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革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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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按照各种时间表工作的个人越来越多，时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是，对准时正点的压力却放松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些过渡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由于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由于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由于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每个时间的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由于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所以，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将人类与财富时空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革命化。这一点本身就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即使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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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循环（1）
有史以来财富最大的地理迁移之一正在发生着，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动着。
正如我们正在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财富被创造的地点、我们选择这些地点所依据的新标准，以及我们将它们连在一起的方式。
结果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间动荡。这种越来越强的“财富流动性”将影响未来的工作、投资、商业机遇、公司的结构、市场的位置以及全世界所有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它将决定城市、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命运。
嚯，亚洲！
因为西方的经济在全世界主宰的时间是那么的长，所以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500年以前，中国——而不是欧洲，有着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领先世界的是亚洲，在全球可衡量的经济产量中，亚洲的产量占去了65％。
至少在西方，差不多被忘记的一个事实就是，1405年，一支由317艘船只组成的、随船水手和勇士有27 000人的庞大舰队开始了其七次远洋航行中的第一次。据史学家路易丝·利瓦希斯（Louise Levathes）所记载，这支舰队是由中国将军郑和率领的。郑和是位回教徒，皇宫中的宦官，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这支远航舰队探索了非洲的海岸、中东的亚丁湾，抵达了沙特的吉达和阿曼的佐法尔，为中国在整个印度洋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工业革命才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的迁移，才开始逐渐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聚焦点移到了欧洲。
然而，这种聚焦点却并没有在欧洲待下去。到19世纪末，世界财富创造的中心已经开始再次迁移，这回是继续向西，迁移到了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将欧洲经济所剩无几的领先优势也终结了。
1941年，就在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时代》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写道，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了。他写道，“美国必须承担起全世界行善者的角色，承担起喂养全世界人民的义务，因为全世界文明的崩溃使得全世界的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
确实从那时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第三次浪潮向知识经济过渡时起，美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霸主的地位。但是财富也在向亚洲迁移，一开始有股涓涓细流流向了日本，后来流向了诸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势头越来越猛。
打开致富的闸门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明确提倡改革开放并鼓励人们致富时，财富的闸门真正地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闸门开到了最大的限度，外国的投资汹涌而入。在过去的25年中，估计国外总投资额为5 700亿美元。
2002年，新华社将这股外国直接投资的洪流称之为“简直如奇迹一般”。2003年，以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巨额，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甚至超过了美国。2005年，外国直接向中国的投资额估计达到了700亿美元。
中国的赫然崛起是中国人民的艰苦工作、脑力劳动和创新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亨利·卢斯的故事线索说下去，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假如他能够活到今天，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历程，看到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给予的强大援助，他可能会感到既惊讶又满意。不过世人还是抱有一丝怀疑，认为这与行善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截至2003年，美国人已经向中国投入了440亿美元的巨资。美国也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仅在2003年就从中国进口了1 500亿美元的商品。此时，中国向全世界的出口额达到了4 361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5 000亿美元1。
那一年成为了亚洲的分水岭。中国大陆连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最大的5个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这还没有将日本包括进去，也没有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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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循环（2）
假如加上日本和印度，这亚洲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比欧盟全部25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或者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多出30 000亿美元。
因此，我们一直目睹的事实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正在以迅猛的势头在世界地图上迁移。这个势头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中国迁移到了欧洲、之后又迁移到了美国的意义。这整整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循环，将经济霸主地位又归还给了几个世纪之前其离开的亚洲。
“想想2050年的世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罗伯特·曼宁向我们提示：“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占全球经济的大约40％，世界信息技术工业一半以上的比重，以及世界级的高科技军事能力。”
