上过大课。许多留学生都抱怨，说在中国读书像是被关进了集中营，和中国同学隔绝起来，难以学到中文或了解中国社会。许多人则要求中国同学当他们的室友。学校对这些“外宾”的要求，当然是不敢怠慢的，立即到中国同学中征求“陪住”。也有许多同学对这样的机会趋之若鹜。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一般的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狭不容足，公用厕所臭气熏天；留学生宿舍则两个人一间屋，公共厕所也每天打扫得相当干净，条件好得多。第二，和留学生一起住，学习英文非常方便。当时想出国的人，当然要争取这个机会。第三，当时没有托福之类的公开考试，能出国的人经常因为是认识美国人。不少人期望着为留学建立些联系，也许人家可以帮着自己出国，或者有什么其他甜头。至少这是我当时认识到的理由。
　　这三条，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不觉得宿舍条件有多差。相反，我十分喜欢自己的室友们，每天的日子非常充实，人越多聊天越热闹。我虽然家在北京，但常常两周才回一次家，对宿舍很留恋。况且，我一不想出国，二无学英语的热念，更是看不起那些“追着留学生屁股后面”、“崇洋媚外”的同学。我当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但主要专注力还是在国内，有一番“改造中国”的豪情壮志。而“陪住”这个名字，则特别难听，仿佛是给人家当小老婆似的。有同学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叫“偏房”呢。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在许多人眼中的美差，居然落到我头上。
　　现在看来，找到我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当时去“陪住”，等于是肩负着“接待外宾”的任务，选拔起人来非常严格。以我的观察，学校大致有几个标准。一是尽可能挑城里人，特别是北京这种大城市来的人。因为这些地方来的学生“见过些世面”，不那么“土”。一是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尽可能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些形象。另外，还要人品端正，不要到了那里做些不好的事情，损害了国家形象。也许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可靠，最好是干部家庭出身。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我猜想的标准。我属于被选拔的人，从来没有问过那些握有选拔权力的人是什么想法，况且我毕竟仅19岁，在那个年月恐怕还有许多不理解的事情。
　　我对这种所谓“政治上可靠”的势利标准心里很反感。我自以为是政治上最不可靠的。不过，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他非常了解我的价值观念，很诚恳地说大家觉得我做人端正，生活朴素，比较值得信任，还是希望我去。做人端正、生活朴素，大概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唯一爱听的话。而且班主任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就答应了。
　　应该说，搬进留学生楼，虽然一开始有些顾虑，但毕竟是经过说服后自愿的。刚一进去时，确实享受许多便利。首先，晚自习不用到教室占座儿了。基本可以在宿舍里进行。当时，一般的宿舍有六个学生，只能分到一张晚间到图书馆的阅览卡。大家轮换着拿着这张卡去图书馆指定的座位上读一晚上书。其实也就两个多小时，到晚九点半图书馆就张罗着关门了。没有这张卡的另外五位同学，有一两位在宿舍自习，剩下的大部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