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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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作家在写书时没有自己的灵感，多些模仿、抄袭，也只是区区赚了些设计费、稿费，比起建筑工程或整个社会中的回扣、行贿之类，真是小巫见大巫。为了自己的设计和文字被抄袭、剽窃而去打官司，劳神又费时，而且往往得不偿失。在建筑界，还没听说过有人因为抄袭剽窃别人的设计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这篇文章谈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读者们只要读到这里，不会没有感慨的。曾昭奋先生是位资深学者，他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令我感动。当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袭剽窃的文学界学术界的腐败者们惭愧不安。
就在那次会结束后，我与几位作家被衢州市请去采风。记得那是到达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她说她们已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联系了，会很快要来卷宗，重新立案，让我不要着急。并说两周内将给我一个确定的答复。
我问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卷宗这么长时间不拿回来，她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定的管辖地裁定书，没有及时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以，就悬置起来了。
她只轻轻的这么一句话，说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说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急着催我取回裁定书，他们怎么会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他们工作的衔接上难道会出现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这怎么可能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当时还是应该亲自去北京取回裁定书，而且，应该马上就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系，并询问他们什么时候索回天津的卷宗什么时候重新立案，什么时候开庭，总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着，你自己盯不紧你能怨着别人吗？你以为你是法院呀？你以为法院会像你一样对你的案子那么上心呀？何况这期间还不定节外生出什么枝来呢！
不管怎么说，不就是再等两周吗？我都等了快有两年了，两周又算什么？
两周是很容易过去。但一直没有消息。又过了两周，还是没有。法院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时，我问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信儿，人家告诉我两个月。结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儿，好在是等来了有利的消息，而这回已经等两个两周了，却还是不见音信。赵星奇催我再给法官打电话。我只好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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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的滋味儿（20）
法官的情绪显然不高，她说，已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气儿了，说是很快拿回来卷宗，但是，没有拿回来，我们也无法立案呀。我说，你不是说两周就能拿回来吗？她无奈地说，可是没有拿回来呀，我们也不好办。我说，那你们应该催一催呀！她说，那我们就再催一催。
又过了好几周，赵星奇又让我再打电话催问。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北京，直接到法院去问。
但我还是给法官拨通了电话。对方显得非常无奈。我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时，她有点欲言又止，她说，有些话，我也不好跟你说。我说，你们跟天津中院索要不行吗？她说，我们不能直接找天津中院，我们都是平级法院，关于管辖地的事儿特别敏感，我们要是直接跟人家要，这样犯忌讳，好像我们特别争着要似的。话里话外，透出了她们许多难言之隐，许多无奈。
我明白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又在操盘了。我说，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到底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她说，你还得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我拨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可是，没有人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确实不好打。好不容易打通了，对方的语气一点不像刘法官那么温柔。这不仅仅因为接电话的人是男士。我听说主任叫徐阳，于是，就找他，对方说不在。我只好说找傅国忠。他以一种警惕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您贵姓？他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对方不愿告诉我他的姓氏。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无法问出对方的姓氏。对方连姓氏都不肯告诉我，这使我真觉得心里不温暖。我说官司的事儿。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从天津中院那儿要回卷宗。他说你就等等吧。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不耐烦地说，到时候就会通知你了。然后，挂电话的声音也让你感觉有些无情。
这期间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并找到了审判长。我自报了家门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迟迟不肯将卷宗从天津中院要回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否有点儿不正常呀？我的语气是不带一点谦卑色彩的，甚至带着刺儿，也带着我这么多天的郁闷。显然惹得对方很不高兴的。他马上反唇相讥：判到天津时，七个多月没开庭，你怎么不认为不正常呢？
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倒也是，假如天津那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来之前就已经开庭了的话，那么，岂不就是另一番风景了？！
我劝自己，听天由命吧！
转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时，我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通知，要到北京来学习了。
我打算这一回到北京后，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找他们当面问问。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让我立刻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到北京去。于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拨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
我还是没有找到徐阳。也没有找到傅国忠。我又问他，你贵姓，他仍然不肯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他的口气很不耐烦。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给我个答复，否则，我将以我的方式采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拖个没完没了。我这是先给你们通报一下，别怪我到时候做出来与你们不利的事情。我越说越理直气壮，似乎带有威逼成分。
对方的口气显然软下来了，他说会尽快给我回话。
