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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我的事业是父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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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蔡天西,1977年生,14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8岁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22岁获得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
  (摄影于1983年7月)
  上排:蔡天文、蔡天武
  下排:蔡天师、蔡天君、蔡笑晚、蔡天西、谢小湘、蔡天润
  (摄影于2002年12月)
  上排:蔡天西(博士)、韦莉梅、蔡天君、蔡天师、沈小勤、蔡天润、顾陶洪
  下排:蔡天武(博士)、谢小湘、蔡笑晚(作者)、蔡天文(博士)、余昀(普度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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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不得不做的事业
有人会奇怪,我的职业分明是医生,在瑞安当地也有些名气,为什么还强调自己的事业是“父亲”?个中缘由,说来话长。
  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1941年,我出生在一个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1962年,父亲病逝,我从杭大物理系退学回家。那时,家中连一日三餐也成了问题。兄弟姐妹十人,留在家中的属我年龄最长,不能不分担家庭的重担。
  那时我22岁,正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年龄,但现实让我一次又一次陷入绝境。我一个人跑到父亲坟头,跪在父亲坟前暗暗发誓,身上要有一滴血冷下来,我就不是人!我一定要让自己振作起来,让整个家振作起来!
  1967年,妻子小湘怀孕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孩子。从那时起,我决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让一个二十六岁的热血男儿抛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将希望寄托在还未出生的孩子身上,听上去多么荒唐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我不得不作的选择。我深知自己必须韬光养晦,把自己的智慧、知识、追求延续到下一代身上,转化为下一代的发展优势。
  于是,我改名为“蔡笑晚”,不能在青春年少时开怀畅笑,就要让自己笑在最晚,笑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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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一共生了五儿一女。对我来说,生儿育女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传宗接代,更不是养儿防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从杭大退学之后,有人建议我到生产队做会计,到车木厂当车木工,到二姐夫家里做篾工,到学校任代课老师,思前想后,我重拾了父亲的职业——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对于从医我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个体医生,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可以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成长变化,实施早教、早读、跳级的家庭教育方案。
  对于早期教育的理念,不少人持反对态度。但是,我从第一个孩子开始就坚信并奉行这个理念。为了使农作物有好的收成,农民必须要抓住农时,该耕地播种的时候就耕地播种,该施肥除草的时候就施肥除草;教育孩子也是同样,抓住最佳教育时机至关重要。我早早就为孩子们的成长规划了一张清晰的蓝图。
  刚行医那几年,我们一家人住在九里村一间租来的百年老屋里。十六平方米的两层楼,坐南朝北,夏热冬冷,楼下是店堂,楼上是一家八口的卧室兼书房。房间龟裂老化的木板壁上拉开一条两厘米宽的缝隙,完好的墙壁上贴着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牛顿等科学家的画像。我只要有空,就辅导孩子们学习读书,晚上更是雷打不动的自习时间。我和小湘几乎牺牲了一切娱乐活动,连亲戚朋友的婚宴喜酒也很少参加。一到夜幕降临,全家人围坐在灯下,我看我的专业书,他们看他们的课本,有不懂的就向我提问,每天自习到深夜。
  孟母三迁为择邻,而我们多次举家搬迁,从莘塍搬到南陈桥头,又搬到九里村,再搬到瑞安,为的是让孩子尽早入学、顺利跳级。孩子入学时年龄小,正规小学不让进,我就找简陋的农村小学,让儿女入了学再转学。
  大儿子天文六岁进了瑞安莘塍当时最简陋、甚至连围墙也残缺不全的九里村小学,随后转入莘塍五七小学就读。天文成绩好,我打算不让他读“过渡班”就直接跳级上初中,但莘塍中学对年龄有限制,我只好先“曲线”将他转到另一所中学读初一,然后再转回莘塍中学继续学业。初三分快慢班时,成绩优异的天文被分到了慢班,我心生疑惑,分到慢班一定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情绪,于是我又一次为天文办了转学手续。
  在老大的影响下,老二天武只有四岁就吵着要跟哥哥去上学,哥哥在教室里听课,他就站在教室窗外旁听,放学后跟哥哥一起回家。五岁我设法送他正式上学,十岁考入瑞安中学初中部。