但是这个大循环真的运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吗？今天的变化还能继续直线地或者说循环地发展吗？我们以后再回来谈论中国和亚洲的未来，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另一些随着革命性财富而产生的令人惊讶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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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1）
假设有这么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我们都生活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在这里创造的。这种奇妙的想法在互联网大爆炸的20世纪90年代晚期迅速滋生。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就连“空间”和空间关系这些词汇的真正意义此时也受到了质疑。许多数字迷（digerati）和互联网迷在大肆赞扬“无地点特性”。作家威廉·诺克以更极端的一种说法问道：
“如果地点变得没有关系了怎么办？想象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闭上眼睛就发现你来到了孟买或者巴黎，就好像《星际旅行》里的一架飞行器在帮助你。想象你和身居另一座城市或者同一座城市里不同地区的某个人疯狂地做爱。想想在同一个时间里你可以身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这就是没有地点的世界。没有地点的社会不存在，现在还不存在。”然而，他认为，强大的技术力量正在将我们推向这个方向。
还有人将电脑空间描述为“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地方’的领域”，甚至还描述为“一个平行世界的第一个例子”。对于他们来说，虚拟世界占据了所谓“无空间”的领域。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和夸张的描述，但是，就连电子字符也要存储在某个地方，某个实际的地方。它们在空间传送运行，而不是在非空间传送运行。
简而言之，数字化并不是将空间非物质化，它不能用“虚拟空间”来替换现实，但是它确实加速和方便了各地财富的迁移和财富的创造。
我们再回到地面上。随着变化的浪潮席卷着全球，随着一些城市和地区被快速推进到了未来，而另一些城市和地区被抛到了人们遗忘的角落，世界财富的版图正在以众多的方式被重新绘制着。在全世界范围内，明天的“高增值”地区现在已经出现了雏形。
昨天的地方
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曾是一个重要的重工业中心，有着众多的钢铁厂、铸造厂和汽车生产厂。今天，克利夫兰号称拥有全美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之一的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而且拥有以克利夫兰诊所为领头羊的庞大的医疗行业。但是该市的建筑和商店仍然挂着几十年重工业烟尘所遗留下来的一层黑皮。而且，克利夫兰名列全美最贫穷的大城市之首。它既是过去工业辉煌的牺牲品，也是现代变革中的牺牲品，因为第三次浪潮将美国其他的地方都带到了未来。
克利夫兰只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全世界其他烟囱林立的大城市也经历了差不多相同的命运，而这些城市又都是昨天工业财富的发动机。然而，这种局面不仅限于城市。随着新经济在其他地方的崛起，整个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在下降。
拿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做例子。10年前，正如《工业周刊》所说的那样：“稻田还是靠水牛来犁，但是有一排排的工厂生产着电脑微处理器、收音机、玩具和服装。在那里设有生产基地的著名投资商包括宝洁公司、雀巢食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三菱重工公司。”
数百万人涌进了这个地区，数百万个从前不存在的工作出现了。在过去的10年中，广东的人均GDP成为过去的4倍。
今天，广东和其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连同香港和澳门构成了全世界最强有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中心的过渡，将早期西方大烟囱工厂的许多制造业接手了过来。
但是，这并非他们的全部成就。因为广东不仅将目标盯在了第二次浪潮的未来上，还用一只眼睛盯着廉价劳动力的工厂工作消失之后的情形。它不仅在尽可能地抓住所有科技含量较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向第三次浪潮的知识密集型和高增值生产迈进。
因此，中国技术开发研究所注意到，广东正在发展的高科技部门包括诸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激光机器电子集成体系制造”等领域的公司。除了卡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的研究之外，在克利夫兰（或者其铁锈带的姊妹城市）找不到多少这些技术领域。所有这些都需要新的生存战略和新的财富地图。
第十章 高增值地区（2）
消除边界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新的经济现实再也没有必要与旧的边界和现有的力量关系结盟了。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写过一篇关于世界许多地方所兴起的被他称之为“地区国家”的文章，称这些地区为“繁荣的发动机”。根据大前研一的观点，中国集权化的政府“不管是经过深思熟虑与否”，正在按着公司化的路线重新组合自己的结构。他写道：“与许多的公司一样，中国正在将大多数的决策权力移交给‘企业单位’的层次，即那些自治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地区。这些地区相互间为争取资金、技术和人类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许多新兴的经济区域都越过了现有的国家边界。以这种方式，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正在与墨西哥北部的地区组成两大跨国经济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两个地区都会发展各自的跨国文化和跨国界政治结构。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赫尔辛基大学的地理学教授朱希·贾西雅农（Jussi Jauhiainen）也描述了这样的一些地区：从芬兰赫尔辛基延伸到爱沙尼亚塔林的一个地区；在芬兰和俄罗斯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边界两侧存在的一个地区，以及一个包括爱沙尼亚纳尔瓦和俄罗斯伊万格勒的地区。联合国也提议开发东北亚接壤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图们江地区。《金融时报》甚至推测符拉迪斯托克、温哥华和札幌三个城市要建立联系。由于诸多的原因，这三个城市的联系“有可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发电机”。
我们仍然在改变过去的地图，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各种关系。然而，变化速度的加快也意味着这些新的地图将会越来越具临时性，并且时刻准备着接受被当场废止或者改变地点的命运。因为，在革命性财富的体系内，没有多少东西是永久的。如果你还怀疑，你就向阿莱汉德罗·布斯塔门特（Alejandro Bustamente）请教吧。
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
1993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7年之内，墨西哥与美国的边界上一下子涌现出了3 500个生产家具、服装和电视机等各种产品的工厂，为来自墨西哥各地的工人提供了140万个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广东以及全中国都加入了廉价劳动力的德比战，墨西哥大约25万～30万个这类的工作沿着大循环的路线越过了太平洋。
这使布斯塔门特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当他所在的电话配件制造商Plantronics公司收到一份订单时，公司会打电话给布斯塔门特。尽管布斯塔门特在墨西哥的蒂华纳管理着该公司的三个工厂，但他必须和任何人一样来竞争每一份合同。布斯塔门特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美元（包括保险金），然而他还要与每小时只付给工人60美分的一家中国制造商来竞标。
这里没有什么奇特和新鲜的。墨西哥北部边界上许多经营者们都面临着类似的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是，让布斯塔门特尤其感到恼火的是，他所面对的竞争者事实上也是Plantronics公司的下属企业。
这可以算是外包的一个案例——将已经派往墨西哥的工作送给了中国。外包的做法尽管只涉及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是却遭致了严厉的谴责，而且引起了媒体的大肆炒作。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那些类似的争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就是财富和财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