果然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口气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点打的电话，不过半小时吧，我就接到他们的回复。电话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张代恩打来的。他口气是谦和的，头一次令我感觉舒服。他说他们争取尽快跟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语气有些委婉地说，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他指完成任务可能是指他们纠正了管辖的错误裁定。不过，他又说他们有责任再帮着问问，催催，从中协调一下。他好像在帮我的忙，而不是他们应尽的法律义务似的。话里话外，拖了这么久，他们不将裁定书给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也不催促返还卷宗倒没有任何过失，而现在这时候肯于帮我忙，我还得感谢他们似的。他可真会说话呀！我心里并不痛快，但是，毕竟他说话口气很是客气，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末了，只能说，那我等着你们的准信儿。
3月4日，张代恩又打来电话。他问我，这期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找过我？我说从没找过！他说，他们正在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让我再等些时间。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来？
他好像特别关心我去北京的时间。我说，我随时可能过去，最迟，也不会超过月底的！我的律师说，这回你的电话肯定奏效了。他们特别在意你去北京，因为北京正在开两会（人代会、政协会），你这时去，他们怕你上告。这就是天时，这就是中国特色。聪明的打官司人，是应该善于抓住这种机遇的。
果然，我的律师的话应验了，没几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我们觉得不能再拖了。她还跟我说了开庭的时间定为5月13号。到时，她说会给开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我在北京期间，去中院取回开庭通知，也给他们送去了有关证据材料。当时，已经是进入了非典时期，北京街头杳无一人。我戴着两个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出租车上的广播格外令人恐慌：说是二小时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医院，男的多大的年纪，女的有什么特征，哪位司机拉到这两位乘客请马上到什么地方去云云。我当时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出租车司机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说的就是我乘坐的这辆车，那么这个车内就会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21）
到了方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收发室里的人极少，偶尔见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处还有机场安检的措施，看上去，没有一丝温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这么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时期，非典时期是不应该出门的，而我又不得已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而为之，越想越沮丧。
法官这时从里面出来会见我。她戴着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她还戴着手套，她在接过我的证据材料时，白手套显得格外明亮，像蒙着一层霜。我这是头一次见到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的女法官，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轻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非典，开庭的时间顺延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沈阳。从北京回去的人被视作洪水猛兽，我被软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我开庭时间确定在7月24日13时30分。
这时候，我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开庭时，我没有出席，我的律师全权代理。张建伟也没有出庭。开庭前，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对方要求庭外调解，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同意。
我的律师到了北京后，对方也提出要调解，我的律师也说同意。但是，一谈到调解条件，他们连最起码的侵权都不承认，调解只能流产。
开庭之后，一些记者给我打电话要采访我，我已经心灰意冷，我一概让他们找我的律师。
大概是开庭后第三天吧，审判长刘法官打来电话，她说，张建伟的律师还是希望庭外调解。
我说，他们不是不同意调解吗？审判长说，他们一出庭态度就变了。他们还是希望让我跟你商量一下，他们说你的律师态度太强硬了，希望跟你说说。
我说，你看呢？法官说，这个权利在于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觉得他们翻来覆去想调解，真正到了调解时，他们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义尽吧。
我说，你觉得能调解吗？法官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也算仁至义尽？我说，那好吧。
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是陌生的：
“你是刘元举吗？”我说是的。
“我是张建伟。”
我说什么？对方重复一句：“我是张建伟呀！”
我说别扯了，你别冒充张建伟了。
对方笑了：“我真的是张建伟。我在青岛拍电视，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还以为哪个哥们儿冒充你打电话寻开心呢！
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显得非常轻松随意。
他说，开庭时他没出席，我说我也没出席，他说他知道。他在电话中提出希望和解，我又一次同意了。他问我近期是不是在沈阳，我说可能出去三两天吧，基本上都在沈阳。他说等双方律师研究定个准确时间吧，我说可以。
这是张建伟头一回给我打电话，我不应该怀疑他的动机。即使怀疑，我也不应该拒绝。
过了两天，他的律师打来电话，与我的律师商量和解的事儿。地点嘛，自然定在沈阳。商量的时间是本周内。当时是周一。本周内，就应该周五以前吧。我们等着他们的到来。我想，这一回，他们可能没啥侥幸心理了，所以才想着和解吧？
但是，到了周五这天，他的律师才来电话，他说，下周吧。这周二、三两天，张建伟忙不开，有事儿，周四、五，是他这边有事儿忙不开，就只有下周了。赵星奇说，下周也应该有个准确时间吧？不能拖得太长了。对方说，那就周二吧，我给你打电话。他问我的律师：你们能不能说说有点什么想法呀？赵星奇说，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没有什么。得听听你们的想法呀！对方显然在试探，然后就定了，下周二电话再联系。
到了下周二时，对方律师没有如期来电话，我的律师只好给他打电话。他首先问我的律师，有没有什么条件，最好先说说，否则，老远的去一趟沈阳也怪费事的。我的律师说，那得你们提出条件。对方想了想说，张建伟使用了刘元举的著作没有经过刘元举，这显然是不对的，张建伟要向刘元举道歉，但是，刘元举给媒体说了那么多伤害张建伟名誉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张建伟道个歉呢？！
我的律师一听，这哪是话呀！就这个态度还有什么可和解的呢？你抄袭人家的作品，人家如实说了，难道还得给你道歉？岂不是强盗逻辑？！就像你偷了人家东西，人家告诉别人说你偷了，而你却因为将你偷东西的事实披露出去，也构成了道歉的理由？！亏他能说得出口，这叫什么和解？
至此，和解的大门永远关闭了！
我的律师认为这纯粹是强词夺理。看来，他们又一次耍弄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给法官又打去电话，如此这般陈述一气，于是，只有等着法院的判决了。我真不明白，张建伟既然没有任何诚意，他还要求什么和解？这可能吗？！事到如今，他还不知道面对自己的错误？他是抱有什么样的幻想呢？他到底怎么回事？
在双方交换的证据当中，我终于读到了张建伟亲笔写的《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前后》的文章。这篇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文章是一份自供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种侵权经过的认知。
打官司的滋味儿（22）
“《西部生命》一书作者刘元举诉讼我在《蝉蜕的翅膀——秦文贵的故事》一书中侵犯其著作权一案，至今已经两年半了。
“此前，许多媒体和网站发表了许多未经核实的、对我进行不负责任的诽谤性文字，使我的名誉遭到了损害。
“媒体和网站记者多次提出对我进行采访，但我始终遵守###和团中央�
