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的天性-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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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催化反应绝不会无止境地扩张下去，生物进化过程本身通常在一定时期后缓馒下来，最终会停止。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这真是个奇迹。大脑容量的增加、石器的改进，说明在最近两三百万年里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没有停滞和中断过，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大脑的进化也许是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也许是一系列高峰期和平稳期的交替。在人的生命发展史中，还没有哪种器官比大脑发展更快。当古代的类人猿最后变成真人时，人的大脑的体积开始以每10万年1立方英寸（约一汤匙）的速度增长，这种速度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约在现代人类出现时，逐渐慢了下来。人的生理的发展被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进化所取代。大约7万5千年前，随着尼安德特人的旧石器文化的出现，文化加速发展，从而，大约4万年前，在欧洲产生了克罗马隆人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约1万年前，人们发明了农耕并普及农业，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原始的狩猎－采集群体让道于部落、酋长制和国家的迅速发展。最后，到公元1400年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再一次飞跃，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加剧了世界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在这朝着宇宙时代的最后冲刺阶段，在大脑的能力上，或在人的特殊社会行为的倾向性上，有过停止进化的时候。群体遗传学理论和对别的生命体的实验都说明。至多经过100代生物的进化，就会产生质变，对人类而言，100代人的时间只不过是回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罢了。经过两千代人的时期，也就是大约在真正的人侵入欧洲以后，就足以创造出新的人种，形成重要的新的解剖结构和行为方式，虽然我们不清楚大脑的进化发展实际上达到何种程度，现在却不能认为，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人的遗传资本上，而这个遗传资本是在漫长的冰河时期积累起来的。　　　　
　　不过，这笔遗传资本毕竟还是极为可观的，注们似乎有理由猜测，从四万年前的狩猎－采集生活到首次出现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城市国家的文明这期间的大部分发展变化，以及从幼拉底河文明到欧罗巴文明的所有变化，是文化进化而不是遗传进化的结果。因而，重要的问题是，狩猎－采集生活的遗传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随之而来的文化进化过程。　　　　
　　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很关键的。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无论哪儿，文明的涌现和发展都遵守一个明确的顺序。随着社会从很小的狩猎－采集群体逐渐发展扩大，不断会有许多特征有条不紊地显示出来，从而，社会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一个群体变成了部落时，出现了真正的男性首领，他们拥有领导权；与相邻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并订了盟约，标志季节变换的特有仪式变得普及起来，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产生了部落领导权的各种属性：地位的正式确定要根据与各家族的成员关系，领导权通过世袭得到巩固，更细致的分工，以及社会名流控制的对财富的再分配，随着首领制促进了城市和国家的兴起，这些基本特征就更为突出。少数名流的世袭地位是由宗教信仰维护的，手艺的专业化更为社会普通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奠定了基础，宗教和法律形成制度，军队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发展起来，农业灌溉系统得到完善，由此，人口更迅速地增长。在城邦国家鼎盛时期，连建筑物也是纪念碑式的，统治阶级被吹嘘成特殊人种。国家奉行的神圣礼仪成为宗教的主要内容。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早期文明，都极其相似。这不能解释成巧合，也不能说成是偶然机会或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诚然，在人种学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着文化的许多细节上的明显差异，其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考虑人类社会进化的双轨理论时，需要最密切关注的，是文化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特征的平行一致性。　　　　