  对许多家长来说,让孩子上中科大少年班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我,从老大开始就为孩子设计好了这条求学路。老大没有如愿,等到老二念高一时,我自己就壮着胆子,写信与中科大少年班联系。7月7日考试,我们3月5日终于得到参加少年班考试的通知。在四个月零两天的时间内,我陪天武啃完了一年半的书,天武顺利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两个哥哥给弟弟妹妹树立了榜样,我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入学早,到小女儿天西,十四岁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二十二岁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常有家长问我,你的孩子个个成才,有什么秘诀吗?我想,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准备更早更长远,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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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成功的父亲,需要艺术
在我的抽屉里珍藏着小女儿天西的一封家书,信里抄录了一句诗词:“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当时有人问女儿,从小这么高强度的读书学习,会不会累,会不会后悔?女儿用这句诗做了回答。女儿的回答令我感动,更令我骄傲。
  现在的父母总抱怨孩子的逆反心理太强,不愿和父母沟通。在我看来,这是家长的教育方法存在问题。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子女的自觉行为,需要技巧和艺术。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一天之中的清晨是我们家最热闹的时候。6点钟光景,我开始在楼下拉二胡,二胡的声音悠悠扬扬地飘进孩子们的耳朵里。不用多久,楼上开始窸窸窣窣,孩子们陆陆续续地起床。那时候清晨广播里播放英语、日语节目,我把广播声音放大,孩子们每天听,渐渐对外语产生了兴趣。后来我就干脆每天用外语广播节目来叫孩子们起床。
  我们家还有个传统,六个孩子每人都有一张我给他们制作的“存折”。这个“存折”存的不是钱,而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一点一滴的进步。逢年过节,孩子们就把“存折”上的数字兑换成零花钱,高高兴兴地挑选自己喜爱的东西。
  当然,在与子女的沟通上,我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就像现在流行“超级女声”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 霍元甲 》、《 少林寺 》等武侠片风靡大陆,李连杰成了老四天润崇拜的偶像,天天嚷嚷着要练功习武、除恶扬善,周围人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
  1986年9月的一个清晨,老四郑重其事地向我们道别,独自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正宗武术。对于儿子的决定,我心中也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但我没有阻拦他,而是告诉他:做自己想做的,做有个性的你,但是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留心体察社会。个性倔强的老四当场写下保证书:今生绝不后悔。
  老四走后,我们父子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终于有一天,他在信中写道:“习武虽有用,但是未来社会,还是先掌握知识要紧。”离家一年以后,老四又回到了高三课堂,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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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才,不出书呆子
“三十三天天外天,白云里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如今,我的孙子孙女常围在膝前用童稚的声音朗诵这首儿歌,这是我当年教儿女的第一首儿歌。
  如今,六个孩子个个成才,成绩不俗,多少人投来艳羡的目光,多少人称我们的孩子为天才。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人的智力相差无几,真正决定成才的,是经常为人们所忽略的非智力,诸如意志、道德、健康、社会交往能力等素质。我的六个孩子,之所以个个成才,而不是成为书呆子,关键在此。
  鼓励孩子们从小立志,是我教子的第一步。我的六个孩子个个都有小名,依次叫孟子、孙子、荀子、润子、曾子( 后改为君子 )、西子。有人说我给孩子取的名字狂妄,但是我就要用这些不平凡的名字来激励他们从小立大志。
  年轻时,我最崇拜爱因斯坦,因为崇拜,我如饥似渴地研习他的相对论,还曾经把写成的厚厚一沓论文投寄给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科学家钱学森就曾回信鼓励我。所以,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家里到处贴有爱因斯坦、牛顿、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头像,科学家的故事孩子们耳熟能详。小女儿天西五岁就口口声声对我说,要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要做“居里夫人”,没有健康的体魄不行。孩子刚出生那几年,“文革”还没结束,我每天战战兢兢偷看几个病号,挣得一点钱,买回满满一篮子既便宜又新鲜的海鲜,让孩子们吃个够。家里没有运动设施,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张多功能乒乓球桌,撑起来是球桌,放下来就是张床。放学回来,兄妹六人常常围着这张桌子鏖战一番。
