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危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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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汀⑽廴狙现氐任侍狻Ｒ恍┢笠迪牡奈镒试牧媳壤叽�70％。其大宗出口以初级矿产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纺织品等为主，主要凭借的是当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一方面使得越南在国际贸易中获取的附加值低，付出的附加值高，处于实际利益的流出方；另一方面也使得越南的出口格局较为脆弱，容易受到国内外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和东南亚同质产品的挤压，一旦有风吹草动，不排除出口迅速跌落的可能性。然而，原油和进出口的税收是越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2006年，原油和进出口税收占全年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4688％。一旦出口受损，本来就已负债累累的财政将更加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的经济增速越快、投入到非实业的国外资金越多、内部流动性越泛滥，与其技术经济基本面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泡沫想不膨胀都难。就像对补药形成了依赖性而不能自拔，陷入两难的境地——吃得越多反倒越虚、越依赖，但是万一断了药又要马上病倒。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对其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为经济体系固本培元。
增长模式的调整不能寄希望于马上实现贸易顺差、消灭财政赤字或立刻消除流动性过剩，这些是不现实的。现实的选择是从经济基础做起，无论银行信贷还是FDI，都要通过政策引导向经济建设的几大“基石”倾斜，包括加大交通、通信、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更多地考虑用市场化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国外资金流入这些项目，如信托计划、合资公司、证券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不能不重视资金的投向，因为资金的部门流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真正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越南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尽快缩短与邻国的发展差距，不断从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吸引外资注入。但是，大量外资的注入必然带来流动性过剩的忧虑，而且如果大部分外资都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等“虚业”，则不但难以提高竞争力，反而会侵蚀稳定增长的基础。为了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越南又大力推动进口机械和工业原材料，但这同时也扩大了贸易逆差，耗费了有限的外汇储备。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利用好国内外投资和宝贵的外汇储备，引导它们流向合适的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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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别忘挂窗纱
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者，还是微观实体的管理者，风险防范早已不是陌生的概念，但它肯定是最难落实的概念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放与交流已经是大势所趋，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闭关锁国而获得快速发展。然而，开放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循序渐进，留给自己足够的“缓冲带”以建立其风险防范机制，否则根本无法避免风险因素的滋生，也会给金融系统留下易于遭受攻击的软肋。
一般来说，资本项目的开放会增加居民进行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的机会，对汇率、利率等经济指标的调整要求也相应提高。国际经济波动、资本流动的冲击、国际商品市场变化等外因对开放国的金融经济体系风险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国内企业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较好，资本市场监管充分、信息透明，银行业健康状况良好，货币和财政基本面稳健、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以及合理的国际收支等等。对越南来说，在监管体系和国内金融体系还不健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放松了资本项目，虽然为吸引国外资金、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争取了时间，但也相对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在对金融资产价值创造的内在需求还不明了的时候，在尚无能力对资产交易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的时候，贸然打开外资流入的闸门，资金由于其内在的逐利性，必然倾向于流入容易滋生资产泡沫的部门，无意中鼓励了对资产膨胀的推动与预期，引发短期投机行为，快进快出的资金会把整个体系击得千疮百孔。只要东道国的证券市场、外汇市场还存在监管措施与制度方面的缺陷，就会不断有国外投机资金进场利用制度漏洞谋取利益，给市场带来安全隐患。越南证券市场需要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和金融管理理念，甚至收紧证券市场交易的口子，防范国外资金通过非正常途径曲线进出证券市场带来的冲击。
不管是尚未结束的次贷危机，发生在约十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二十年前的日本经济危机，都显示出伴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外来力量给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以掌控。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应对其自身危机的手段不断完善，随着国际游资力量的不断膨胀，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威胁的潜藏力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光会扫“自家门前雪”已经不足以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而要更多地关注他人的“瓦上霜”。回顾几次经济危机的进程，我们发现即使自身经济没有问题或者问题很小，也可能会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外势力的冲击而被放大，从小小的细流变成洪水猛兽。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游戏中的求生准则：对金融开放要有清醒的头脑。只要没有足够的能力、不到合适的时机，就必须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和来自国内利益集团的双重压力，不可轻易放开资本项目。与“玩儿”了几百年金融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能力实在相差太远，就像大人和小孩子摔跤，实质上没有“平等”可言，这时候我们必须依靠一些“护具”，只有随着慢慢个头长大、长结实了，才能逐步拿掉护具跟对手角力。
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必须走循序渐进的路子。只有当整个金融体系相对健全，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和转嫁风险的能力足够强，对资本项目拥有足够的控制力和监管能力的时候，才能够放开资本项目，同时还不要忘记政府有监控市场状况和在极端情况下及时出手稳定市场的义务。放开资本项目也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一般来说是先开放资本流入，再开放资本流出；先开放FDI，再开放直接投资；先开放债权投资，再开放股票投资和衍生品投资，如此等等。