　　在我看来，文明涌现的关键是过度肥大症，即现存的社会结构极端庞大，过度扩张，正如幼象的乳牙长成长长的獠牙和雄性大角鹿的头盖骨长出大得令人吃惊的鹿角，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从相对简单地适应环境变为以后较高级社会中极度复杂甚至怪异的形式，但是，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及其最终结果，始终受制于遗传影响下的行为倾向，正是这类行为倾向构成了前文化人类较早的和较简单的适应性。　　　　
　　社会结构的臃肿症有时一开始就能看到。初期臃肿症的一大例证，是各种原始型文化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并不把性角色强加给孩子们，成人象放纵男孩那样放纵女孩的行为，但是，人类学家帕特里夏·德雷珀在对昆桑儿童发展进行专门研究时。仍然发现了不大的平均差异，女孩子一开始就更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更少加入成人的工作行列。游戏时，男孩更多地模仿成年男子，女孩们则模仿妇女。随着孩于们的成长，这些区别不知不觉变成人的更大的男女差异，妇女们收集野粟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并取水，一般多在聚居区附近几里以内，而男子们走很远去追捕猎物，不过，昆族的社会生活松弛而不紧张，男女平等，人们协力完成任务，男人有时也采野果或修建草棚（这本来是妇女的事），不一定非要家里人作帮手不可，而妇女也会偶尔外出猎取小动物，男女两者的工作都各式各样，一致受人看重，据德雷珀尔看来，昆族妇女对她们采集到的食物自己有决定权，她们平时在生活中也普遍表现出“快活与自信”。　　　　
　　在少数地区，原始群体按村落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他们的工作更繁重，以致在已知的昆族历虫上第一次让较幼小的孩子从事劳动。男女的分工从很小就明确固定下来。小女孩比原先更多呆在家中照顾弟妹和做家务；小男孩照料家畜，保护菜园不受猴子和山羊的糟踏，到了成熟的年龄，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男女两性已有很大不同，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几乎不间断地干着繁多的杂活，并总受人支配，男人们行动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各种活动。　　　　
　　所以，一种文化中要出现我们熟悉的性别歧视，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够了，当社会发展得更大、更复杂的时候，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影响力更为减小，更受制于习俗、礼仪和规章的约束，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臃肿，她们实际上可能变成男性社会的财产，变成可以买卖争夺的东西，并身受双重道德的统治，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局部的妇女权力高于男子的相反情况，但大多数社会都不可阻挡地朝着男尊女卑的分化演变。　　　　
　　现代社会的其他主要特征完全有可能是早期狩猎－采集群体和部落国家的生物性制度过分肥大发展的变种，仅举两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正是过去朴素的部落主义经过文化传统滋养而产生的。昆族的尼亚尼亚人把自己看得完美无瑕，把别的昆人视为用毒杀人的蛮族。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文明使自爱和自重成为教养高的标志，处处抬高自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同时精心伪造历史，贬低别的民族。　　　　
　　甚至臃肿症的受益者，也发现自己难于应付文化的急剧变化，因为从社会生物学上说，他们只适应早期的、更单纯的生存方式。可以这样说，原始狩猎－采集者只须在几种可能的角色中扮演一两个非正式的角色；而工业社会中的文明人却必须知道怎样从上千个角色中挑选十多个，并懂得在生活中什么时候用一套角色去取代另一套，甚至还要懂得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应扮演什么角色，文明人就这样从事着医生、法官、教师、招待等各项职业，不管他心里实际怎样想，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出了差错，别人就认为他缺少头脑，不可靠。每天的生活就是由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多少进行自我表现这两种企图构成的，在这类紧张状态下，象欧文·戈夫曼观察到的，我们甚至无法精确地定义“真正的”自我，他写道：　　　　
　　在一个人和他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系统——即框架——就是：角色被扮演而扮演者的自我被遗忘。自我不再是半掩在事件下的实体，而是一个人在应付这些外部事件时得随时改变以适应形势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教会了我们一种用来掩饰自己真相的官样伪装，也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露面；我们的文化本身就规定了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实体，　　　　
　　好以这种方式表现一点什么东西。　　　　　
　　难怪，身分危机是引起现代神经紧张、失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难怪城市中产阶级渴求回到过去那种单纯的生活方式中去。　　　　
