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威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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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崛起，在美国和欧洲激起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反应，并且可能是畸形的反应。2005年1月之后，纺织品配额被提高了。我们要特别注意从那时起，被媒体轮番轰炸的西方政界在谴责中国的企图上让步了——当时中国被指责要对所有的不足、战略错误、其自身经济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负责。全世界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从对碳氢燃料资源掠夺性的威胁到对关税的操纵，还有非洲大象的消失……新一轮的攻势发生在临近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主要是在西方政界和媒体（不是公众舆论）内部出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华论调。记者对独家新闻的需求，金钱对媒体的诱惑（妖魔化中国能增加报纸销量），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操纵，政府官员试图转移舆论对日常问题和经济萧条的注意力，大多数记者的极端无知，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的过于天真以及某些隐秘力量的共同策划，所有这些因素都对这波攻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给如今这些有关“*”的言论提供了发挥空间，由于缺少可观的信息，面对占主导地位的强烈的反华意识形态，公众无法对这些言论的合理性作出自己的判断。
某些政治人物的一家之言和有些作家的作品散发着一种历史的气息，而人们认为这段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被载入史册了。虽然那些被使用的字眼明显是为了反映21世纪初的现实情况，但在那些讽刺的词语背后（“过分增长”，“吃人肉的扩张”菲利普·科恩——吕克·理夏尔著：《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2005年版，第141页。，“靠员工或工人平均500元的工资，的确可以生存下去，但不能享受一个勾引人欲望的新型消费社会带来的好处”菲利普·马斯奈著：《疯狂的中国》，1997年版。），人们几乎忘记了西方社会中被遗弃的那些人——没有固定住所或最低工资保障——只是傲慢地看着中国人，他们被“追逐金钱的竞赛中普遍的疯狂”所震撼，认为这种疯狂将他们引向了一个奇特的场景：“大商场变成了‘老百姓’最喜爱的散步场所。有时只是个小柜台。经常会有惊人的买卖，与老主顾的收入无关菲利普·马斯奈著：《疯狂的中国》，1997年版，第14页。。所有与西方“民众”日常生活相似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低俗信仰。
三、19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1）
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那个时代把拿破仑·波拿巴那句真实的广受争议的名言（事实上是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本人捏造的），当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标题，从而成就了他在出版业上的成功：“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会为之震撼”。如今这句话在欧洲被重新称作adnauseam拉丁语，发自内心的憎恶，译者注。旨在揭示中国带来的威胁。今后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还要加上“黄祸”这个被反复谈论的词语，19世纪末以来这个词在拥有亚洲殖民地的国家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德国，第一次出现了gelbe Gefahr 这个说法，用来指die Bedrohung der weissen durch die gelbe Rasse （黄种人给白种人带来的威胁）威斯巴登著：《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1969年版。。“黄祸”这个词在当时经常与一些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它们包含了一些用来形容昆虫的隐喻，因为其人口密度已经使那些东亚大国不堪重负。今天，这些说法很难直接被人接受，但在用所谓玩笑的口气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时“中国象征新的黄祸吗？”，Alternatives ，2005年10月26日；“黄祸？”， Plus Loin，2005年7月3日；“奥林匹克精神vs霸权的确认 ： 姗姗来迟的黄祸？ ”，2004年9月14日；“中国：新的黄祸？”， Le Devoir，2005年10月19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了它们的身影。实际上，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化主义的观点，是由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不了解，基于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最终的判断混合而成的。流行的口头禅是经久不衰的，并为有关中国的惊人发展的争论提供了原料：中国人发现自己被赋予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优点和缺点，这使他们成了“特别的”民族。他们灵巧，顺从，善于仿制别人发明出来的东西并达到几乎相同的品质，但是缺乏想象力……在戈宾诺伯爵或厄内斯特·勒南 19世纪法国作家，文化种族主义神学家。最好的著作里，有成套的形容词来说明他们的活动，即使有关词语比以前更加谨慎。如此一来，在中国建成的商业中心都是“华而不实”的，中国的某个大众作家只是“狡猾的文笔拙劣的人”《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第192页。，文化演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维持不断创新”，手机使用者“尤其喜欢在公共场合玩弄手机，并很可能一个电话也不打”（而在其他国家里所有相似的情况都只是纯粹的巧合）。中国人的增长消费变成了“几亿个个体令人厌恶的大量消费”，娱乐场所诸如电影院或卡拉OK不遵守安全标准，“只要这灯红酒绿能让不知情并且渴望找点乐子的顾客一见钟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来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发展的诋毁，总是把那些人们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可以看到的现象或行为归咎于中国，就好像是中国的特产一样。
贪污*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特有的现象吗？2005年由国际透明组织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印度、韩国在贪腐方面是亚洲的头两名（中国也难逃调查的法眼），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占据了欧洲前三名的位置。卖淫、无家可归者、工作非常不稳定的劳动者、数百万工人社会保障的缺失、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但它们并不是中国的改革所特有的。如果说少数民族确实在职场上要比汉族人面对更多的困难，美国黑人失业者的数量则是白人的两倍（对）。25年来中国有3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而美国的劳动者发现对于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工薪族来说，他们的年工资在19731999年之间下降了大约4500美元。一直是超级大国的美国，2005年在军事上的花费超过4000亿美元，作为失业增加和保险金激增的结果，4100万美国人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社会规划的不安全性》，载《世界外交》杂志2004年10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美国和英国在发达国家中聚集了数量最多的童工（大约200万）。美国*观察组织（HRW）估计有30万到80万名儿童被美国的农场雇佣，他们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经常超过12小时。菲利普·科恩说他在中国某个负责垃圾处理的地区遇到的医生承认，垃圾处理的原因之一是害怕工人中癌症发病率的上升维多利娅·里斯金；迈克·法莱尔著：《榨取童工的血汗》，载2000年10月12日《洛杉矶时报》。。在美国，HRW看到的是“大约10万名儿童每年都要忍受在美国农业部门工作所带来的伤病。长期接触农药对人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被了解，但它们与癌症、脑瘤、大脑损伤、畸形儿的出生都有关。最近在HRW的一次采访中，那些在农场中干活的儿童描述说“他们在被毒药弄湿的田地里工作，并且中了暴露在附近农田的粉末状农药的毒”。41岁的菲利普·科恩与HRW所描述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吗？问题绝对不在于否认中国社会经济所存在的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只有短短的25年时间，比美国晚了一个多世纪。后者至今仍然忍受着社会和经济的弊端和不正常。以他们的发展水平，这些都是早该解决的问题。当美国在19世纪初开始他们的工业革命时，全国只有不到600万人，一个世纪之后也只有7600万人。中国的改革在25年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从现在起超越了所有已知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发展感到惊慌，而是要尝试理解其中的优势与不足。其他在中国之前经历过崛起的国家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譬如日本或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但如今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非常重要，并且它们的崛起最终对西方是有利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19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2）
