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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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户部“行走”，他们人数不少（超过正式编制），而收入缺少来源，穷应该是真的。李慈铭在户部“行走”多年，此中体会很多。
三 京官哭穷现象（2）
李慈铭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话。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地方官是把他们剥削得来的钱稍稍拿出来一点，大头用于贿赂权要，小头分散给各中央部门，中央各部司的人得到一点点好处都感到庆幸。于是更加挖空心思打探消息，找到一点关系，就奔走相告，大家都趋之若鹜。像他这样靠捐钱买官的人（“赀郎”）比虱子还多，个个穷不聊生，所以就像苍蝇往有腥味的地方钻一样，更显得卑微低下。而那些地方官则越来越傲慢，即便是有同学、同乡关系，但如果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就拒绝见面，也不回拜，让你一点好处也弄不到手。李慈铭说这段话的时候想必受了什么刺激，以致有点愤愤不平的意思。但一个“赀郎”，没有实权，人家自然不把你放在眼里，所以除了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也没有别的办法。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就是说，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还要顾及一点交情。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绪）、宣（统）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春明梦录》卷下）就是说，别敬只送给那些手中有权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岗位（闲曹）连残羹冷炙都没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实权，你的好处也越多，小官和没有多少实权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的待遇也会气死人。李慈铭任户部郎中的上司——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值军机处（相当于军委委员），他的正式工资也不算多（见于记载的仅秋俸银两，其他三季应当差不多），一年还不到200两，就算它是200两吧，工资外的补贴——“饭银”却高达两（据王文韶日记统计），平均每月约2000两（该年有闰月，按13个月算），是工资的130倍。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是一种权力结构性的穷，关键是看你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四 穷京官的阔日子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李慈铭的日记显示，他本年的日子过得很好，很有品味，质量很高。按照前述张之洞的说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一两银子的花费。但是，张之洞所说的“十分刻苦”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并不至于“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官场上的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显然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官员本人养尊处优自不必说，出门讲排场才有面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做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太多，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并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300多两的标准。试想住着一处大宅院，年租金也不过是72两银子，只占到300两银子的24％，刚好相当于现在北京一个年薪10万的白领租住月租2000元的一个普通二居室的花费。反过来说，如果把房租看作物价的标准，那么当时一年花300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花10万元钱，而现在一年能花10万元生活应该算是很不错了吧！
李慈铭本年的花费高达2000两，是张之洞所说的300两的六七倍，如果按房租算，则相当于现在六七十万元，这自然是超标准的高质量生活。其实李慈铭的支出单上如果删去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有个六七百两银子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去了。而六七百两银子的收入，即使没有书院的1000多两束修，光靠薪俸、馈赠、印结银三项已经足够。馈赠和印结银虽不稳定，但每年几百两的银子还是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是因为他们要求过体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李慈铭是行必有车，本年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专车被小老婆所用，来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叹苦经。六月六日，几位朋友邀他到什刹海庆和堂吃饭，时当盛夏，“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甕”，他开始后悔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出来，自叹“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说自己“平生简绝交游”，还赴这样的宴会，“尚有此恶剧酬应，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转，是因为吃饭的这个地方风景极佳，“地展胜绝，花事方浓”。六月正是什刹海荷花盛开的日子，是京城赏荷消夏的佳处。李慈铭继而关心起旁边的一座房子来，“比邻一楼，晶窗华敞，钗光鬓彩，满倚朱阑，尤觉池沼增妍，人花两艳”。他感叹自己工资太低，住不起这样的好地方，“闻此宅近归都统荣禄，月以六十金赁之，安得俸过十万，移家其间耶”。仅仅是天气热了一点，让他出行受了一点辛苦，他就觉得满心不愉快，而看到好房子，他就觉得如果自己也能住进去有多好，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李慈铭还嘲笑一位清苦自厉的官员李用清，说他“惟耐苦恶衣食”，是土老冒，不懂生活，“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李用清徒步而行，不坐车轿，则被他讥笑为“捷足善走”。（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日记）李慈铭显然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乡下人，知道什么是“人世甘美享用”，也乐于“人世甘美享用”，因此他不以节俭为美德，反以为耻。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帝国的官场大有市场。一旦侧身为官，他们便自觉地追求“甘美享用”，以区别于那种“世为农氓”的人。而工资不够用，则可以典当，也可以借贷，但不能委屈了自己，更不能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京官的“十分刻苦”是不同于民间生活的“十分刻苦”的，他们的“穷”与民间的“穷”是两种穷法。
