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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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工商业并不发达，商人更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上述福建等地的税关事例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发展工商业有很多难以想象的阻力，官吏的行为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有破坏力的。在这种社会规则之下，以工商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难以发展就显得很正常。明代嘉靖年间的严世藩，曾经纵论当时财富在百万两银子以上的富豪，榜上有名的17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可能是指晋商、徽商之外，其余的都是官吏集团中人。（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而那可能是商人的五姓，恐怕其发迹也不完全是靠纯粹的市场行为，而有可能是与官吏集团狼狈为奸的“红顶商人”。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在帝国时代要想发大财，除了当官就是与官吏勾结而得到经济特权，除此而外别无它途。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大商人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他们一般不是靠开拓市场、发展技术、提高管理水平这些对社会进步有益的方式积累财富，而是通过与官吏勾结、在既有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实现的。当社会财富集聚到官吏及官商的手中，而这些人又没有动力去发展工商业，那么代表新兴生产方式的力量就成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了。
　　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传统中国，就只能陷于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曾经强盛的王朝为什么会崩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这是行苛政、恶政、暴政而不行善政、德政、仁政的结果。苛征暴敛的恶政激起大规模社会反抗是人们在中国历史中容易看到的一种现象，也是容易为恶政做注脚的现象。但是，历史远非如此简单。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宣布“永不加赋”，那么为什么还有后来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就有人给出了答案。该年一个名叫许承宣的官员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国未久的大清帝国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今日之商贾……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请禁额外苛征疏》，《皇清奏议》卷二十一）由于“亚财政”制度的存在，老百姓不仅要负担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所要求的赋税，还要负担并非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要求的“赋外之赋”、“税外之税”。按照帝国的正式规定，正式赋税并不高得让人难以承受，相反，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比如农业税率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十，低者甚至不到百分之一，商业税率是“三十税一”或“值百抽五”，如果加上“永不加赋”的动听承诺，那么人们似乎可以生活在蜜罐里了。可是事实却是另一个样子，帝国时代的老百姓始终很苦，苦的原因就在于存在“赋外之赋”、“税外之税”。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小农经济有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这导致了农民的税负能力很差。所以尽管国家正式赋税的负担可能还不是很重，但由于存在“亚财政”，而且“亚财政”的总体规模常常要比国家正式财政的规模还要大，正式负担加上“赋外之赋”、“税外之税”，就可能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成为不堪承受之重。老百姓自然也希望通过合法渠道取缔“赋外之赋”、“税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无效的，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后又会死灰复燃，并且超过原来的水平。——这就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合法渠道走不通，最后只能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王朝更替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王朝更替“周期率”的答案曾经搜索枯肠，他们能够想到的最佳答案是仁政（善政、德政），也就是所谓“以德治国”。这一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彻。梁启超说：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说到底，他们论证的只是理应施行仁政，而对不施行仁政应该怎么办却束手无策。既如此，现实就如同清代的民间谚语所说的那样——“关无善政”，税关从来没有善政，中国历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政。没有善政的一个表现，是无法限制“亚财政”现象。
　　中文“财政”这个词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创造出来的。日本人创造“财政”这个词，借用了两个中文字——“财”和“政”。“财”是财富，“政”是政治。所以“财政”就是“关于财富的政治”。“财富”包含着创造财富和享有财富两层意思。创造财富属于生产，享有财富事关分配。财富由谁创造，又由谁享有，这其实是人类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内容。由于分配可以影响生产，当财富分配制度不公时，生产就失去动力，进而使整个社会停滞不前、衰弱落后。中国历史上的“亚财政”制度，是一种“关于非正当财富的政治”，它使社会财富做了扭曲性的、不正当的分配，它所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中“潜规则”盛行，一方面是当这种不正当的财富分配过于严重的时候，社会就有动荡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要真正强盛，它就必须解决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为社会成员出于自身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和平台。有了这样的机制和平台，社会就有活力，国家就能强盛，否则，就无法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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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换算说明
本书中提到的银子等古代货币，由于其购买力因所处的历史时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就难以给出具体的印象。为此，需要做古今货币的转换。本书采用了按米价折算的方式，因为中国古代的米价最能体现银子等货币的购买力的真实水平。