或许有人会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不，国际经济金融竞争与合作的实质早已不是表面上的规则和国际协议所能完全刻画的，今天的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和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掌握了“话语权”。如果人们被“合作共赢”的甜言蜜语和温情脉脉的面纱所迷惑，就难以防范藏在利益诉求背后的利爪锐齿。在这个市场上，机遇来临的时候，危险也常常不期而至。为此，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开放，就必须同步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一旦二者不同步，就有可能带来风险或影响发展速度。这就像夏天的时候要打开窗子通风，同时也要贴上窗纱：如果开放步伐过快，风险防范跟不上，则必然给风险传导留下了缺口，给金融投机分子与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冲进你的屋子捣乱；如果开放步伐过慢，或者企图彻底消除风险，则无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太快了或者太慢了都不行，只能一步步摸索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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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出手应对有度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下，理顺决策机制、作出正确而有效的决策，是“应万变”的能力基础。所谓“应万变”，就是要提高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针对国际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等问题及时决策，制定和坚持科学的战略，将可能出现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说过，在某种程度上，危机就是混乱，就是在多个领域同时、集中爆发的混乱，使得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去做同样一件并不理性的事情。而这种全面、多领域的混乱绝不是像大地震或者火山喷发一样，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何况也有一些地震和火山喷发也是可以提前监测到的。若能提前做好预防工作，防微杜渐，岂不是远远胜过灾后再去补救？
我们看到，在这次危机中，越南政府一度因为犹豫不决，反应太慢而饱受诟病，也给通货膨胀高企留下了时间。回顾二十年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泡沫积累的过程中不但失去了应有的警惕，反而还继续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暴露出越南政府决策水平存在问题呢？实际上，这些年来越南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提高行政决策的效率，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越南在革新开放中并没有忽视对决策能力的培养，将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作为重要内容，为革新开放营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 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行政体制改革多管齐下，从制度改革、机构改革、干部与公务员改革、公共财政改革等4 个主要方面推开。
2006年1 月，越南共产党在十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关于小政府、大部制改革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会议决定大幅精简党和国家机关，越共中央从11 个部委通过撤并精简为6 个，6 个中央系统直属机关党委整合成2个。
政府部门的改革也致力于提高决策者素质，选拔最优秀的干部人才。这一点在从1992年开始的国会代表新型选举方式——###中表现非常突出。国会###使一大批既有出色才能，又能够代表民意的人才脱颖而出。越南国会的选举程序非常严格，首先候选人提名需要经过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和祖国阵线的3 轮无记名投票，而且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候选人的简历、财产等情况，候选人需要与选区的选民面对面交流，接受质询，当众陈述选举计划，再通过最高超过30％的差额###产生。在最后875名候选人中， 非越###员的超过100人， 其中有30 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2007年5月20号， 越南登记选民通过直接选举， 选出了500 名国会代表， 这才完成了第12届国会代表选举。
越南同时加强了民主决策机制建设，提升国会与国会代表的重要性和监督职能。自2002年开始，国会行使质询权，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向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还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等提出质询。质询过程连线全国直播，每一位百姓都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代表与官员当面沟通或质询。2003年6月通过的《国会监督法》以法律形式赋予国会相当强的监督权力，促进了对决策部门的监督，提高了决策透明度。包括质询制度在内的决策机制改革，实质性地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和职能，提高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不过，得到改进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措施并不能保证在金融决策中的快速反应，而快速反应是政策及时性的基础，它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从蛛丝马迹中发现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预警系统。因为通胀的爆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有一定滞后性，通货膨胀的堰塞湖一旦形成，再想疏或堵，难度就会很大。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数量经济工具非常丰富，发达国家在经济预警方面下足了功夫，甚至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决策机构和研究机构中也都建立了不同类别的预警系统。围绕本国的经济系统建立一套量化的预警系统，并及时根据预警系统反馈的情况调整政策，或许可以提前发现异动。
当然，预警系统作为一个“系统”，绝不是一套数字加一套软件那么简单，是需要很多部门共同配合来做的。比如统计部门的数据质量就非常关键，如果作为输入变量的数据本身不可靠，得出来的分析结果就可能差出去十万八千里。还有决策者有没有“刹车”的决心，如果发现了迹象却舍不得放弃经济增速，想要鱼与熊掌兼得，那就可能放任指标越走越坏，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得不到，预警系统也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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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危机会波及中国吗？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一直奉行社会主义制度。越南的革新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越南危机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越南危机是否会向中国蔓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长期高速的增长也隐含着不少的问题。2007年，中国也出现了楼市暴涨、股市沸腾、物价上涨等问题。更加相似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也出现了股市下跌，CPI持续走高的情况，楼市虽然没有全面滑落，但也出现了降温和停滞的现象。这些情况与越南危机前如此相似，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在越南出现危机之后，国内不少学者担心会在我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产生唤醒效应。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很好，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基础和条件。从目前来看，越南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大。
“To big to fail”准则有时候也会在宏观经济领域有效——中国经济的规模比越南大得太多了，因而越南出现的问题对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冲击较小。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2000亿美元，是越南的40多倍，而2007年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7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15％。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大，而且产业结构完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相比之下，越南近年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越南对出口拉动的依赖性强，经济结构也不合理，缺少有竞争力和科技含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