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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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第14节：看出毛泽东的矛盾心理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第15节：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朱毛之争也不过是他们漫长合作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但是在朱毛之争中，林彪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毛泽东对林彪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全力支持自己十分感激，他更加信任和重用林彪。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林彪也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28年5月，林彪自从登上井冈山以后，眼见敌强我弱，环境险恶，前途渺茫，心存许多疑虑。担任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他还曾多次散布，“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山去，否则没法维持”。
罗霄山脉高耸入云，红色区域与外界隔绝；还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下，部队中流行着一种内含悲观的拼命主义。战士们把武装带称作“牺牲带”，当谈论到革命的前途时，他们便把两眼瞪圆，不无凄怆地说，“牺牲的时候，革命可能就成功了”。
一种黯淡和悲观的气氛如同山中湿雾在井冈山蔓延散开。有的干部们就私下议论起“红旗能打多久”和“井冈山要守到何时”等问题。林彪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否认，他也感到寂寞和清冷。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坦诚地写道：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即令如此，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他那“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的信念，他要朝着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