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突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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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每天都是这样的杀戮。
谁制造了这一场场杀戮？
谁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从战嘉瑾的身上，你会发现哪些成功者的特质？
中国家电业为什么必须掌握核心技术？
寻找出路（1）
1998年，中国电视机产业还处在“彩电价格战”的鏖战中，一场场屠戮，一桩桩死亡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
也许有人找到了幕后的凶手，也许有人对于死亡原因一无所知或已麻木不仁，也许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拿冷眼打量着这悲惨世界，也许还有人正在觥筹交错，发出胜利者的欢呼。
战嘉瑾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国内整机企业面对相同的供应商、相同的芯片方案，同质竞争，只能打价格战。很多中国企业都不愿意打价格战，都想差异化，但芯片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周厚健和他的搭档夏晓东也早已找到了中国家电业的“死因”。
周厚健说：“产品越同质化，竞争就越惨烈。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在翻版国外产品。举个例子讲，大家现在都知道，电脑给大家的印象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实际上，产品确实运用了比较好的技术，但是从芯片到CPU基本上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具体讲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所以它的利润很低，越来越低。技术差异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最基础因素。”
他们不但看到了死，也看到了生。他们知道，如果不掌握芯片技术，整个中国彩电业迟早会完蛋。
周厚健有一次说：“中国的彩电生产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意味着决定不了功能、决定不了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芯片起的作用就是我说的这几点。机器的功能、性能，电路的程式和复杂程度，都是由芯片来决定的，所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选择产品的权力，只能模仿别人的。中国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是绝对的彩电第一生产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权却没有，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周厚健和夏晓东想到了自己搞芯片开发。
夏晓东那时候担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和技术中心主任，他跑到了美国，与美国一家芯片设计公司洽谈，希望和他们一起进行有关电视芯片的合作开发。我们今天可以想像谈判的艰难，这是一个弱者与强者的对话，任何从强者那里获得一丁点东西的试图，都会付出辛苦甚或屈辱的代价。
事关海信未来，事关海信生死，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对方答应合作，海信付出什么都值，他个人忍受什么都可以。
那家公司最终答应了夏晓东的合作请求。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盘算——他们原本主要做显示器产品，与海信合作可以介入电视机整机方面的业务。
1999年，夏晓东派战嘉瑾与其他研发人员一起，去美国协助该公司作一些芯片验证板及调试方面的工作。当然，该公司对代码、设计流程等知识产权保护得如“铁桶”一般。
“它们与海信的合作并非技术合作，是纯粹的低端合作，不可能对我们开放技术，只告诉了我们功能方面的一些东西。”战嘉瑾后来回忆道，“我们当时相当于他们的用户，也只能从用户角度提一些问题。”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因此一直对‘中国人能做芯片’持怀疑态度。”
最令战嘉瑾感慨的是，那家美国公司做芯片设计的开发人员数量很少，也就那么7、8个人十来条枪，而且他们都是中国人，与自己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他们中有人来自中国大陆、有人来自中国台湾、有人来自中国香港。这些中国人在美国干得有声有色，他们设计的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其出货量当时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三。
“既然7、8个人就可以做到全球第三，芯片设计显然没有想像中那样难！” 战嘉瑾说。
他在心中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谁也不比谁笨，”他想，“为什么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做就一定比在国内厉害？”
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对“芯片”的神秘化和国内产业环境的问题。
国内的产业环境的确不是太好，对于芯片业的落后，国家早已紧迫不已，但是长期扶植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氛围却是异常滞后。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战嘉瑾已经发现“芯片”不再神秘，不再让他感到恐惧。仅仅在美国呆了3个月，他便开始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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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出路（2）
“海信是不是自己去做芯片呢？”
“自己是不是也去做芯片呢？”
在自己设想的幻梦中，他从美国回到了青岛，从硅谷回到了江西路11号，从对芯片憧憬中回到电视机开发中。
但是芯片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的身体当中，嵌入了他的大脑当中，嵌入了他的整个思想当中。他到处跟人说自己的想法，见到谁就跟谁说，跟同事说过，跟朋友说过，跟领导说过，在家里跟妻子也说过……
从美国回来后，他变成了一个爱“磨嘴皮子”的人。
集团的高层看起来没有任何动心的迹象。
除了夏晓东命他搜集一些有关芯片研发的技术理论和技术资料外，没有人再对他提起做芯片的事。
这趟美国之行似乎被遗忘了。
海信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
为什么周厚健和夏晓东看起来对战嘉瑾的想法不感兴趣？他们在犹豫什么？
芯片梦（1）
2000年。海信终于决定要做芯片了。
《海信史》是这样描述海信的2000年的：
海信从2000年秋天开始惊悚于陷入重围的危险。
那一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出家电企业的持续低迷，《南方周末》评论说，“总体获利能力已经接近历年最低水平”。一些企业不得不向股民道歉，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亏损局面。海信不在道歉的名单之内，那一年海信销售收入达到1347亿元，虽然利润只有286亿元，但在家电行业已列前茅。
然而，局面并不乐观。
的确，从2000年开始，中国家电业糟糕透了，彩电业面临“崩盘”，行业整体亏损终于使人们看清，美丽的誓言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幻象；空调业也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的阴影正弥漫天空；松下、索尼、东芝、三洋和飞利浦依旧统治着世界市场，而在纷乱厮杀的中国家电市场，勾心斗角的故事依然此起彼伏。
残忍、血腥、杀气腾腾、孤注一掷，这样的现状，使中国家电业被包围在一个接一个的埋伏圈中，这些埋伏圈彼此衔接，使人们无法看清到底是谁包围了谁，谁伏击了谁。每个光彩照人的“大佬”都似乎包围了对手，却似乎又在别人的包围之中。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自从长虹发动了彩电价格战之后，中国家电业便看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价格战”使用起来确实立竿见影，竞争对手消亡了，市场份额扩大了，名头更加响亮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它们的理想既未遭到破坏，地盘亦未遭到侵袭。然而，它们却亏损了。
信息产业部的头儿们已经三番五次地发出了警告，他们既警告这个行业有“崩盘”的危险，警告亏损的“大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警告像海信这样看起来阳光灿烂的企业，要居安思危。
周厚健时常陷入沉思。空闲的时候，他会在海边音乐广场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钟头，他静坐沉思的姿态会长时间凝固在那里。秋天的海风掀动波浪，在暗蓝的漫漫暮色中，轻轻而来，又轻轻而去。音乐广场上装饰着五线谱，有时候人们在音符上面踩来踩去，踩出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像卡拉OK点歌一样。不同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会点出哪一首歌，哪一支曲子，也不知道哪一个音符才有点歌的作用。
对于周厚健来说，他也不知道海信的前途如何，在内忧外患重重包围之中，他有时候会感到疲惫。有时候音乐广场会突然奏响那支唤作《命运》的曲子，他就会想起旁边矗立的贝多芬的雕像。有时候那支曲子也会让他感到悲凉。总之，在2000年秋天，周厚健一面意气风发，一面又偶尔会感到沮丧。
