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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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根据国家货币理论原则既可以发行政府信贷，又能从中受益的唯一国家。
货币和公债是相互此消彼长的工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可以不兑换的美元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制定美联储基金利率目标，达到控制货币供应量。美联储基金利率是美国银行相互之间隔夜拆借的利率。同样，它也是一种市场利率，可以通过汇率影响全球所有货币的市场利率。政府公债持有者可以根据票面价值随时兑换美元，但美元持有者只能在美联储兑换其他数额的美元。美元持有者既可在财政部购买新的政府公债，又可在债券市场购买发行的政府公债，而不是在美联储。美联储不发行债务，只发行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贷款。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代表财政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美联储增加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增加国家债务，而是增加了经济中的主权信贷。这就是放松银根为什么不是赤字财政的原因。
七、货币与通货膨胀
据说，战争的婚生子是革命，战争的私生子是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为了给参战融资，美国的国债增加了27倍，从10亿美元提高到270亿美元。战争不仅没有使美国破产，还大力推动美国进入世界主要经济和金融强国的行列。国债结果成了一种祝福，因为政府有价证券作为动荡的信贷市场的稳定器，是不可缺少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14）
通货膨胀完全是另一码事。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物价每年上涨15％，但经济还是突飞猛进。作为回应，美联储提高了贴现率，从4％提高到7％，并保持了18个月之久，以力求控制通货膨胀。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存储机构从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借贷机构（贴现窗口）贷款所支付的利息。结果是1921年有506家银行倒闭。通货紧缩如同一场剧烈的风暴突袭美国经济，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顶峰下降了50％，将农民大规模地推入破产。商务活动下跌了1/3；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增加5倍，达到119％，失业数新增400万人。美国经济急刹车似地停滞不前。在美联储看来，物价下跌是目标，而不是问题；失业对于恢复美国工业的健康生产、摆脱工资推动的通胀是必要的。中央银行家解释说，良药总是苦口的。
在这一点上，技术程序不经意地赋予纽约联储银行对华盛顿美联储的巨大影响力，前者同国际银行的利益密切相连，而后者的构成代表着更为平衡的国家利益。最初，美联储没有应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制定利率政策，以之作为一种管理货币供给的方式。美联储不能简单地印发钞票，购买政府债券，加大货币供给，因为美元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数量相对固定。银行系统的货币是完全通过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发放注入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不买卖政府公债，而是接受贸易“实物票据”，当这些票据被清偿时，也就取消了银行系统的货币，从而货币供给能够根据维持金本位的“实物票据”论自我调节。地区联储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不是为了调节货币供给，而是为了提高其各自的营业利润，它们才将闲置资金投放于有息且高度安全的政府债券，当今的机构资金管理者还是沿用这一方法。
那时，银行业经济学家不理解，当地区联储银行独立购买政府债券时，其总体效应将导致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向银行系统注入“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部分储备原则（partial reserve principle），通过循环贷款成倍地发放更多资金。政府出售债券时将发生相反的情况。美联储进行公开市场交易时，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将相应地上涨或下跌。当地区联储银行行动不一致时，信贷市场就会紊乱或崩溃，因为在公开市场交易中，某家地区联储银行卖出政府债券的同时，另一家地区联储银行可能在买进。
纽约联储银行第一任董事长本杰明·斯特郎（Benjamin Strong）看到了问题所在，并说服其他11家地区联储银行，允许纽约联储银行以协调的方式处理它们的所有交易。地区联储银行组建了由纽约联储银行管理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其目的是追求整个银行系统的利润最大化。该委员会受到纽约联储银行的支配，后者与大资本中央银行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国际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美联储批准了上述安排，却没有充分理解其含义：美联储已落入纽约国际银行家的过度影响之下。对美国来说，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开端。1929年，美联储扮演的角色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它引起了股市崩溃却无力应对。
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最终消除了1920~192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国经济随后进入繁荣的20年代。繁荣的20年代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泡沫，过去之后，将美国经济的部分产业及其从业人员留在贫困状态。由于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依然是牺牲品；只有工作很长时间的工厂工人，才能共享20年代的繁荣，并从银行的放松银根中大举债务。由于繁荣时期的高失业率，美国工会失去了30％的会员。20年代的繁荣完全是由股市投机繁荣的财富效应推动的，到20年代末面临的是1929年股市崩溃，美国和全世界就此陷入大萧条。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经济1927年已经过热时，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依靠地区联储银行降低贴现率，美联储丧失了最后一个阻止1929年股市崩溃的机会。一些历史学家称，斯特朗这么做是为了实现其国际主义构想，甚至甘冒牺牲国家利益的风险。这是美国国会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一大问题。与格林斯潘一样，斯特朗认为，更可取的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处理好股市崩溃后的危机管理，而不是过早地以紧缩银根的预防措施挤干泡沫。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求在大的泡沫里不断地挤干小泡沫。
20年代信贷放松的投机性繁荣吸引了许多人借钱购买股票，并把炒高的股价作为新的抵押，借来更多的钱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经纪人的贷款从1928年中期的500万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亿美元。1929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为897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倍。以现在的标准衡量，1929年的股价实际上被技术性地低估了。2004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场资本总额超过了18万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174万亿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空前的新高11723点，尽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位于6381点时，格林斯潘就警告说出“非理性繁荣”。从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点开始，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了其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被突发的令人战栗的股灾短暂地打断，下降了226％，跌至1739点。也就是从8月21日的2760最高点，在不到两个月里下降了1021点。但是，格林斯潘的放松银根政策将道琼斯指数在13年里抬高到11723点，增长了674％。1929年，道琼斯指数的最高点是9月4号的386点。1929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以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价格不高”为标题，进行报道。两天之后，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纽约证交所股票指数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才恢复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于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点，下降了89％。费雪将其结论建立在收益报表良好、几乎没有产业纠纷、研发和其他无形资本具有高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还未得到理论和相关数据的证实，但事实是股市的繁荣基于借贷和错误的乐观主义。事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1929年的股价高估了30％。但是，股灾来临后，过高的股指在不到三年里就下跌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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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1）