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自绝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李慈铭本年的日记也充分说明了京官几乎每天聚宴的生活。李慈铭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大，但已是你请我我请你，除了生病，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这方面的花费，仅仅是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到160两，而一次的饭钱不过二三两，这意味着李慈铭自己请客达到七八十次，差不多是五天一次。如果是五六位朋友互相请客，那么就是每天都要在饭店吃一顿饭，每天都要下馆子。这就是中国官场生活的特点，所谓饭菜基本不弄。
此前十年的光绪三年，李慈铭曾经因为弟弟去世而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因饥寒而死，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离别七载，自己寄给弟弟的钱还不到10两银子，而自己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一年至少也不下百两银子。〔1〕历年关于此项花费的统计数据证明李慈铭这句话完全属实。聚宴再加上听戏、犒赏等项费用，花费的确不少，最多的一年（光绪十一年）竟然高达两。〔2〕就在请来请去“习以为常”的日子中，银子像流水一般花掉了。家乡的弟弟因为饥寒而死去，自己却在京城每天喝酒听戏，李慈铭虽然偶有良心发现而悲伤悔恨的时候，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已经不会思考自己这样生活是否应该的问题了，因为他已融入了京官的生活圈子。
京官哭穷是明清时代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但是从李慈铭的例子可以明显看出京官的穷是一种消费结构性的穷，与老百姓没有饭吃的穷不是一回事。一边哭穷，一边过着追逐酒食声色的阔日子，这就是帝国京官的典型生活。
五 京官突围
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作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作派，俸禄又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贪污受贿属于典型腐败，这里姑且不论，我们只说其他几种非典型腐败方式。
外任，就是干脆不当京官了，地方上油水多，清代京官希望外放的情况非常普遍。不过外任的机会也很有限，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可以降低要求，比如办差。
办差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皇上特命办案专差，称为“钦差”或“案差”；另一种是与考试有关系的，称为“试差”；还有一种是特别任命去地方主持教育工作，称为“学差”。
“钦差”到地方办案，有时是直接调查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其调查报告对地方官员的升降荣辱直接相关，地方上对于这种中央调查组都敬畏有加，奉承巴结唯恐不及，接待上一般都大大超标，致送“站规”、“门包”，离开时一般都会致送“程仪”（路费）。“程仪”数量可观。嘉庆年间的广兴，第一次到山东办差，不知道地方行情，只收了二千两银子，心里还有点不安；此后他到河南办差几次，因为已经了解情况，所以第一次收到为数不多的公送盘费（路费）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第二次、第三次当地官员不敢惹钦差生气，共送程仪二万两，才打发了他。（广兴事见清宫档案及《清仁宗实录》卷二○六）
帝国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考试）和会试（进士考试），由中央委派官员出任正副主考，称为“试差”。被派“试差”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出任了乡试和会试的正副主考官，考上了的人成为门生，不仅以后在官场上有帮手，更重要的是这些门生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你送礼。可以想一下，会试录取的人一次是三百人光景，如果每个人一年“三节两寿”每次给你送10两银子，一年就得送50两，300人就是15000两，那岂不是就大发了。
中国人向来尊敬老师，特别是在乡试、会试这样的人生重大时刻给予提携的主考官，学生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北京的风俗里面就有专门歌咏“拜老师”风俗的诗：“房师座主重科名，衣钵渊源尚有情。可笑捐输登士版，也求大老认门生。”（徐永年增辑《都门纪略》之《都门杂咏？风俗门》）考试取中的人拜老师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通过考试而捐钱买官的人想拜老师还要被取笑。一个人有一次主持考试的机会，就等于上了养老保险。即使不是每个学生逢年过节都送礼，送礼也不一定“三节两寿”都送，但肯定有一些学生会送，这样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就有了保证，所以这种差使极为难得，竞争非常激烈。
“学差”就是外放学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主管一省教育事务，三年一任，养廉银有二三千两，还有大量外快，可以收取“棚规”—— 学政每年要在省内的几个府和直隶州监督考试，每次进考棚监考可以获得几百到上千两银子，这叫做“棚规”。有的还编印教学参考书卖给省内学生赚钱。
进士考试的正副主考一般是尚书、侍郎那样的大官，而且三年一次，只有两位，一般京官是没有指望的。举人考试（乡试）要分派到各省去，清代全国有18个省，一次可以派36位，而且对官位的要求也低一些，所以出任乡试正副主考官还有一些机会，但由于大家都盯着，竞争也非常激烈，有幸派到的都引以为荣。“试差”和“学差”经常委派翰林，因为翰林有学问，但在北京却没有六部官员的实权，灰色收入尤其缺少来源，更显穷酸，所以这种差使算是一个补偿机制，以免翰林这个群体过于穷困。翰林们都渴望“试差”和“学差”，当时的人说：“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由于灰色收入丰厚，连六部长官（京堂）都有点眼红。（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如果外任、办差都没有机会，那么只好立足北京，寻求出路。出路不外是接受外官礼银，比如冰敬、炭敬、别敬等，以及印结银、饭银之类。
印结银在晚清对京官的生活非常重要，民国初出版的杨寿枏《觉花寮杂记》一书说，京官“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而“月得数十金，既充然有余”。虽然印结银有点不稳定，并不是每月都能得到“数十金”，但京官对这种收入寄予厚望则显而易见。
“印结银”到底起于何时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从史料看，它应该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廷为了筹措军费而大肆卖官以后发展起来的，此前似乎不是京官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前一直是冰敬、炭敬、别敬等各种形式的馈赠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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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被破坏了的帝国秩序
京官外出办差接受地方官员馈赠，在京接受甚至谋求地方官员的别敬、炭敬、冰敬等馈赠，地方官的钱从哪里来？京官收取印结银，捐官的人白白多了一项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