　　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研究表明，欧洲古代的物价，基本上是和小麦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吻合的。这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欧洲，小麦的价格最能体现物价的真实水平。研究者也发现，美国从1798年到1932年的一百多年间，小麦价格的变动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几乎完全相同。（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2版，第700、722页）中国的情况和欧洲略有不同，最能体现物价变动趋势的不是小麦，而是大米。所以，米价在中国古代最能代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但是，以米价来对中国古代货币的购买力进行换算的时候，首先就遇到了一个计量单位的问题。中国古代的米，一般不是像现在一样以斤来计算的，而是以石、斛、斗、升、合等单位来计量的。那么，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古代的一石米等于现在的多少斤。
　　在吴思先生的著作中，在古代的石和现在的斤之间曾经出现过两种换算关系。如在早出的《潜规则》一书中，说是“一石白米为公斤”，这是按照一石为l60斤、明朝的一斤为现在的590克来换算的。而在晚出的《血酬定律》中，则说“清朝的一石为143斤”，这是以每石l20斤为基数来换算的。显然，后来的说法是对早先的说法做了修正。这两种计算方法，也见于市面上其他的许多著作。那么，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准确呢？
　　实际上，这两种算法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把计量米的石当作重量单位了。中国古代的“石”既可能是重量单位，也可能是容量单位。做为重量单位的“石”，30斤为钧，4钧为石，所以1石=120斤，这没错。但是，做为米的计量单位，米1石=10斗=100升=1000合，显然这是一个容量单位，而不是重量单位。既然如此，就不能直接用做为重量单位的石进行换算。
　　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从明清时代的长度单位计算石的容积，再计算该容积下的米是多少重。那么如果按照这种办法来计算，明清时代的一石米到底相当于现在多少斤重呢？我所见的比较可靠的标准，是吴慧先生所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提到的，该书认为明清时代1升米的重量相当于现在的—市斤，一石米大致是现在的153—155市斤。我看到过一个支持这个标准的实际例子。晚清名士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中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初五这一天的日记里面记载说：“旧太仓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得百三十斤。”按清制一斤为现在的590克计算，130斤为现在的市斤，这刚好与吴慧先生的计算相符。所以，本书采用了吴慧先生的标准，在对明清时代货币进行换算时按当时一石米为现在153—155市斤的标准来算。
　　当然，对1石米应该是多少重还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著名经济史家全汉昇先生曾著文分析“石”的含义的变迁，认为清代官方所用的“石”（音shi），原指体积，清末至民国初渐指重量“担”（音dan），并通过米的体积和重量关系估计18世纪每石约为清斤。有人据此计算，米1石=担=140清斤=168市斤。民国以后，“石”变为重量单位，1市石等于156斤。＇参见卢锋、彭凯翔：《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2期＇
　　北京2008年春夏超市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一般是每斤2元光景。这样，假如明清的某个时期米价是一石值银子一两，那么当时一两银子就是值现在306—310元人民币，大致是300元钱。当然，在进行换算时，米价要有具体的依据，这方面有许多材料，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米价的资料相当多。比如在海瑞生活的明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全国的米价大致是一石米需银两，按这个标准来算，当时的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40元钱。我们可以归结一个换算公式：历史上某一时期一两银子值现在的钱＝310元（现在购买155斤米所需要的钱）/米价（当时购买一石米所需要的银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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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墉对联（1）
媒体报道说，2008年中央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热门的一个职位有3592人通过报考资格审查。3592人争一个职位，成功的概率还不到％，已经趋近于零。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虽然也算得上是竞争残酷，但也没到这样的分上。
　　中国历史上有确切资料记载的进士科考试始于唐武德四年（622）。唐代有个说法，叫做“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在五十岁考上进士，那么他还算是年轻（少）的。这足以说明考中进士的困难。要知道唐代的进士考试基本上是每年都有一次，录取的虽然只有二三十人，但参加考试的人也不过是二三千人而已，考上的概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概率已经使很多才华横溢的人痛苦不堪了。当时的考试考三场，关键的是第二场的“杂文”试，当时的“杂文”是诗赋，就是写一首五言律诗、做一篇限韵的赋。这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作诗著名的唐代诗人们最拿手的本领，但是最出色的诗人却深深地感到命运不由自己把握的痛苦——比如，杜甫参加考试没考上，韩愈考了三次，孟郊考了N次终于考上了，而罗隐却因考了多次没成功而断了考试的念头。还有李白，他没有参加考试的记录，也许他是不屑于应试，但不排除怕考不上丢面子的可能——这么说绝对是有理由的，因为考试考的是五言律诗，而李白对这个有严格音律要求的考试科目（诗体）并不擅长，既然以写律诗著名的杜甫都没考上，那么李白去应考成绩理应也不会超过杜甫，所以不去考试未必不是明智之举。
　　既然1％的概率已经是这么难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为了不到％的概率上考场？这个问题，也许晚清官场小说《官场现形记》里面的一个人能够回答。小说里一个叫黄二麻子的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看来看去”——经过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所以拿定主意，一定也要做官。”黄二麻子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所做出的结论和人生选择，看来也是符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选择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做官的“利钱”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不过刘墉的一副对联倒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布衣芒履”，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幅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座。”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是乾隆、嘉庆年间曾任内阁学士、大学士的刘墉（1719—1805），也就是时下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刘墉当时“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服朴素，“布衣芒履”，这也是符合情理的。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和历史机奥。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渐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座”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