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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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甸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很短，从雍正二年闰四月受任，十一月即被召进京，只有半年的时间）博尔多在江南受审和招供的具体情况则在该年九月二十一日范时绎送呈雍正的奏折中留了下来，博尔多对审案官的答辩词还挺有意思。
博尔多说，我任代省长（署理布政使）是在雍正元年十月，“到任那时各官照陋规送礼，我一概不曾收受，记得有三四处送些柴米、代仪，我收了些，有二千来银子，又收了些器皿、土物、吃食。但我到任未久，各官尚未熟识，如今再三思想，这蒲台县自然是送了的，还有一个霑化县，其余实在想不起来。我总收过二千来银子，不敢申辩。”博尔多认为收这些银子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巡抚还未奏明养廉，我才到任，故此酌量收了些，到四月交代清楚，我已有了平规，就没收州县的东西”。对于该年五月为母亲做寿收受济南府官员贺礼之事似乎事实俱在无从辩解，但博尔多也作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博尔多说，济南官员来送礼祝寿，“我受皇上天高地厚恩典，连我母亲、全家体面，故此收了”，现在严查，我不敢隐瞒。博尔多还说自己担任代省长之后忙得团团转，又是负责考试，又是盘查仓库，又是扑灭蝗虫，又是曲阜孔庙修理，事情太多，“在布政司衙门的日子少，原不曾见过这些属员，实记不得是何州县、叫甚名字”。（本段引言都是奏折原文）
这就是博尔多的交待。既不交待清楚到底收了哪些人的礼，收了多少礼，甚至也没有一点对收礼的自责，更没有一点认错的意思。这样的交待自然是不能让雍正满意的。范时绎向雍正报告情况时说：博尔多身为高官，不能洁己正身，做全省官员的表率，收了蒲台县的规礼，现在事情败露，还以到任时间不长、在衙门里的时间少、与属下官员不熟悉、事情已经记不得了等为藉口，想含糊其辞蒙混过关，对此审案官员本想用刑让他老实的，可是正在盘问的时候，博尔多大概是心理压力太大，突然“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回供”，现在是先给他治病，等病好了之后再审。
博尔多最后有没有老实招供我们不太清楚，至于黄炳和余甸，十二月二十日下达了处理意见：黄炳判斩监候，余甸判绞监候，秋后处决——也就是两人都被判了死刑，只等来年秋天执行。至于原来收的礼，自然也要全部吐出来，都着落他们家属赔补。〔1〕
二 送礼簿的内容（1）
雍正六年的这起案件，从一个普通的州县亏空案，演变为一个惊动中央、许多人被革职、有数位省部级官员被判死刑的大案，其转折点是一份送礼簿的出现。这份送礼簿，揭开了一个官场的大秘密。这份在山东一个偏僻县份县衙的暗淡灯光下记下的，又被送到金壁辉煌的北京紫禁城皇帝案头上的珍贵材料，已经随着历史时光的流逝而遗失了，我们无从看到其真面目，也无从知道当年的蒲台知县朱成元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心情在26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记下他送礼的对象、名目和数额。从后来雍正的圣旨中，我们知道他送礼的对象是他的各级上司，从知府、道台，到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但是具体的记录，比如以什么理由送礼、每次送多少银子等等就无从知晓了。这是让人遗憾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人的议论中窥测那长达273页的送礼簿的具体内容。了解这份送礼簿的具体内容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告诉我们做为清代的一个基层官员——知县，他需要给他的上级领导们送什么礼、送多少礼，送这些礼对于整个官场和吏治有什么影响。
那么，清代的基层官员要向上司送什么礼？送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顺治、康熙时代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曾经解释过当一个基层官员的难处，其中之一是“奉上官之累”。林起龙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皇清奏议》卷七）林起龙这段话中说到了五种礼：见面礼、节礼、贺礼、谢礼、别礼。这五种礼是明清官场极普遍的送礼名目，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内涵，以及送礼的标准。
（一）“见面礼”、“别礼”