  一家三口外出旅行在当今司空见惯。但是,在1978年夏天,我和小湘就自己设计旅游路线,带着天文、天武、天师、天西四个孩子走遍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并渡过松花江登上太阳岛,接着又去了赤峰、锦州、北京、天津、秦皇岛、北戴河、青岛、上海。1985年的旅游更是与众不同,我们一家人带着干粮和饮用水,一路风餐露宿,浩浩荡荡向杭州进发,在岳王庙“尽忠报国”的题词前,一家人庄重地留影纪念。
  像这样大规模的关内关外、大江南北的旅游,对孩子的成长意义重大。虽然在班级里,他们年纪偏小,但是在见识阅历上,他们并不稚嫩。相反地,他们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显示出一般孩子所不具备的自强自立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经受得起漫长岁月的各种考验。
  总之,我们把教子成才当做自己的人生事业去追求,做了一些人们没有想到或者不敢想的事情,牺牲了一些人们不愿牺牲或者不敢牺牲的东西。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正所谓“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
   。。

哈佛教授问我教子经(1)
2000年6月8日,我和妻子小湘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去美国参加女儿蔡天西的博士典礼。
  长子蔡天文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典礼、次子蔡天武在罗彻斯特大学的博士典礼,因忙于红尘世事,我和妻子谢小湘都未能赴美参加,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亲自体验自己为教子成才奋斗了那么多年的胜利场面,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遗憾。所以,天西的博士典礼,我们必须要亲自去参加。天西也再三来电请求,哈佛大学也给我们发来了邀请函,邀请我们一定要亲自参加这个典礼,否则,庆典会变得没有意义。
  典礼场面盛大、壮观,令我大开眼界。我从有关介绍资料中获悉,这座创立于公元1636年的世界名校,比美国的历史还长一百多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一座哈佛大学的历史恰是美国历史的缩影。三百多年岁月中,哈佛培养出无数世界级名人和大亨——美国历史上40多位总统,其中有7位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哈佛还出过38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800家最大上市公司中,有83家公司的总裁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副总统戈尔、作家海伦·凯勒等都曾经就读于哈佛大学……
  荣耀的历史使得哈佛人有一种非凡的自信和尊严,古典式的开幕仪式也许是哈佛人在颂扬自己值得骄傲的历史,而整个典礼的雄伟壮观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佛人的自信和尊严。现场的氛围自始至终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哈佛的伟大。我从这伟大中引发出来的是对自己生不逢时的感叹。值得宽慰的是,有幸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在这个伟大的学府里荣登博士宝座,实在是我人生的最大的快乐。
  我们这些年来企盼、等待的不就是这一天吗?这种成功的喜悦乃是心灵的最高享受和满足。对于一个未能亲自创造丰功伟绩的人来说,眼前的场景就代表了我一生的辉煌。父亲的夙愿由女儿轰轰烈烈地实现了。
  庆典期间,天西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和原系主任Marvin Zelen教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教授在哈佛大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教龄了,是哈佛大学生物统计专业的权威教授之一。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天西的学业和其他各方面情况,夸赞天西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发展前途无量。
  当我们向他表示感谢时,他热情洋溢地说:
  “作为老师,培养学生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职责,所以无须感谢。倒是我要好好地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为我输送了这么好的苗子,想得到一个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不容易的。”
  那天晚上,我们商量好要请二位导师吃顿饭,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这在中国算是“谢师”。但是,他们两位很客气,说我们是客人,应该主人请客才对,还说要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天西送行。
  在宴席上,两位教授诚恳地用英语问天文我是如何带领六个孩子走上成才之路的。在这些世界学术权威面前,我不好意思信口开河,只是很谦恭地说是孩子们有志气及老师教学有方。可是他们穷追不舍,说孩子们个个都成才,而且多为优秀的博士,光靠自己有志气是不够的,必定有一套科学的方法,非得要我说出来让他们借鉴。
  天文告诉我,在这些人面前过分地谦虚会被看成是不礼貌。因此,我只得恭敬不如从命了。在天文的鼓励下,我作了较为宏观的介绍,提了五点切身体会:
  一、把培养孩子成才看成是自己的人生事业,把它摆在日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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