稍早前，一位叫于淑珉的女士从周厚健手中获得了权力，她成为海信的执行总裁。与周厚健不同，那年秋天正是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她豪气纵横，丝毫不觉得疲惫。对于未来，她充满了幻想。的确，2000年的业绩足够支撑她的幻想。然而，接下来呢？
与周厚健不同，她不喜欢静坐，而是喜欢沿着东海路散步，胡乱地想着事情。这种习惯与她的大部分其他习惯不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没有人知道她在东海路边会想些什么。
她会想海信的危机四伏吗？
她在为海信的未来策划着什么？
就在海信惊悚于危机四伏的2000年，战嘉瑾终于得到了一个确切的信息：海信要做芯片了。
他奉命搜集和储备的材料看起来要派上用场了。
他也终于可以从电视机整机中走出来，去憧憬自己如何摆弄“邮票”了。那的确像一张邮票，而且正是这一张张“邮票”改变了中国电视机工业乃至中国信息产业的格局。
一家名叫泰鼎的公司2000年7月14日正式向市场推出了芯片，这种芯片只有邮票大小。在半导体世界里，它外表千篇一律，平凡得丝毫不起眼。在它诞生的那天，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不起眼的小“邮票”会改变彩电业的现状。
泰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显卡供应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图形显示用集成电路供应商之一，它拥有全球超过三成的便携式计算机图形加速器市场份额。这家由华人控制的公司在1998年初把公司定位为“数字视频领航人”，利用自身在电脑显卡芯片技术上的优势进军电视机芯片业，从而拿到了小“邮票”，也拿到了通往未来十年彩电市场美妙前景的通行证。
对于中国，小“邮票”的意义在于：这种芯片可用于中国现有显像管，这使中国过剩的显像管生产线有了生路。
一个月之后，中国彩电业混乱极了，部分是由于彩电巨头们沉溺于价格战不能自拔，糊里糊涂地向四面开火。当混乱进入胶着状态时，最容易受到它们攻击的，就是率先打破胶着而跳将出来的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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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2）
2000年8月18日，海信的新产品“胶片彩电”上市，市场定价为7980元。当时新品上市的宣传造势颇为隆重，汤业国那时是海信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对外宣传说，“胶片彩电”是一种数字化程度很高的科技产品，此电视由海信在国内首家研制成功。事实上，技术并非海信独有，因为它们采用泰鼎公司的小“邮票”。
早在4月，小“邮票”试推出后，国内有超过10家电视机厂都秘密地与泰鼎达成合作协议，它们包括西湖、创维、康佳、海信、长虹、厦华、ＴＣＬ、熊猫、上广电、牡丹。然而，海信最终领先了一步，抢在了西湖和创维前头——后者的首批DPTV彩电计划9月初上市，稍后其他“重炮手”也尾随而至。
周厚健与于淑珉略胖的身躯，似乎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并不比别人迅捷：海信与泰鼎的合作的确如此。第一个与泰鼎合作的是西湖，半个月后创维也悄无声息地与泰鼎签约。对手领先一步后，海信并未陷入无望的境地，他们打得很出色。他们虽然紧赶慢赶才摸了摸泰鼎的手，却最早推出了“胶片电视”。到8月14日，它也至少订购了一万片泰鼎芯片。
2000年秋天，中国拥有360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外销600万台，规模仅次于日本。至于技术，除了显示芯片，所有核心部件均可生产。泰鼎的介入，使日本人控制中国电视机整机方案的美梦开始破灭。
周厚健很得意，却并不兴奋。泰鼎的一张小“邮票”便使中国彩电业乱成了一锅粥，芯片的控制力实在太强大了！
战嘉瑾也没法得意，他太想在那张“邮票”上盖上自己的戳、烙上自己的印了。稍早前他便获悉了泰鼎的行动，正是夏晓东对他说海信准备做芯片，让他跟踪、调研到底有没有做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又该怎么做。
他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那是一桩烦琐的差事，他要做很多调研报告，有关于市场的调研报告，有开发流程的调研报告，有如何储备人才的调研报告，有技术动向的调研报告……总之，一切他能想到的，一切有需要的调研报告，他都做了。
领导还是不满意。
夏晓东需要更多的报告和更详细的内容。他总是嫌战嘉瑾的报告太少，内容不够翔实。他不断地将报告打回去，命令战嘉瑾重新做或者进行大的修改，理由往往只有一个——
“论据不充分。”
战嘉瑾的解释则是自己“刚刚接触这个行业，对它不太了解”。
不停地报告，不停地被否定。
热情渐渐消退，战嘉瑾开始感到自己做得“毫无成就感”。
对于他这个数字电视研究所副所长来说，的确干得毫无成就感。在跟踪、调研芯片的事情上，他是个“光杆司令”，手底下无一兵一卒，一切事情都得亲历亲为，这使他疲惫不堪。
2000年5月，他终于有了第一个助手，名字叫丁勇。这个人的任务是协助他继续做跟踪、调研和论证。
8月，又有两个助手来到了他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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