所谓“见面礼”，是说上司刚刚到任，下属官员（“属员”）要前往参拜，见个面，认识一下，见面要送礼，所以叫“见面礼”，也叫“贽礼”或“贽见礼”，或是称“上任礼”或“到任规礼”。上司到任属员第一次参拜要送礼，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元代就已经盛行，当时叫“拜见钱”。（叶子奇《草叶子？杂俎篇》） 这个“礼”，明清两代都是存在的。州县官员要向上司送“见面礼”，衙役在州县官员刚刚上任时也要送“见面礼”。与“上任礼”相对应的是“离任礼”，即林起龙所说的“别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有些上司是代理（署理）某个职务，比如某省巡抚暂时不在任而由布政使代理其职务，那也要送礼，叫作“署印礼”。
“见面礼”的标准怎么样呢？
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江总督长鼐的报告，他于该年出任此职，六月十九日抵达南京，接任之后，二十二日，安徽布政使、按察使，江苏按察使、江安粮道、驿盐道、常镇（常州、镇江）道，徽州、江宁（南京）、扬州、镇江、松江（上海）等府知府前来参见，并送银120两到500两不等，总共有3800两。长鼐说，按已经送来的银子，和还没有送来的下属各司、道、府官员数目估算，礼银大概有一万多两。（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长鼐奏折）这就是说，在康熙后期，一个两江总督，他一到任上就可以收到“见面礼”一万多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有400多万元。
清代的两江总督管辖较广，“两江”指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包括现在江苏、上海、安徽的范围。两江总督所辖属官，有4个布政使、3个按察使，15个道台、29个知府、40个同知、34个通判、9个直隶州知州、8个知州、187个知县。（此据1848年秋季本《秩爵全览》，政府机构设置清代变化不大，所以康熙后期与道光年间没有大的区别）
长鼐的奏折中提到送礼的官员是司、道、府，送礼的标准如果以布政使500两、按察使400两、道台300两、知府200两来计算，那么可以得到礼银13500两。如果州县也送礼，每人以100两计，可得19500两。两者相加，礼银超过30000两。就算州县级别不够，没有向两江总督送礼，知府送得少的只有120两，那么总数达到一万两是完全可能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送礼簿的内容（2）
这是两江的情况，四川的情况相似。在晚清，四川总督的到任礼大约有二万两银子，全省各衙门都要送，布政使、按察使、道台要千两，府、厅、州、县按照其职位收入的情况送，或四百两，或三百两，或二百两、一百两不等。（刘愚《醒予山房文存》卷十）
由此可见，送“见面礼”是一个全国官场的普遍情况，山东没有理由不送，其数额应该也差不多，州县送一次不会少于一百两。
第一次参拜上司要送“见面礼”，平时拜见也要送礼，称为“门礼”、“门敬”，送的礼银称为“门包”。“门包”从名义上是送给守门人等随从人员的，但这项费用的享用者，有时并不是官员的随从、家人，而是官员本人。比如湖北巡抚宪德曾经奏报说，湖北巡抚每年有盐商送的礼4万两，送的时候要同时送家人门礼4000两，他的前任杨宗仁已经把4万两禁革了，但家人门礼4000两仍然照旧收受，自己到任还是按照这个老办法收。（雍正五年三月十六日湖北巡抚宪德奏折）按照官场送礼通常的习惯，送礼时要有小费，叫做“随封银”，百分之十是“单随”，加倍则是“双随”。盐商送4万两银子的礼（这项银子实际上是“盐规”，即食盐方面的陋规），要送4000两的“随封银”，这是“单随”，它名义上是给巡抚家人作“门礼”的，但从湖北巡抚的做法来看，它实际上不归家人，而归官员本人。
送给家人的门礼标准，据湖南巡抚布兰泰的调查，湖南巡抚衙门门礼标准是这样的：上县（即钱粮较多的县）10两、中县8两、下县6两，道台、知府在县令的基础上加倍，布政使、按察使还得在道台、知府基础再加倍。布兰泰到任半个月，来参见的官员共有18位，所收的门礼共216两，平均每人12两。（雍正四年二月一日湖南巡抚布兰泰奏折）
布兰泰说的是湖南地方官员求见巡抚时的门礼标准，其他衙门的标准他没有说到。如果以一个州县官员为例，他求见各级上司送门礼的标准怎么样呢？山东的标准是这样的：巡抚衙门16两，布政司、按察司衙门8两，粮道衙门12两，驿道衙门5两，兖宁道衙门8两，巡道衙门5两，本府、本州衙门16两，同知、通判衙门三四两。（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我们可以算一下，州县官员一年中如果见上司50次，平均每次10两，他用于“门礼”的费用就是500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使只见30次、20次，也要二三百两银子。
（二）“节礼”
“节礼”，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中国一年有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在这些节日，下属是一定要向上司送礼以示祝贺的，就像现在中秋节送月饼一样。清代官员本人的生日对于下属来说也算是“节”，下属也要送礼，与三个传统节日加起来就是“四节”。