　　随着各种文化超结构的蔓延扩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对它的真正意义感到茫然。马文·哈里斯在《食人者与王者》一书中举出了一系列奇怪的例子，说明长期缺少肉食会怎样影响宗教信仰，古代的狩猎－采集民族每天都有生命危险，环境随时变得险恶，致使他们的人口稀少，但他们至少在饮食中还有相对说来较高比例的鲜肉。正如我前面说过，早期的人类有着特殊的生态地位：他们是非洲平原上吃肉的灵长类。经过冰河期，他们扩散到欧、亚、澳大利亚和新大陆，仍然带有这种特性。当农业的发展使人口密度增加时，猎物的数量再也不能保证充分的鲜肉供应了，所以，后来的文明社会或者家养动物，或者减少肉食供应，但无论怎样，食肉还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饮食冲动，只是根据社会进化的特殊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文化后果。　　　　
　　古代的墨西哥，象多数新大陆热带森林地区一样，缺少亚、非大陆上众多的大型猎物。不仅如此，阿兹台克人和其他新大陆民族虽然建立了发达的文明，却没有把驯养动物作为有效的肉食来源，随着墨西哥各地人口的增加，阿兹台克人的统治阶层还能享受到狗肉、山鸡肉、野鸭、鹿、免和鱼等佳肴。但平民百姓根本吃不到肉食，他们有时只得从德克斯科湖面上捞取藻类来吃，这种缺肉食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吃掉用来祭神的活人而得以缓解，当西班牙征服者科特斯进入墨西哥谷地时，一年中有1万5千人被吃掉，欧洲入侵者们还发现，10万个人头盖骨整齐地挂在着科特兰空场上，另外还有13万6千个头盖骨挂在特罗奇帝兰广场上。土著的宗教人士说，用人作祭是天神许可的。他们用精心的仪式使其神圣化，这种仪式在专门为此修建的白色祭坛（上面立有许多神象）上面进行。这种官冕堂皇的把戏却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牺牲者的心脏一旦被挖出，尸体马上就被按部就班地肢解、分配、吃掉，象分食猎物一样，有资格加入这种人肉宴席的成员包括：阿兹台克贵族、贵族的随从，以及士兵，换言之，是最有政治权势的那些人。　　　　
　　古印度最初的食物营养状况比墨西哥好，但后来随着肉食的稀少，她的文明也发生了虽然与古墨西哥不同但同样深刻的变化，早期浸入恒河平原的雅利安人独占了牛、羊、马、野牛等肉食，到了晚期维狄克和早期印度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肉食为婆罗门僧侣阶层所独占。婆罗门举行祭杀动物的仪式，并以唯利安酋领和军官的名义分配这些肉食．在公元前600年以后，人口更多，相对说来家畜数量更少，对肉食的限制变得更严格，最后，只有婆罗门和他们的后台人物能享受到肉食。一般人竭尽全力豢养牲畜，以满足对奶的最低要求，牲畜粪便是燃料，牲畜宰杀前是运输工具。在这危机期间，出现了宗教改良运动，最突出的是佛教和耆那教，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取消等级制，取消宗教职务的世袭，废除屠杀牲畜的习惯，群众支持这一新的宗教，最后，由于大众的强有力的支持，牛被列为神圣的动物。　　　　
　　这似乎是说，历史上某些最奇特的宗教习惯，是直接由过去的肉食习惯造成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爱强调宗教的演变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和分支，但是，这些途径实际上数量有限，甚至可能并不多，如果我们对人性和生态有足够的认识，甚至还可能计算这些途径的数目并对每一种文化中宗教演变的方向作出有力的解释。　　　　
　　我认为，人性中那些单纯的东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并且在过度发展以后形成了当代人类的社会行为，其中，某些细节方面的特点，如照料幼小、区分亲属关系等，还没有太大的改变，还看得出它们冰河期的根源。但另外一些结果，比如宗教和阶级结构，则是一些巨大的变形，我们只有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对它们进行研究，才有希望追溯它们的整个文化发展史，找出它们狩猎－采集时代的本源，不过，要不了多久，即使是这样一些演变过程，也会成为与生物学结合的统计描述的对象。　　　　
　　最根本的、有重大意义的过度膨胀的部分，是人对知识的收集与分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人的生活年年有所变化。要想真实判断这种增长的量级，只需要想到：制造有人脑一样的记忆力的计算机，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人们承认，目前这种计算机还不很现实，因为它的体积占满整个帝国大厦，耗费掉大谷尼水坝发出的一半电力，不过，据估计，到了80年代，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型“泡沫记忆”元件一旦用于电子计算机，上述计算机的体积就可以缩小成一间小屋子，同时，信息的储存和回收方面的进步伴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在提高，在过去的25年中，跨大洋的电话和无线电广播已增加了数倍，电视已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书籍、杂志空前大量地发行，扫盲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美国人口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数已由工作总人数的20％猛增到近50％。　　　　
　　真正的知识是人类的最终解放者，它使各民族平等，使各国人民享有同等主权，它摧毁迷信的藩篱，加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