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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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速度钱”及其他（3）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练”。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的位置估计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身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同样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么样算清廉呢？清廉是个抽象的概念，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陈御史之命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去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煞煞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两银子，一斤为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元，不到10块钱。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是“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一斤两，比猪肉还便宜一些，算下来每斤也就是大约元，还不到9元钱。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18元钱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很低，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是明朝建国初期的朱元璋时代确定和执行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1〕每个月1130元的工资的确不算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十来块钱的两斤肉。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2）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产，据黄仁宇先生估计，总共是40亩光景。〔2〕40亩地租给别人耕种，地租一般是收获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当时的广东琼州府）能够种双季稻（还有可能种三季稻），按道理一亩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总会有的，这意味着海瑞一家还有会二三十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海瑞家庭收入的情况。支出方面，海瑞的家庭，我们假设情况和2006年底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所呈现的情况一样，是海瑞夫妻两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个女儿，一家四口，三个成人一个小孩。这样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费呢？
家庭基本花费不外吃穿住行等项。先说吃。按照明清时人的说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石6斗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资里有实发的12石米，已经基本上满足三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口粮需要了。
再说住。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这就是住宅。帝国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样，在理论上各级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规模不同而已。淳安县衙建筑布局的图样还保存在著名藏书楼——宁波天一阁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版的《淳安县志》里面。从图中可以看到，中轴线最北端的“知县宅”便是县令海瑞一家的住宅，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相当宽敞。院落与前面办公事的大堂之间有一道门，人们所谓“走后门”，就是指绕过正堂，通过这道门，进入官员的私宅。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在这么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对欣赏花草没有兴趣，当然可以把花坛和空地整出来种瓜种菜。南方气候温暖，随便扔一颗种子都能发芽成长，所以他不怎么需要到菜市场上去买菜。事实上，许多与海瑞同时代的人都有过海瑞“种菜自给”的说法。有些材料甚至还说，海瑞不仅在衙门空地里种菜，还种稻种麦子，县衙成了试验田。
解决了吃和住这两大问题，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穿和行了。当了官之后出行有官方的驿站，不需要自己掏钱。关于穿，当时的绢一匹不过值两银子，和一石米的价钱差不多，布一匹则只值一石米价钱的20％。〔1〕在穿的问题上海瑞的确很马虎。嘉靖四十年（1561）冬天，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去拜见原来的福建教育系统老领导（学政）、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吏部侍郎）的朱镇山的时候，朱部长看他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一件丝质的破袍子，就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海瑞听了，便去置办了一件用黄石绢做的衣服。
我想无需再去仔细考证海瑞一家四口人一年需花多少银子了。《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一家，有刘姥姥和她的女儿、女婿及两个孙辈孩子，家庭结构和上述假设的海瑞家庭结构很相似，刘姥姥感慨说，贾府吃一顿螃蟹花了二十几两银子，“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第三十九回）。如果以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间做为刘姥姥生活的时代，那么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乾隆时代银子已经比海瑞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贬值得多了，两相比较，海瑞当官的收入可以比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刘姥姥一家还要宽裕得多。
海瑞当年生活的淳安虽然比较偏僻，但属于江浙一带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不少研究可以证明。有几位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需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需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需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30两银子光景。〔2〕从专业的研究结论来看，《红楼梦》里刘姥姥说的话大致是可信的，而海瑞任淳安县令的时候米价又相对便宜（一石米可能不到两银子），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因此可以说海瑞一家的生活并不困难，甚至已超过小康水平，根本就不会买不起两斤肉。这样就有了一个疑问：如果按照《大明王朝1566》所呈现的家庭结构，《明史》的记载显然就有问题。那么到底是谁的问题？海瑞的穷是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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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瑞的私生活（1）
问题出在《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似乎不想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写剧本。也许，真实的东西不够感人。海瑞家庭的真实情况与电视剧里面的情况相差很大。
海瑞四岁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海家三代单传，家庭关系比较简单。但是，在海瑞的妻妾问题上却显得迷雾重重，异常的复杂。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海瑞“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这个说法为许多著作所继承，比如易中天的《品人录》。以黄仁宇先生历史学家的素养，“三妻两妾”之说自然是有根据的，根据是海瑞同乡、侄女婿梁云龙所写的《海忠介公行状》。但是，同样是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有人说海瑞娶过六次七次妻妾，甚至以此认为海瑞在这一点上“认真太过”——意思大概是有点花心了。另外，攻击海瑞的人还有“九娶”的说法，并说海瑞自己年纪很大了（“瑞已耄”），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妻方艾”）。〔1〕《万历十五年》的说法不妨认为黄仁宇先生是相信“五娶说”。而“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