“节礼”的馈送标准，广西的情况比较清楚。据广西巡抚高其倬说，广西省内各衙门每年向巡抚送节礼12400两，具体标准如下（康熙六十年五月初二日广西巡抚高其倬奏折）：
这是送给巡抚的，送给布政使的没有这么多。其情况是，土司州县没有馈送，其他九府每节40两，63个州县或12两，或24两，合计算来，每节可以得银1300多两。（雍正元年六月广西布政使刘廷琛奏折）
广西是个穷地方，州县官员的收入少，所以送礼的标准也比较低，但巡抚一年所收节礼也有一二万两银子。在山东，巡抚的节礼据朱成元案中被判死缓的黄炳自己此前所说，高达6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黄炳奏折）其他各省的巡抚，比如河南是4万两，江西是5万两，广东也是5万两（还有10万两的说法），贵州最少，是7000两。
（三）“贺礼”、“谢礼”
“贺礼”，是祝贺上司“生辰喜庆”等喜事时送的礼，它包括送给官员本人的“寿礼”（也叫“生日礼”，算入节礼），也包括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等时节送的礼。
在朱成元案中被查处的博尔多，在山东布政使（代理）和安徽布政使任内给母亲做寿时都有官员送礼。雍正元年（1723）五月山东任上，“济南府的官员做备围屏、杯、缎、银如意、调羹送来上寿”，具体值多少钱不太清楚。第二年在安徽，“收受各属寿礼，金银、绸缎、玉器等项共计银七千余两”。 。。
二 送礼簿的内容（3）
“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推荐任官或保荐升官所送的礼。
除了上述的多种“礼”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名堂的礼，比如“盘库礼”也是很常见的。所谓“盘库”，意思是上司到下级衙门盘查银库、粮库有没有问题，一般是一年查两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可能与检查春秋两季的税收工作是否做得到位有关。咸丰九年（1859），张集馨回答道光皇帝的询问说到四川总督每年春、秋两次到布政司衙门盘库，每次可得银子1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雍正二年代理广西巡抚韩良辅在奏折中则说到广西不仅有“盘库礼”1200两，还有“阅城礼”1000两，是视察部队时军官们所送的礼。另外州县官员招待过境的高官，高官随从人员会索要“抄牌礼”、“过站礼”等等名目的陋规。
送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赤裸裸地送银子，而是与实物一起送的，实物当时称为“表礼”或“水礼”。当然也有只送贵重东西而不送银子的情况。实物中的土特产叫“土仪”。当然，每次送礼时还要送“随封银”，或“单随”，或“双随”。
以上名目繁多的“礼”，大概就是山东蒲台县令朱成元应该送的，也就是他的送礼簿中可能记录的内容。那么，朱县令每年为了送礼要花掉多少银子呢？据权威人士田文镜说，没有个三四千两是不行的。（雍正六年九月初八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
问题是，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山东州县官员养廉银是1000两，这还是雍正改革后才有的补贴，在这之前只有45两银子的俸银，要支付这么多的“节礼”怎么办？它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迫使山东州县官员在征收钱粮时以“火耗”等名义浮收；另一个是如果用得急，那就只有先挪用属于国家正式财政收入的银子，这样就导致亏空。在朱成元的案子中，朱成元在蒲台县任上的26年共亏空26000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亏空1000两。山东全省，据田文镜说亏空达到200多万两。如果也以26年来计算，平均每年落下的亏空大约是10万两，山东共有一百来个州县，平均下来刚好是一个县1000两光景。由此可见，蒲台县的亏空处于平均线上，这意味着朱县令虽然不是什么好官，但也未必是那种特别贪婪的官吏。
我们还可以推测一下送礼与州县加派“火耗”的关系。山东有一百零几个州县，每个州县每年送给上司的“礼银”如果是3000两，那么总额就达到30多万两。而山东的地丁钱粮是300多万两（山东的税收主要是地丁银，其他方面很少）。这意味着，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征收地丁钱粮时至少要加派10％的火耗。换句话说，山东的老百姓为了官员们的“礼”要在法定税收之外多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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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送礼行不行？（1）
为了送礼，州县官员只能向老百姓伸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