但是被人们描述为“21世纪主要威胁”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并不总是这样。实际上，*时代的中国使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看到了未来中国将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中国也接受了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西方满腔热情、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人腼腆地把关注的重点从工人的劳动条件上移开了。最终，中国人被划入了戈宾诺在他的《人种不平等论》中定义过的一个类别，在这个类别里，工人们永远操劳忙碌但却缺乏想象力。他们响应了“国际劳动分工”，但这种“国际分工”，就像在殖*义盛行时期一样，总是对发达国家和他们的工业有利，并且使那些人口大国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很自然，新中国诞生后的30年时间里政治上的传统至今在人们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但是看到中国完全地彻底地放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希望还是很大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迹象都使中国看起来在向这个方向前进——这对一个服从于西方利益的自由经济模式是有利的。没有什么能使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速度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觉醒”的传说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面对经济上如此惊人的巨变以及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西方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观察中国，回忆起“黄祸”这个论题，并意识到了他们错误的分析。当时的中国，已经认识到其经济在世界上要不断开放，同意向想要迅速从她的发展中获得利益的外国资本及企业敞开大门，并谋求获得还在孕育中的大国地位。无论其他地方是怎样，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强的影响，似乎证明了这种对中国的认识是正确的，而且她也愿意承认。当时还存在种种缺点，要走的路还很长。这种国际上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在20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所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表现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经历了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平等对话。然而对于西方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对于真正的统一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统一的进程本可以解除中国所遭受的武器禁运惩罚。很多美国官员，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观点里把中国政治体制中典型的*主义的特点和彻底的无神论联系在了一起。一个这样的体制只能是扩张主义的并且是威胁到世界和平的。原始的救世主式的摩尼教不能设想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它主宰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定位对布什政府来说表现在中国从克林顿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在中国政府严格奉行“防止战争”思想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被怀疑正在策划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敌对计划。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战略牵制上去，这与冷战时期用来对付苏联的战略极其相似。美国对北京的政策看起来犹豫不决，因为布什政府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力量的影响和压力。华盛顿的犹豫不决直接关系到了美国工业界，他们要求对中国的一个更明朗、更开放的行动。一部分民众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就业情况造成的影响感到担忧，然而今天美国的一些地区还在欢迎中国资本的到来，它们使得一些受到威胁的工作岗位得以维持，人们为此感到高兴。在政界，反华集团、新保守主义者和极右势力混合在一起，使出浑身解数以便使那些在所有领域（*、污染等）详见《旗帜周刊》上马克斯·布特的一篇文章。都对北京更加严苛的法律得到通过，与此同时其他人则试图使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取得胜利。媒体方面不停地播放着负面新闻（生产事故、失业统计……）。在美国和欧洲大量的反面信息中，很难找到针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的明确观点，不过无论那些分析是怎样的，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忽视这个正在动摇着21世纪国际关系秩序的新兴强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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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是祸”？“中国是福”？（1）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外媒体蓄谋已久的“狂轰滥炸”。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奥运会是一次赌博，赌上了整个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也给经济和思想都在大步前进的中国带来了一次在国际大舞台上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而中国人民是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识中国的发展和在过去30年中做出的牺牲，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果也是很振奋人心的大事。在文化发展的浪潮下，中国朝着全新的方向前进，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保障人民的生活，继而达到目前的小康社会水平，同时还对世界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非常渴望国际社会对她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而不是依然被深深地烙上苏联和美国冷战时期“政治集团”的印记，更确切地说这个烙印是由不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这一理论由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演说“文明冲突”提出。因为西方世界还不能用理智而客观的态度接受“中国崛起”，而这一现实也给欧洲和美洲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西方的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就开始惴惴不安，他们展开了攻势，不断重复污蔑中国的阴险恐怖言论。而许多目睹中国实情的人（中国人民占了很大一部分），亲眼看到某些西方、政治及情报机构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来诬蔑中国，妄图达到减缓乃至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确”来干涉别国的很多领域，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而打击中国也演变成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关注的焦点。
“政治上正确”的思想能够一直占统治地位也是一种因循守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