第四章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一部分“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16日。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讽刺的是，它并不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中一直受害最大的贫穷经济体发起的，而是由富裕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发起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1929年的股灾在技术上反映出过度泡沫化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宿命。然而，在政府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股市崩溃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恢复元气，如1987年（下挫了23％，9个月内就恢复了）、1998年（下挫了36％，3个月复原）以及2002年（下挫了37％，2个月复原）的股灾所表明的。
但1929年股灾之后，可没有那么迅速的恢复。从结构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rifs）使得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美国1941年参战。该关税使整个世界贸易螺旋式衰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才逐渐恢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动员才得以最终恢复，而全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当时仍深陷战争泥潭，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完全恢复。
进入21世纪后还不到5年，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世界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的稳固确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复杂的全球贸易战。讽刺的是，这场新的贸易战并不是由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的，而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中无论如何衡量都是获益大于损失的美国发起的，欧盟也是有样学样。当然，日本从未放弃过保护主义，也从未把竞争政策当回事。富国需要认识到，它们从已经不公平的贸易中努力榨取每一滴收益只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经济萧条。历史已经证明了，当穷国吞下经济衰退的苦果时，富国就算有财富上的大力支撑，也会遭受政治上的报应，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或者两者都有。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国际性的自由贸易。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完全没有经济联系。每一阵营内部，各国通过对外援助和与各自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备忘录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赢得两大对立阵营以及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民心和民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各自的兄弟国家。
两大超级大国的人民努力帮助各自阵营内的贫穷人民，它们的政策目标都趋向于平等，即便并不总是付诸于实践。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内的对外援助和备忘录贸易比后冷战年代由单一超级大国操纵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更有助于减少贫困。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要结束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状况。如今，收入和财富不均已被合理化为资本构成的必要前提。《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
尽管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冷战还是达成了两个艰难的目标：它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并将发展作为一种道德诉求引入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此推动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平等。冷战结束以来，核恐怖主义形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即便是富国，国内的发展也要让位于全球贸易，世界各处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自冷战在约15年前结束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转而排他性地依赖于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该贸易体系的融资是以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美元实现的，其稳定性是由以美国工人高工资使之可能的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大幅度削减世界各国关税而得到维持的，其融资是由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与全球中央银行体制协调提供的，全球央行体制独立于当地行政压力，由超国家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宰。 。。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2）
美国重新界定了人性中的道德，它声称，世界贸易是一种道德诉求，因为世界贸易促进了贸易参加国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不幸的是，收入和财富平等并不在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之中。即使上述歪曲的意识形态主张的合理性没有受到质疑，它也是与美国对于那些华盛顿所认为的不民主的、缺乏政治自由、不尊重人权的国家采取的贸易禁运行为相互矛盾。如果贸易可以促成如上令人想往的境界，把贸易同自由联系起来的实践也就等同于拒绝让病人服药。
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以道德辞令为其自由贸易理论辩护。2001年5月7日他在演讲时说：“开放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机遇，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贸易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给世界上的穷人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开放贸易时，我们就是在促进政治自由。”只要以实际的数据对其加以检验，上述论断仍然是高度争议性的。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制造业岗位已通过国际贸易流到了海外。在全球层次上，由于在干同量工作时雇佣了不熟练的劳动力，虽然就业数一直在增加，但同量工作的工资总额却急剧下降。
三周后，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撰文做出了回应，“自由贸易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她在文中指出，终于能有一位总统给他的行为加上道德光环，这一点肯定使得保守派欢欣鼓舞，“圣经和十诫都没有教导我们去从事自由贸易。耶稣也没有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从事自由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